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朱清时校长的网评
朱清时应该是继蔡元培、梅贻琦和马寅初之后中国少有的有思想的大学校长，真正的教育家。当今的中国，大学官场化，企业官场化，全中国人都成了名利场中的势利之人，难得看见有思想、有见地的学术性官员，学者型校长。从这里，我们仿佛又看见了中国教育的一丝微弱的希望之光，和中国这个民族的希望之光，这是远比什么“神七”重要得多的一丝光亮。但愿这丝光亮能渐渐明亮起来，成为照亮中华民族的前程的世纪之光。
朱清时退得太早了，他才62岁。
(2008-09-27 22:20:58)
朱校长何止在教育上有如此建树，他是享誉世界的大科学家。才华、智慧之高让人敬仰，治学之严谨、思想之深刻让人叹服！
离开得太早了，他对社会的作用没能完全发挥出来，是谁的遗憾？
向朱校长致敬！
(2008-09-28 12:58:01)
中国科技大学因为朱清时以及近十年来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一所值得大家尊敬的大学
(2008-09-27 10:15:11)
中科大的成就是实实在在的，没有经过半点虚饰与浮夸，这充分表明了科大主要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和心系民族教育大义的气魄与精神，科大的教授虽然压力很大，但心情相对来说不算压抑，他们有幸没有受到折磨很多名校的“衙门”气象的烦扰，科大相对是一片神圣的科研静地。
(2008-09-27 10:34:00)
科大做的是基础理论研究，中国现在还有几所大学是踏踏实实做基础的。应用研究也许能救活一个企业，但没有办法改变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正是这些你认为无用的东西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科技核心。当年科大为中国的核工业培养了无数的人才，今天依旧在各基础领域奋进。科大的教授总是踏踏实实的在做学问，而不是去当老板，这才是真正的大学。
(2008-09-27 13:41:26)
敢说真话的名大学校长，以前知道有纪宝成，现在知道有朱清时，向他们致敬！人才难得，良知更难得。
(2008-09-27 13:45:00)
顶
[原帖] 新浪网友 IP:222.209.236.*(四川)
中国的高校还真的有这么一片净土吗？如果是真的，太难得了
2008-09-27 12:43:16 新浪网友 IP:121.35.246.*(广东深圳)
朱自清校长是一位正值的忧国忧民的有良知的大学校长，他发表的言论言辞恳切、鞭辟入里、切中时弊，我非常欣赏，希望他退休后继续多做些利国利民的事，人民会记住他的！
2008-09-27 16:11:29 新浪网友 IP:122.89.123.*(江苏盐城)
这本是清华的特有教学理念,不过跑到中科大了.不知最后跑到哪?希望中国还有一所真正的大学.
2008-09-28 09:11:20搜狐上海市网友 IP:219.233.81.* 和朱清时相比，北大清华的校长简直就是垃圾,去死吧！！
2008-09-27 09:42:56搜狐南京市网友 IP:121.229.181.* 朱清时是他同时代中国最好的校长!!!!!!!!!!!!!!
2008-09-27 09:15:30搜狐辽阳市网友 IP:已隐藏 中国的名牌大学就缺少象朱清时这样的校长,强烈建议建立一个合理的制度,挽留这样的人物.为中国的教育事业继续做出贡献!
|
朱清时的精神遗产不应“退休”
|
(2008-09-27 01:49:25)
|
□王石川
朱清时还有一句名言："做校长，重要的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没做什么。"这种清醒的认识，应该成为当今大学校长的座右铭，也值得教育部门的官员深思。朱清时转身离去了，他的精神遗产不会离开，向他致敬的最好方式就是革除乱象，办好真正意义上的大学。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决定，许武同志任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侯建国同志任校长。由于年龄的原因，郭传杰同志不再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职务，朱清时同志不再担任校长职务。(9月26日《安徽日报》)
朱清时，这是一位让人尊敬的“老人”(尽管他不过62岁)，在他主政中科大的10多年里，中科大缔造了无数传奇和辉煌。可以说，中科大的荣耀就是他的荣耀。朱清时的时代渐渐远去，但他的精神遗产不会、也不应消隐。
一所大学能够声誉鹊起，能够俊彦辈出，靠的是悠远而笃定的大学精神。何为大学精神？
以学生为本———这从院士不是忙于走穴，而是为本科生上课可以看出。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国良说：“教授不给学生上课，那还叫教授吗？我现在已经70多岁了，每年依然给本科生上课不少于400课时。”
以教授为本———目前中科大校园内最好的宿舍楼，是上个世纪90年代给教授盖的。民主办学，拒绝官本位。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004年科大进行机构改革，机关有48个处级岗位公开竞聘，根本没有出现一些地方几十人争一个处长的“火爆”场面。正如有人称，在中科大，“当官”做管理就意味着奉献，意味着服务，意味着辛苦，意味着可能失去单纯当教授做研究的自由和清闲。
以学术为本———拒绝喧嚣和浮躁，拒绝跟风，当年许多大学大行土木，甚至不惜举债，但中科大不为所动，朱清时说，“科大的精神不允许办公楼盖得很豪华”。
毫无疑问，中科大取得今日成就，与前辈筚路蓝缕分不开，也与朱清时薪火相传分不开。向朱清时致敬，既因为他缔造了中科大今日的荣耀，还因为近年来他以大学校长身份所发出的许多有良知的声音。
且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他的一些名言：现在大学的行政化趋势越来越强，大学像官场；应试教育阻碍创新人才培养，而高考则是控制应试教育的那根“魔棒”；高校学科建设也需要“宏观调控”；这些年我们社会、校园盛行的浮躁文化严重影响、制约了创新可能是原因之一，关于浮躁文化我想举一个大家都能看到而且已经司空见惯的例子，那就是包括校庆、院庆、所庆等在内的庆典文化的流行；高校评估该停了……
可以说，每一次发言都引起了公众热烈响应，究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发言或多或少击中了教育乱象，都映衬了纷乱而怪诞的教育界现实。朱清时何以能够毫无顾忌？这首先是一个学者的良知所在。日前，《科学时报》采访朱清时时曾问：最近，包括两会期间，我们发现您有很多观点和声音出现在媒体上，为什么？朱清时是这样回答的：因为我知道我退下来以后，就变成一个纯粹的学者了，说话就没有现在的分量了，我自己有点紧迫感。我必须要把积压很久的话说出来。我不是为自己。
解读这句话，有两点不能不提，一是朱清时作为名校的校长，敢于发表激烈的言论，敢于直言教育界的种种痼疾，正是缘于一种责任感。同时，朱清时选择在退休之前发言，这种策略反过来证明当前的教育乱象背后有着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利益联盟何其强大，要改变何其难矣！联系到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退休前说的一系列真话，引起巨大反响。谈及原因，张保庆说，反正我要退休了。无论是官员还是名校校长，等到退休前才敢说真话，才能多说真话，真令人百味杂陈。
朱清时还有一句名言：“做校长，重要的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没做什么。”这种清醒的认识，应该成为当今大学校长的座右铭，也值得教育部门的官员深思。朱清时转身离去了，他的精神遗产不会离开，向他致敬的最好方式就是革除乱象，办好真正意义上的大学。 |
朱清时，化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高等研究院院长。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和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美国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和加拿大国家研究院的客座科学家，法国格林罗布尔、帝戎和巴黎大学的客座教授，并作为英国皇家学会客座研究员在剑桥、牛津和诺丁汉大学工作。曾获1994年海外华人物理学会亚洲成就奖和1994年国际著名学术杂志《光谱化学学报》（Spectrochemica Acta）设立的汤普逊纪念奖。
［科学时报 杨虚杰 报道］对于朱清时院士个人来说，2008年是个重要年份，不久后他就要在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位置上“光荣退休”了。今年仅才62岁的朱清时，已经做了2年副校长，10年校长。
他似乎永远是走在前面的人：1974年，“文革”还未结束，他已经开始大科研项目的组织实施。1978年，科学的春天刚刚来临，他已经准备走出国门，接受最前沿的科研浸染。1991年，在他45岁的时候，当选为当时最年轻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的选择有时异乎常人，他的做法有时违背潮流，他的思想有时也不那么主流。甚至，他的追求也不那么“与时俱进”。
其实，他成长的年代并非英才辈出的年代，他所处时世也并非“时世造英雄”的时世。有人说人生重要的就那么几步。朱清时说，人生的确有几步是非常重要的。但他每一步都认真走好。
追寻他的内心世界，若不是他对自然科学轻而易举地驾驭，或者他更应该是个诗人、思想家、哲学家。在他还是一个少年时，他就被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简约与气度吸引，从此，他都在追求这种美。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谁解雪芹红楼之味？
“大学毕业分配 去青海是我一生最大的机遇”
今年是朱清时大学毕业40年。1968年12月，朱清时从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毕业，来到位于西宁市郊区的山川机床铸造厂当了一名修炉工。这样一个当时被所有人都认为不可思议的选择，是朱清时遵从自己内心意愿做出的。40年后的今天，他说，大学毕业分配去青海是我一生最大的机遇。在他毕业26年以后，那时他已经成为中科大的校长，接到同班同学的一封来信，信上说，朱清时是“替”他去了青海，朱清时就感谢他，给了自己一个机会。
《科学时报》：今年是您大学毕业40年，对您来说，最重要的经历是哪些？
朱清时：1968年12月我们毕业分配，这是我一生中最有戏剧性的一个转折。还记得是一男一女两个工宣队人员找我谈话，他们问我愿不愿意去天津塘沽盐厂当工人，然后又问我去青海西宁的山川机床铸造厂如何。当时在我心里，青海和天津完全是一张白纸，青海在我心里充满了天苍苍、野茫茫的辽阔诗情。我就说，天津和青海我都愿意去，服从分配。很快谈完，工宣队人员也很高兴。出门有同学打听，我一说结果后他们就跺脚说，哎呀，青海怎么能和天津比呢？这句话让我的心凉透了。一句话说错，影响一生啊。所有人都埋怨我，说我太不懂事。但那时已经没有办法了。
当时，不知道冥冥之中开始降临我一生最大的幸运。可那时，谁都不知道这是幸运。为什么说呢？因为我到那里先当工人，但因为我数学好，中学时就得了数学竞赛一等奖。厂长非常爱才，就让我到供销科管计划和采购。1974年，胡耀邦、李昌到中科院，发现中国科研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拉大，想在中科院搞一些大的科研项目追上去。其中一个项目是利用激光分离同位素。这时，全国的科研院所和大学都瘫痪了。后来，我到大连的化物所去，才知道那时他们的业务骨干和技术权威都在农村里当农民呢。包括北京在内的所有大城市的科研机构都瘫痪了，惟青海没有，因为那个地方偏远艰苦，没有人夺权。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知识分子还在依惯性搞科研。所以，中科院没有别的单位可以承担这个项目，就被盐湖所争到了。盐湖所是搞化工的研究所，真要做的时候，才发现缺乏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这个项目需要物理基础很好的人，他们要从分配到青海的大学生中招一些。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我就去毛遂自荐。我天性喜欢做研究工作，尤其是在当了5年工人后，我感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科学时报》：当时招聘的条件是什么呢？
朱清时：室主任看了我的履历。看到我是中科大核物理专业毕业，很满意，就给了我一篇英文文章《化学中的激光》，我回去后用两三天时间集中精力把它翻译出来，室主任看后马上就决定要我了。当时从全青海一共调了十来个人去，北大和清华的都有。有两个老先生带着我们干，过一段时间后老先生就让我带着大家干。这样，我从1974年开始，就开始做这么大项目的科研，比同龄人至少早了5年。而且一做就是国家的大项目，还做负责人。这就是我一生最大的机遇。开玩笑说，这就像红军时期20多岁的人当军长一样。
接下去就是靠自己平时的准备了。我们那个厂在1968年就有100多个全国分来的大学生，大家下班流行打扑克、喝酒、发牢骚，我也曾经参与过，但心里总觉得不安，总觉得我还没有本事，以后有一天国家要用人才，我有什么才？所以我就偷偷学英语，翻译书，学数学，把吉米多维奇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做到尾。没有人让我这样做，也不知道有没有用，完全是出于内心的渴望。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准备，才让我做这个大项目的时候觉得很容易。因此，机遇虽然重要，还要平时作好准备。那时候条件非常艰苦，但心里很愉快，现在回想起来，我一生最愉快的就是那个时候充满希望，充满激情。
《科学时报》：您在那个年代里一直都是很理性的么？
朱清时：现在回过头来说，我是一个学者型的人，我的兴趣全在学术上，比如我小的时候喜欢诗歌，柳宗元的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寥寥20个字，而且都是大家熟悉的字，但被他“组合集成”起来，就有了极大的冲击力。这就像厨师看到冰箱里的东西，就能立刻做出一顿精美的菜肴，而很多人拿着最好的材料也弄得极难吃。到现在，我仍然经常想，唐诗怎么能这样打动人呢？语言的魅力太大了!我很崇尚精炼的文章，可以一下子打动人；反感那些啰里巴嗦，看不出东西的报告或文章。我小时候非常喜欢文学，就是被诗歌的这种境界吸引了。
然而最终吸引我的还是人的创造力，这就是人的才干和创造力，我从小就崇尚。我的天赋就是欣赏这些有高度创造力的东西，不喜欢照本宣科或人云亦云。这个特点在人生中是很难改变的，强行改变它会很痛苦。
《科学时报》：您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从国外交流访问回来，为什么没有选择北京的研究所，而是到了大连的中国科学院化物所？
朱清时：我一生中从未在选择单位和城市上下过功夫，始终像我大学毕业分配时那么幼稚。我回国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是要回青海盐湖所，因为是他们把我送出国的，我不回对不起他们。我回盐湖所艰苦奋斗干了两年，但因为没有任何激光光谱的基础，实在干不下去，才在中科院的协调下调到大连化物所。那里在张存浩先生领导下的激光光谱研究条件最好，也需要人，所以我就去了。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到北京。可以说是中科院帮我跳槽的。
《科学时报》：所以看您的路径是青海—大连—合肥，都不是最大的城市。您的这些选择现在看来都不能被多数人理解。
朱清时：我没有现在盛行的价值观，到大城市，到大单位。从现在看来，1991年我当选院士以后，应该有可能“想去哪里就选哪里”，那时很年轻，才45岁，但我还是选了中科大，我觉得应该为母校作贡献。当时的中科大很困难，只有钱临照一位院士（当时叫学部委员）。中科大很渴望有院士去工作，我觉得我义不容辞。
《科学时报》：也有人说，人生重要的就那么几步。您是不是也适合此说法？自从调到青海盐湖所就一顺百顺了？
朱清时：是的，回顾这40年，的确起关键作用的就那么几步，但在走过的这40年中，其实是有很多步的，每一步都要认真走，当时并不知道那几步是关键，就像我当初去青海，是我人生的第一步，很精彩，但并不是刻意安排的。我一生也遇到过很多麻烦和不愉快，现在不说了。我到盐湖所从事科研工作虽然使生活回归到正路上，但一路上也有很多高山、深渊，还有很多河流，弄不好都会摔坏的。在崎岖的山路上摸爬滚打，成功的事情恐怕不到一半。
《科学时报》：我采访过不同时代的科学家，现在60岁左右这一代人有十年光阴荒废了，现在多数退休了，您怎样看待这一代科学家？
朱清时：我认为这一代人很优秀。第一，他们与其他时代的人不一样，是在更艰苦的环境中脱颖而出的，所以他们一定有些过人之处。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冒出来，就像一个筛子把他们筛出来；他们一定天生渴求知识，如果他们不是发自内心地渴求知识，而是把知识当成混饭吃的手段，他们早就干别的事情去了。如果他们没有高的品位，没有过人的追求，很快就会消失在世俗的事务中。这一代人耽误了10年，有很强的紧迫感，所以做什么事情都很珍惜时间，勤奋务实。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像杨振宁、李政道那样做出最原创的东西，因为最原创的东西还是要二三十岁的时候做出来的。但是他们再回到科研中间时，会更加坚忍不拔，这一代人比较不接受那些夸夸其谈的东西。如果一个人的科研生涯是40年，他们少了10年，但他们的30年可能比别人的40年做得还多。所以这一代人是很值得尊重的，而且也是科学史和教育史上很特殊的一代。
《科学时报》：对于一个从事科研的人来说，机遇、才华等等，什么最重要？
朱清时：理论上说，机遇更重要。我所说的机遇是广义上的，就是客观条件都具备了，你去做就能够做成功。人要善于发现机遇、抓住机遇。聪明与机遇一样重要，我遇到很多人，我都替他们着急，就是脑袋不开窍。不聪明也不行，但是我现在认为，对一个科研人员来说，还是踏踏实实做实事最重要。这是有现实意义的，我们问一个人生活中什么最重要，可能有人说是房子，有人说是车子，其实对一个生活中的人来说，最重要的还是空气和水。类似的，对于一个科研人员，他再聪明再有机遇，如果不踏踏实实做事，也会一事无成。现在，很多青年人被当前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误导了，都去做表面文章，炒作论文，“勾兑”成果奖,但没有真正解决什么问题。这会耽误很多人，单纯追求眼前利益很难在科学上留下真正的东西。我很欣赏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不要拿起木板在最薄的地方打许多孔，这样没有用处，要在需要的地方打孔，不管是厚是薄！
“做校长，重要的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没做什么”
1991年，朱清时的条件足可以使他选择一个更大的城市和更好的位置，但他却选择了当时条件并不太好又远在合肥一隅的中国科技大学。他是以一个普通科研和教学人员的身份去的。两年以后，成为副校长，又两年成为校长。一直以来，朱清时都住在校内，据说房间只有107平方米。但他欢喜的是从家到办公室只需五六分钟的时间，他享受这份简单与清净。
《科学时报》：您来到中科大之初，是否就知道两年以后会做校长？
朱清时：那时根本没有人跟我说当校长作的事，我是真正回来当普通教授为中科大做贡献的。记得1996年中央统战部组织高级知识分子到海南岛休假，我是其中之一。我的名字在中央统战部的“无党派人士”名单里，我就是以这样的身份回中科大当教授的。
《科学时报》：您在做科大副校长之前，似乎没有担任过更多的科研领导工作。而且，我们的感觉是您在治校十余年，行政化的色彩特别少，一直是专家、教授治校。您是怎样进行这种角色转换的？
朱清时：学校的院士很少，我来了以后很快就成为学术带头人，让我做副校长时我并没有推辞，因为当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负责研究生教育，我在大连时一直管研究生，还是有些想法的，觉得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让我做我就做了。当时我并不知道做副校长需要多少专业知识，我的朴实想法是：在国外很多教授都兼过系主任、校长等职，他们没有转换什么角色，只要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去做，总有机会做好。而且，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都是在学习。两年以后又做了校长，我是边学习边工作地走过来的。
《科学时报》：在高等教育喧嚣与躁动的这些年，科大没有扩招合并等等追随潮流的做法。你们这样做，会不会有人不解？您有没有压力？
朱清时：这些年扩招、建新园区、合并等这些大的事情，总体我们都没有去做，只是1999年有一次行动，有一些波折，但很快就平静了。对于我们没有扩招、建新园区和大量贷款，抱怨责备还是很多的。就在不久前，就有人在网上说，在大扩张的时候，科大没有扩张，失去了机遇。这代表了一些人的心态。他们认为，在这个时候，不捞白不捞。捞地、捞钱、捞规模。
其实，我心中很清楚，学校班子也清楚。比如说贷款建新园区这件事，我们没有扩招，没有必要建新园区。一旦建新园区，教师上下班来回跑，教师的时间就变成成本耗在车上，教师没有时间作科研、备课，水平就会下降。建新园区肯定要消耗你的软实力。这一点，我们学校的领导班子从来没有过分歧。我们不扩招，就没有必要建新园区；不建新园区就没有必要贷款。
当时有人动员我们去贷款，还说大学都在贷啊，别的学校不还你们也不还。我当时想，我们学校好好把自己经费花完就不错，何必贷款还要还利息呢？你要是赠款，没有利息，我们肯定要。
我从一个搞科研的角度看教育，觉得大学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教师更多时间坐下来看书想问题，这就是前面说的踏踏实实做实事。我们科大校园一直比较平静，如果建新校区就会有很多年折腾，坐不下来。我们扩招以后，教师就没有时间进修深造、照顾学生，这样教学水平肯定会下降。这样下去会把学校的根本毁了。我做两年副校长、10年校长，潜意识里就是要给大家营造一个看书、想问题的环境。违背这个原则的折腾，我们能避免就都避免。但是，我们也还是做了很多事，比如建起了微尺度国家实验室。我们还建设了一些新设施，没有做表面文章。
必须说明一下，我反对的只是盲目地贷款建新校区。如果不要我们出钱，白送给我们新校区，我们当然要；如果学校发展真的需要新校区，我们也会建。
《科学时报》：最近，包括两会期间，我们发现您有很多观点和声音出现在媒体上，为什么？
朱清时：因为我知道我退下来以后，就变成一个纯粹的学者了，说话就没有现在的分量了，我自己有点紧迫感。我必须要把积压很久的话说出来。我不是为自己。
我很奇怪，我们教育界的纠错机制为什么这么不灵敏，明摆着做错了，还不纠正。大家都看见了，但谁都不说。我们大家好像都坐在奔驰的火车上，知道走错了，但都不肯跳车。我在行政管理岗位上工作了十余年，非常熟悉这种心态。如果我知道这些话却不说，我会觉得挺歉意的。我不愿群众背后说我自认为是个学者，却不说实话，只会明哲保身。我知道这些话会有人听了不高兴，但也许会悄悄起一些作用吧。
荣休之后：追寻更广义的创造性工作
退下来的朱清时院士，也不过60出头。记得早在他45岁当选院士后，他就表示过这样的心态，自己不再追求职称甚至成果等东西。近些年，他在不同的领域探索，并且有很多“离经叛道”的思想。今年，他的另一个使命也已经完成，未来的岁月，他又有什么打算？
《科学时报》： 您才60岁出头，还有很长的从事学术工作的时光，您有什么安排？现在手边还有课题么？
朱清时：那些我都不要了，我要追求我过去想做但没有时间去做的一些事情。我一直认为，语言、诗歌等领域的大师的创造力不亚于爱因斯坦。这些是我中学时的爱好，我要重新去欣赏这些东西。另外，这些年我最想做好的一件事，是用我的科学知识，找出比较好的办法来鉴定古文物的真伪。这方面我已经做了一些事，以后会继续做。
总之，我不做校长以后，会回归到学者生涯，但是不会回归到过去的科研生涯，比如申请科技部、自然科学的基金，那些是比我年轻的人现在挑大梁做的，我不愿回去再干扰他们。我要去做更广义的创造性工作，还比如说搞清楚中医原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但是我很有兴趣。
《科学时报》：您在新的领域中的一些探索，也让您产生了“离经叛道”的思想。
朱清时：你用“离经叛道”几个字来说我，说明我们现在思想界太沉闷了。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是大家都不断想出新鲜的主意，而且大家都包容和鼓励这些新想法。比如对中医的科学原理，我想用现代自然科学的办法来解释它，还应该鼓励更“离经叛道”的思想去解释它。我最近看到一段话，是帕斯卡尔说的。他说，思想使人伟大。人生就像芦苇一样，很脆弱，但人是有思想的芦苇。这就是说，做人要有自己的思想。至少一个人的一生中要体会一下做人的这种伟大。科学发展最重要的是要别出心裁，有新思想。这些年来，我每次讲一些别人不熟悉的话，内心都在希望让大家感受到新思想，就是想活跃一下思想，不要把沉闷当做常态。我个人的力量很有限，孤孤单单地说往往不起作用。但我相信今后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会回归到创新的常态，各种各样新思想会不断涌现，那个时候，我们的创新体系才有希望。
启动被遮蔽的科学火车
洪蔚
《科学时报》2004－04－08
启动被遮蔽的科学火车
洪蔚
(2004-04-08 10:53:18)
吴文俊院士在为《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一书作的出版贺词中写到，本书“实质上已经回答了所谓李约瑟难题”，“是中国学术界振奋人心的一件大事”。
本书刚刚由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就受到吴文俊、王大珩、席泽宗、刘钝等院士及专家的好评和大力推荐。
从“李约瑟难题”开始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对中国科学技术史兴趣浓厚的英国学者李约瑟，面对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现状，提出了令他困惑不解的问题，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科学界对于“李约瑟难题”有着种种表述，通俗地说就是：为什么曾经在科技上领先于世界的中国，却没有产生近代工业文明。对于这个长期困扰中国学界、并引起种种争议的问题，《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一书，从一个新的角度，做出解答。
这本２４万字的书，是由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和他的博士生姜岩合作撰写的，姜岩是朱清时目前唯一毕业的科学史方向的博士生，长期在新华社国际部科技室工作。本书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
由于工作的关系，在新华社工作１０多年期间，姜岩每天都要接触大量国内外最新的科技信息，信息面的广、全、新，是从事其他工作的人无法达到的，姜岩说，科技记者，实际上就是在从事当代科技史的工作。他曾撰写了《知识经济发展战略》、《千年挑战》、《生存于２１世纪》、《决胜信息时代》等专著，对当代科技信息提出看法和分析。
１９９５年初，姜岩在李约瑟去世前一个月到达英国，任新华社驻伦敦的科技记者，１９９５年３月２４日，李约瑟在剑桥家中去世，姜岩参加了葬礼的全过程，前后共两个月。
在这段时间里，他和李约瑟生前的好友、同事多方接触，对李约瑟特别是他的晚年思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最让姜岩印象深刻的是，李约瑟研究所副所长古克礼转述的李约瑟临终前的观点：“李约瑟先生通过他多年来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了解，他确信中国能够再度崛起，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文化的国家，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人民的国家，必将对世界文明再次做出伟大贡献。”姜岩说，从那时起，他就萌生了一个愿望，从一个新的角度，破解“李约瑟难题”，证明中国文化的生命力。这部《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也就从李约瑟的葬礼开始写起。
寻找另一列火车
２０００年９月，姜岩返回他的母校中国科技大学，师从朱清时在职攻读科技史博士学位。朱清时作为一名多年游学美欧的著名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着非常的热情和独到的见解。他长期对东西方文化进行对比思考。在他的指导下，姜岩认为，总结以往国内学者对“李约瑟难题”的研究，无外乎有两种看法，一种是承认中国近代科学的落后，并从不同的角度寻求原因，另一种是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科学，只有技术。李约瑟本人的研究应当属于前者，他力图从中国古代不同于西方的生产关系，即“东方官僚制度”上寻求中国近代科学发展滞后的原因；而任鸿隽则代表着后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缺少科学方法，急于追求应用。
姜岩的突破是从李约瑟本人的隐喻中开始的，１９６４年李约瑟发表了《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在谈到东西方文明时，李约瑟用了一个比喻：“注意！一列火车也许会遮挡另一列火车。”姜岩从这个隐喻中受到启发，他说，东西方科学就是两列火车，西方列车快速通过时遮住了正停在站台上的东方列车。以往的研究者们，或是像李约瑟那样，承认这列火车的存在，但认为它的停滞是故障性的，力图寻找事故的原因；或是像任鸿隽那样，根本不承认存在着这样一个东方的科学火车。
姜岩说，我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持有科大最典型的观点——宇宙观，中国科技的滞后从１６世纪算起，不过３００多年，这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宇宙历史中，不过一瞬间。姜岩在解释“一瞬间”的意义时，站起来，迈开了一条腿。他说，人在走路时，总是一腿前，一腿后的，从目前看西方科学正好就是迈在前面的这条腿，但是另一条腿很快会跟过去。从宇宙观看，３００多年，不过就是这样一个瞬间。
不少学者认为，在《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一书中，朱清时、姜岩最大的贡献就是，他们通过对东西方古代科学发展的比较，对当下西方科学面临的困境的研究，找到了东方科学文化独立于西方科学之外的价值。
两种独立的文明
朱清时、姜岩在探讨东西方两种文明的关系时，从它们各自的思想基础入手，他们认为，希腊文明是以航海为核心的，为了确保船舶的正常运转，必须把一条“整体”船“还原”为最小单位，首先保证各单位的正常运转，这就产生了力求精确的西方“还原论”的思想。而中国文明，是一种农耕文明，土地是作为整体来运作的，不需要也不可能精确还原为每一个种苗，这就是中国的思想基础“整体论”。在还原论基础上，对文字进行精确还原到字母，就产生了拼音文字，而在中国则保留了对事物进行整体把握的象形文字。
以这两种文字做比较，朱清时、姜岩认为，拼音文字的长处在于精确，而在还原过程中，却丢失了很多信息，不像象形文字，含义相对模糊却也更加丰富。
用这种整体论与还原论的比较观点，朱清时与姜岩绕过了在解答“李约瑟难题”时，中国学界常常争论不休的关于“科学”的概念问题。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时，沿袭西方的概念，把科学与技术分为两个层面，提出了中国只有技术，没有科学的观点，否认“东方科学火车”的存在。姜岩认为，这种划分实际上置身于西方主流的阴影下，而以中国整体论的哲学观看，科技是一个整体、模糊的概念，不必在这种精确度上纠缠，而且现代科技的发展日益证明，科学与技术的界线越来越模糊。
朱清时、姜岩认为，西方科学在近３００年来，高速发展，而这种以还原论为基础的科学，在长期发展中，求精确的同时，忽视了文明整体的其他因素，这是造成目前西方科学面临生态、道德、伦理等困境的原因，走出这种困境，必须借鉴东方整体论思想，这两种独立的科学是互补的，必须共同发展，才能带动人类的文明，而目前，正是东方科学复兴的时机。
四位学者的热情推荐
本书刚刚问世，就受到吴文俊、王大珩、席泽宗、刘钝的好评，吴文俊院士花了三个月，为本书撰写了万余字的序言，详细地讲述了自己在对古代数学史的研究中，体会到的东方科学的独立价值，姜岩说，他在写论文时，就曾得到吴文俊院士的指导帮助，吴院士和他谈到东方文明的复兴时，常常充满激情，让他看到一个老科学家的历史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精神。王大珩院士的视力不好，但他一收到本书，就拿上放大镜仔细阅读。四位专家、学者在推荐此书时，一致认同朱清时和姜岩的结论，并认为此书可以纠正长期以来轻视、甚至否认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思想。在他们撰写的推荐文字中写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但有重要科学文化的成分，而且中国传统的科学文化对当代科技发展以及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文章来源： http://www.sciencetimes.com.cn/col40/article.htm1?id=38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