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姜飞

　

B.A.利西奇金，л.A.谢列平，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在他们合作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错误的知觉是导致鲸一类高等动物死亡的原因。鲸是‘自愿’冲上海岸的。看来，等待现代消费社会的也将是这样的结局。人类很可能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上，它的未来将是建立一个新型奴隶社会。理由是：在古代，奴隶制建立在作用于人的肉体基础之上，而现在，则被信息作用所取代。”[①]

鲸鱼是海洋中最庞大的动物，深广的洋面是他们的乐园。就像远洋巨轮搁浅在海滩上，浅水洼无法为鲸鱼提供足够的浮力，在无法获得帮助时，面对它们的就只有死亡。鲸鱼凭本能，但海洋和气象的变化却为它的本能提供了错误的信息，它冲上了海岸，坐以待毙。

前苏联广大的受众群就是这样的鲸鱼，当他们已经不相信以前的灯塔时，新的灯塔却为他们提供了某种错误的知觉，于是，前苏联这艘巨轮就被迫搁浅了。这是当前信息以及围绕信息的传播作为人类生存背景乃至国家战略的情况下，信息的流动决定个体的生存状态一个极端而又典型的例子。

信息是海，而人却只能活在媒介所打造的孤岛或轮船上。当电视最终将人们的视线从具有空白的、断层的、静态的文字中扯开，聚敛到一个狭小的屏幕上，当记者的相机用狭小的取景框取代人们的视野，并且现代传播手段已不断用这样的“局部事实”、“现象客观”、“部分真实”的东西强化这种趋势的时候，大众传媒已经从最初的启发人的心智、延伸人的感觉，从而让人们对历史、对世界有更深远和宏大的认识的层次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转变。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认为，“失去控制和无组织的信息在信息社会里并不构成资源，相反，它将成为信息工作者的敌人。”[②]大众传媒已经在取得文化话语权的过程中构造了所谓的“媒介文化”，并以此文化之湖取代海洋，开启了受众媒介化生存的历程。然而，这个“媒介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其实质是某种“伪文化”？构造这个伪文化的主体是谁？主体的特点？以及这个媒介化社会的未来？这一系列的问题是当前所有的批判学派或具有批判意识的人批判的起点。

　

谁是主体

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中提到，“电视新闻是集体的产物，这个集体并不限于某个新闻编辑小组，它囊括了整个新闻工作者群体。人们常问：‘谁是话语的主体？’话虽是自己说的，但谁也不能肯定自己就是这话的主体。”[③]那么，接着布尔迪厄的话，谁是媒介话语的主体？

事实上，追问媒介话语的主体究竟是谁是件徒劳的事，就像我们事实上无法确认谁是这个社会真正的统治者。因为媒介生产不是简单的商品生产，可以不断上溯从而找到工厂的总经理这一主宰者。当西方启蒙现代性的代表宣称为社会上的每一行动都能找到一个主语的时候，这些所谓的“主语”在社会生活中博弈的结果，就是这些“主语”的自我解构——由登临绝顶，览众皆小而化作普通而又朴实的‘结点’(site)；由创造语言，主宰话语，变成话语的奴隶。特定的文化规范以及由这种规范所规定的话语在冥冥之中支配着主体。

这样一个变迁，导源于主体遭受的三重异化：语言的产生，将言语与发表言语的人分离，这是主体的第一次异化；图象的产生，将媒介主体与其广阔、细微、复杂的背景分离，这是主体第二次异化；电子媒介的产生，将主体与所有有关主体的一切，甚至主体自身思想分离，这是主体的第三次异化。因此，在后结构主义的观点下，主体被从某个中心的或舞台主角的位置拉下来，主体已经“被剥夺了作为意义之源以及意义主人的地位”[④]，只留下虚拟主体在狂欢，而真实主体则集体解散，回到了身体——他来源、生长和存在的地方。在这里，主体将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他将依赖于身边的说者（不再是单一的权威）以及他和其他主体（包括社会主体、政治和他人等）的关系来确定。换句话说，主体已经完成由绝对主体到相对主体的置换。

此时，主体变成某种模糊的集体称谓，他时而具体，时而抽象。我们只能根据他走过的痕迹总结和判断他的行为，只能根据他的外围勾勒他的内核。主体消失在地平线上，媒介话语就是这样的地平线。主体看似“泯然众人矣”，但事实上，他却从此得大解放，以无比灵动的审美知觉重掌媒介话语权——即使历史已经终结于媒介。

主体审美知觉的几个阶段

　

在传播过程中，主体的审美知觉分为这样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接纳。这是一个审美知觉的呈现过程。受众的感觉器官与传播内容的初次接触，带来的是主体和客体的初级定位，包括分化和融合两个步骤，此阶段由于还没有理性判断的全面深入地介入，因而，这一阶段是传播的审美感知的起点。

第二阶段为过滤。信息内容进入主体的感知觉系统，主体从意识上倾向于将其初步感知到的信息内容客观化而成为一些知觉表象，这些知觉表象的形式和存续的过程即是主体调动知觉储备进行过滤的过程；同时，这样一个过程也有了想象的介入。当然，从客观性的角度来分析，传播的审美知觉需要对想象加以抑制以保证传播内容在主体知觉中的本真呈现。

第三阶段是博弈。主体对在自我知觉中呈现的诸表象进行反思和感受，而此时极端个性化的理解力适时介入而使这种思考具有了理性的色彩；审美知觉却需抑制这种可能导致刻板哲理化倾向的理解力的介入而引导主体的反思进入一种纯个人感受性的轨道，在这个轨道上，有着太多的基于人类本性基础上的通感性认同，传播在第二阶段制造的诸表象会在瞬间与这些认同相连通而形成舆论。当然，理解力的被抑制（彻底）终归是理论上的假说，而纯理性的轨道也同样有着一些基于本然追求上的共鸣，诸表象也会与这些共鸣审慎相和，但形成的是个人性的理性思考而难形成舆论。

事实上，主体的反思与感受的过程中是不能没有理解力的身影的。纯粹的感觉和纯粹的理性是同样不可思议的，因此，理解力作为传播审美知觉形成的点缀就只有在主体审美知觉形成的前提预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这个前提预设亦非从伊甸园中带来，而恰是在一系列的接纳——过滤——博弈，或感觉——表象知觉——审美知觉的过程中雁过拔毛一般储备起来的，稳定而有力。事实上，这三个阶段暗含了丹斯（Dance）和拉尔森（Larson）所提出来的人类的传播三种无需意识的努力就能被人意识到的功能：联系的功能（the linking function）、精神功能(the mentation function)和调整功能(the regulatory function)[⑤]。从这个意义上讲，成功的传播应该是在确保传播内容和形式与主体纯感受性认同无意识相和的前提下，向着主体的理解力储备进发，以期在那里找到稳固的基础。在传播效果的最高峰处，主体的理解力和审美知觉都得到最充分的调动和显现。

当然，这种成功的传播的实现绝不是所有主体的成功，而是掌握了话语权的人、机构和组织进行的叙事和阻止他人叙事的过程。媒介话语是一种叙事。没有单纯的叙事，叙事本身就是在阻止叙事。道理很简单，话语权是有分别的。对于“权”，有差异。并非任何一个人或组织掌握了发言的工具就具有了话语权。因为，动作的发出方可以有“权力”，但不一定实现“权利”。表现明显的就是在效果上，话语并不能达到他最初设计的目标效果，甚至有时受众连耳朵都要堵上，此时，话语反倒成了噪音。还有一个检验的问题。也许最初的话语从形式上看是“乐音”，并能使受众在一定的时间段内闻之起舞。但经过了一定实践的检验后，其合理性的基底与内核被普遍质疑，受众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其他可能给他们真理，哪怕是真理感受的东西。此时，话语权就从式威而逐渐淡出最终被剥夺。因此，话语权是一种生物，他需要随时的阳光、雨露的滋润，通过与时俱进的审美化的系列叙事和叙事系列来不断修正自己，以能捕获受众，从而巩固话语权。

　

作为主体运动“场”的媒介话语

　

可以肯定的是，在以上的主体审美知觉形成过程中，折射着媒介的构造其自我文化的影子，当曾经沧海的主体置身于媒介时，当且仅当主体具有这样的审美知觉并遵循着这样的审美知觉形成过程进行活动的时候，他也真正把握了媒介的话语权。

从标题、导语、到五个W和一个H的填充，都已经构成了媒介言语的范式，同时也是日益成熟的主体接纳媒介言语的管道。媒介言语如棋盘，主体如棋子，媒介话语如规则。媒介话语不在场，但演绎的将永远是“马走日，象飞田”的故事。没有了这些，棋与下棋的人都成了莫名其妙的东西。媒介话语在将主体整编到媒介场，通过传者的独特作用以及传者所依托的语境试图再现受者无法独立完成的对世界的认识。因此，媒介话语的本体性就在于它与客观事实的联系——如棋理与棋子的联系——并且将这种联系审美地呈现出来。同时，媒介话语的本体性还说明，话语本身不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存在物（话语在行为、判断、知觉上的的不自足性），而是一个控制其他又受其他控制的场。此时，媒介话语中的“传者”只有是某种意义上的“民选总统”时，他才不脱离主体而具有生机。他操持着最普通的言语，构建着最复杂的话语。但他又必须时时从他的“宝座”上走下来，或至少时不时地把自己的耳朵和嘴巴出租给合适的人选，用纷飞的词语和善睐的眼眸捕获最大量的心。“从众”？——阿希(S.E.ASCH)博士将“从众”归结为个体在群体面前的投降，事实上，不管是主体行为的歪曲、判断的歪曲、还是知觉的歪曲[⑥]，都是话语这家伙在作怪，掌握了受众的话语主体一如掌握了群众的理论，成为话语整体的大股东，他可以轻松击败任何一个小股东，同时，又通过他灵动的联合实现整体上的成功操盘。

当球杆在空中划过优美的弧线，球应声落洞时，我们环顾四周，碧草茵茵，清风习习。话语，就是主体的运动场——当弧线优美且碧草清风相伴时。否则？

主体：配带着假肢的上帝

　

否则，媒介就是孵鸭蛋的母鸡，不知与谁为邻，亦不知与谁默契。主体不再审美，配带着媒介假肢冒充上帝。

媒介话语是媒介语言的二度社会化。因为媒介语言是从广义社会化的媒介言语中来，而媒介话语则要把理论化以后的话语再投放到社会中去，从媒介言语和媒介语言的背后去发现更多更深刻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媒介一不小心就成了这只孵鸭蛋的母鸡。

媒介最初的作用是传播经济发展信息（船期、货物购买与出售）和传播政治消息（官员的升迁）。对于媒介的文化作用是在第一次世界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以及以后对媒介效果的研究中发现的，同时也是人类科学技术发展从而对媒介技术发展提供巨大及时的支撑的结果。当媒介的社会作用提升到被称为“第四权力”并对社会文化的发展施加持续的和深远的影响的时候，媒介已经甩落身上的泥土（单纯的信息渠道所带来的对媒介作用的局限），跻身于人文社会科学群落而表现得不同凡响。而在思考这样的一个时刻的时候，普利策功不可没。他功劳除了给新闻行业一个专业的支撑体系外，最主要的，从新闻学科在大学里开设课程并招生开始，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百花园里，又多了一支新花。

这支新花从信息简单的穿梭中完成了自身的原始积累以后，已经在做着垄断的梦。垄断，用列宁的话来说，是垂死的象征。这句话依然有它深刻的价值，尤其是当这种垄断发生在文化领域。媒体对自身影响力的不懈追求以及文化经济、政治经济的融合已经使媒体日益走上了自大狂。它在媒介着信息的同时又作了很多其他的事，比如改造人类的思想。它和科学主义合流，制造了现代性的桎梏戴在发展神话迷惑下的人的头颈，人类变成马尔库塞所谓的单面人；它和殖民主义合流，制造了美国对墨西哥的侵略，把解放的神话强加给墨西哥和世界人民，人类变成了空心人，沉浸在喋血的狂笑和新世纪人血馒头的馨香。这样的解放的神话还在流行，一直到当今世界；它和消费主义合流，制造了消费拜物教，把孔方兄套在人类号称无比灵光的大脑上，让人群像逐臭之夫在地球表面上隳突乎往来；如今，它又和恐怖主义合流，协助制造了人间地狱。所有的想象空间都被“第五壁”和电脑屏幕上闪烁的光标所占领，不单单是萨义德所批评的媒介语言的退化[⑦]，是人类在退化。人类足不出户，却号称领袖群伦。不同于始祖鸟从地上飞向天空，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在延伸人类的四肢。不！媒介是在给人类安装假肢。“人类已经主动臣伏在科学技术的威力之下，从我们幼年时代起，后者就将我们笼罩在其不容置疑的（尽管是不太舒服的）神威之中。正如弗洛伊德所言：‘人类似乎已经变成了某种配戴着假肢的上帝。配戴上所有辅助器官之后，他的确仪态威严，但这些器官并未真正生长在他身体之上，所以仍不时让他烦恼不已’”[⑧]。弗洛伊德虽然没有明确说媒介，但恰恰是媒介才有这样的功能和结果。

如索绪尔所说，“想要制成一种不变的语言，让后代照原样接受过去的人，好象孵鸭蛋的母鸡一样：他所创制的语言，不管他愿意不愿意，终将被那席卷一切语言的潮流冲走”[⑨]。媒介主体，请问你与谁为邻？意识恐怖。与谁默契？虚拟主体下更虚拟的影子。

媒介是对人类想象空间的整体殖民。媒介已经可耻地充当起狭隘和自我的贩卖机。你只需要随机付出5角钱或每月交上10元钱，你就可以买到某些政治家的空想和记者的杜撰以及诸多的一孔之见、一孔之影。人类曾经用宗教、文学、艺术等美好的东西来把自我有限的能力放大到无限的想象空间中去，并在这样的过程中前赴后继地创造了积累至今的伟大文化，并且，最主要的，在这样的过程中，人类的自我美感的享受程度也达到了最大化。如马修·阿诺德所描述的：“人类精神的理想在于不断地扩充自身、扩展能力、增长智慧、使自己变得更美好。要实现这一理想，文化是不可或缺的帮手，这就是文化的真正价值。”[⑩]我们可以试想巴黎人民在星期五纷纷去聆听柏格森哲学演讲的盛景。但是，如今人们把他们所有的时间都投于媒介。当人们的视线从宇宙无限美好的遥瞰中集中于几版，至多百十版的字纸或者是几十英寸的屏幕的时候，人们变成了羊，这些媒介变成了头羊，于是就有了对希特勒及类似人物万千的欢呼。谁是主体？不再是宗教、文学、艺术等所概括的美好。媒介充当了主体，言说着假肢的主体，也替假肢主体言说着，真正的主体缄默着。

媒介话语就在这样的过程中成了世界的影象，制作精致的影人发着幕后的话语，自我沉醉于日渐拉长的影子。锣鼓磬铙钹暂停，刀枪剑戢斧入库，只有媒介自我在享受孤独。收场了，这个媒介自我究竟有多长的阳寿足够她感受和享受这个孤独，很难说。影象、影人、影子，拒绝矫情，因为他没有思想，也不能思想。因此，媒介话语事实上是一种无主体性的主体言说着他者的话语，在选择中铸造他者的选择，在选择中迷失选择的自我。阿尔文·托夫勒在《未来的震荡》曾说：“有时选择不但不能使人摆脱束缚，反而使人感到事情更棘手，更昂贵，以致于走向反面，成为无法选择的选择。一句话，有朝一日，选择将是超选择的选择，自由将成为太自由的不自由。”[11]由之反思媒介提供给我们的生态，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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