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交通违法处罚标准想到的
《福建省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5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办法较之过去的规定，对交通违法行为的处罚标准进行了大幅调整，其中超速、闯红灯、乱停车等处罚标准都已降低，乱鸣喇叭、行人闯红灯等普通显见性交通违法行为，也由此前的罚款改为先警告后处罚，这一彰显人性化的执法，相信会改变人们以往对交通执法就是“执罚”的看法。
《道路交通安全法》为了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秩序，对交通违法行为规定了处罚标准，这些处罚标准都具有一定的幅度，留有一定的弹性。比如第九十条就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这就意味着同样的违法行为，可能遭遇不同额度的行政处罚，当你违反了该条规定时，罚款20元与200元都是符合法规的。
人民日报前几个月就报道过这么一起案件：去年8月2日，周文明驾车行驶至云南省文山县境内省道210线某处时，被该县交警拦下告知其行驶速度为每小时90公里，超出该路段每小时70公里的限速，被处以罚款200元，记3分的处罚。作为律师的周文明认为，罚款200元的上限处罚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属滥用处罚权，向文山县人民法院递交了行政诉状，请求法院判决撤消交警处罚决定书。法院经审理后判决周超速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交警处罚程序合法，运用法律正确，但根据超速未达50%的情况，交警上限罚款显失公正，应予变更，判决对周罚款80元，对违法行为不再扣分。法院判决后，文山县交警即提出上诉，认为文山县所发生的交通事故，主要原因就是超速行驶，文山县交警根据自由裁量权，对超速行驶一直都是实施上限处罚的。二审法院今年初最终认定了文山县交警的处罚。
仅就这起案件的判决是否合理已无需过多评说，但透过这起案件带给我们的最大思考，则是如何正确行使、合理限制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问题。所谓自由裁量权，指的是行政主体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和范围内，依据法定职权和法定条件所享有一定选择余地的处置权力，它是行政主体提高行政效率所必需的权限，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针对不同的情况处以不同额度的处罚，以体现公正。但在现实中，行政执法人员由于主客观原因，执法时容易受到经济利益、情感情绪及业务素质的影响，出现行使自由裁量权过于“自由”而导致的处罚不当、滥用处罚权的现象，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了，屡屡发生的“同案不同罚”的“人情案”、“态度案”，不但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腐败诱因。因此，如何减少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负面效应，合法、合理地规范和行使自由裁量权，公平公正执法，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法制需要。
约束自由裁量权，如何细化法律法规的处罚规定显得十分重要。据报道，泉州市泉港区为了压缩执法的“弹性空间”，从去年6月起，开展了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工作，他们选择了交通局、工商局、交警大队等6个部门作为试点单位，按照不同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行政相对人主观过错等因素，采取“四级四档阶梯制”，将执法自由裁量空间细化分成轻微、一般、较重、严重等四个阶次，罚款数额也相应确定了“坐标”。同时，处罚裁量标准实现表格化、数量化和规范化，使得自由裁量不能随心所欲，收到很好的效果，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另外，细化的自由裁量标准应该向社会公开，让群众知情，这样公众可以对照自己的违法行为，得出行政机关将要给予的量罚尺度，让大家看得明白。如此，执法者的执法既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当事人的认可，也有利于社会公众的监督，进一步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当然，如何约束自由裁量权的问题不仅仅是行政机关的事，审判机关也情同此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