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简近日学习卢麒元先生文论， 大有醍醐灌顶、如梦方醒的再生之感——蒙卢先生恩准，转贴在此，与诸君共思
谁懂经济
对于中国经济，笔者由去年的忧虑变成今年的焦虑。笔者清晰感觉到经济危机的临近。遗憾的是，到了这样关键的时候，我们才确认了一个基本的事实，管理层确实不懂经济。问题更为严重的是，管理层所仰赖的，主流经济学家和境内外机构的分析师们，更加的不懂经济（也许是懂装不懂）。于是，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目标与方法近乎背驰的政策调整。请注意，中国仍在政策性地压抑有效需求，供需矛盾迅速恶化，供给过剩的危机已经形成（所谓的快和热），全面的经济危机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此时，继续争论政策已经没有意义了。笔者认为，有必要澄清一下，到底谁懂经济？这是涉及由谁主导中国经济方向的关键性问题。没有比话语权和决策权更重要的东西了。
经济一词相当复杂。笔者将经济概念的内含，归纳为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涉及财富的数据信息；第二，涉及财富的行为特征；第三，财富变动的本质和规律。所谓懂经济的含义，就是对于上述三点精确地把握。
笔者概述完成之后，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作为一个自然人，很难全面、系统、准确的认识经济。所谓某人懂经济，只不过是某人极其局限性的了解某一点而已。就算是这一点，也是限定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的。
这个结论非常重要。
我们通常理所当然地认为特定的人懂经济。例如，经济学家；例如，政府经济管理层；例如，企业家；等等。其实，他们仅仅是了解经济范畴中的一小部分事情而已。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可能对于个别经济事务本质和变化规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一个优秀的政府经济主管，可能对经济制度和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可能对某种经济行为的利益导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这已经是非常的了不起了。但是，他们远非全面、系统、准确地了解经济。
主权国家的管理层懂经济的含义，通常是无数个人和机构智慧的系统集成。是通过强大的系统，对数据、行为、规律的全面、系统、准确地认识。在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关于制度和政策调整的系统意见。这既不是象牙塔里的闭门造车，也不是政府衙门的利益平衡。这是，也只能是，基于历史、事实、人性、环境的综合考量。可以再深一步说，这是一种境界。
美国人对于经济的理解是深刻的。美国拥有强大的民间和政府认识经济的系统。从涉及财富的数据采集和分析，到涉及财富的行为特征分析，直至财富变动的规律的认识，美国人投入了我们无法想象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美国的体制可以发掘和使用拥有最高境界的顶级人才。美国人因此比我们更懂经济。也因此，他们对于经济的管理更合理，也更有效率。
中国有重官轻商的传统。进入现代社会依然如此。中国建国后，长期不重视经济类人才的发掘、培养和使用。中国从事经济分析、研究、管理的专门人才，与中国人口根本不成比例；中国从事经济研究、分析、管理的专门机构数量稀少、质量低劣。十分严重的是，中国最高决策部门根本不了解经济决策的本质。准确地说，中国尚未建立对于全球经济起码的认知能力。不懂经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自己不懂，并且无法放弃基于权力的傲慢与偏见。中国人素来喜欢权力万能的神话。尽管这神话一次又一次的破灭。中国人搞过亩产万斤粮的生产大跃进；中国人又搞了一次百倍市盈率的资本化大跃进。难道，非要再搞一次经济危机才能明白这样浅显的道理吗？
懂经济，起码需要三样东西。
首先，强大的经济信息感知能力。要建立强大的数据库，强大的分析师团队，强大的统计分析技术和能力的积累。必须拥有知己和知彼的能力。
其次，强大的社会学学术体系。经济行为是人的行为，包括了人的心理和生理特征；包括了机构和国家的行为特征；包括了历史和环境的诸多特征；等等。必须将管理行为建立在人性和理性平衡的基础之上。
最后，对于规律的认识是一种超越实相的境界。拥有这种境界的人才能深刻地预见未来，才能精确地把握趋势。而境界来源于伟大的实践，完全无法培养和训练。必须让有境界的人来引领我们的未来。
笔者深切地希望，管理层能够从无知中走出来，从盲目中走出来，从迷信中走出来；能够把握事态、求真务实、提升境界、树立自信、强化能力、善用人才，跨越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使中国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当然，仅仅做到懂经济仍然是不够的。
笔者在观察中国经济史的过程中，痛彻地感受到一个事实：中国经济，自春秋至今，从未脱离王权经济的基本范畴。今日所谓国家经济，仍就是王权经济的翻版。中国人并未深刻理解何为国民经济？王权经济最大的弊端在于受制于血统永续，并不介意全体国民实际财富的稳定成长。更何况王权频繁变更，利益不断再分配，“王权”的持有者始终着眼于所属集团的利益最大化，经常性地忽视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的平衡，更加难以重视国民之间的利益平衡。这就极大地限制了经济体系的效率。
中国在戊戌变法110年后，粗略完成了政治上的共和体制。但是，并没有完全彻底地建立经济上的共和体制。在类王权经济体制之下，制度和政策的优化始终存在局限性，就算是拥有大智慧者，就算是真的懂了经济，又能如何呢？
思想解放真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改革开放确实步入了攻坚阶段。
注意中国腐败方式的大转型
从张恩照之后，中国的金融体系不会再出现腐败大案。那倒不是政府官员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也不是反腐败力度大大加强，而是腐败方式发生了本质变化。
中国的腐败方式已经由直接收受贿赂，转化成为从不规则交易中获利。中国政府官员腐败技术在急剧进化。他们由直接收款人，变为交易人，在不规则交易中获得暴利。
几乎在中国所有市场交易之中，都有行政干预的缝隙；几乎在中国所有的市场交易之中，都有政策不确定的因素；几乎在中国所有市场交易之中，都存在着明确的信息不对称。这些遗憾，构成了市场价格与价值的严重背离，为投机者提供了巨大的获利空间。投机者与政府官员的合作，就成为市场交易的胜利者，他们一同分享无数次投机的成果。
最令所有政府官员兴奋的是，从交易中获利，并不直接触犯中国现有法律，而且金额和规模可以无限大，大到可以与一间普通上市公司的盈利媲美。于是皇亲国戚的生活一时富贵逼人，令中外富商侧目。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腐败方式的甜头，具有鼓励效用。各级政府、各级官员争相效仿。这就极大地扭曲了市场固有的定价机制。市场机制失灵，市场变得越来越无序，市场开始疯狂。市场的疯狂，会给全部参与者错误的信息，使得他们的生产、销售、投资行为产生异化。中国的企业和个人，已经开始全情投入这场资产升值的大博弈之中。他们在放弃创造价值，全力将资本投入到资产价格泡沫当中。他们希望不通过创造价值，而是资产升值实现盈利。这对一小部分人可能是有利的，特别是对行政权力拥有者极为有利。但是，对国家而言是极其不利的。显而易见，资产价格的泡沫所引发的货币超发行，使货币失去了真实的价值依据，结果只有一个，货币贬值。任何具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严重的通货膨胀，结果就是会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
笔者认为，中国政府没有为可能到来的经济危机做好准备，中国政府没有解决大规模经济危机的能力与实力。因此，中国政府应当果断中止这场过早到来的资产增值游戏。
笔者认为，中国政府必须果断出台综合性财政金融政策：
第一、迅速开征资本利得税。
第二、强化个人所得税的执法力度。
第三、大幅提高存贷款利率。
第四、大幅提高劳动力和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
上述政策可以同时收取平衡社会再分配，鼓励创造价值的功效。
笔者认为，中国政府必须强化市场法律法规建设，加大执法力度，从严治市：
第一、尽快出台《市场反干预法》。从法律角度限制和规范政府及其官员无序干预市场的行为。
第二、尽快出台《反垄断法》。对中国目前严重的行业和产业的超级垄断行为进行规范。特别是要打破对特殊商品和敏感资产的的价格垄断。制止基于政策的暴利行为。必须使商业行为回归市场理性。必须让国民尊重创造价值的行为。必须终止全民投机的非理性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
第三、尽快出台对于市场操纵行为严厉打击的法规和政策措施，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成长。
笔者认为，中国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已经给中国的行政管理带来严重挑战。政府及其官员的制度性腐败和政策性腐败，已经替代过去的一般性贪污受贿行为，成为政府非理性行为的动因。并且，这一趋势开始日益严重，甚至失去控制。其严重后果，不仅仅涉及政治伦理和政府公信力，而且直接导致中国经济体系效率不断降低，最终失去国际竞争力。甚至可能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经济的大规模衰退。也不排除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政府需要对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势有清醒判断。尽快开始政策调整，尽快完善市场法制建设，不要断送历史赋予中国的历史机遇期。中国政府也必须因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将反腐败行为回归制度和法律层面，以求真正的长治久安。
崇祯错在哪里:兼论公共财政制度与政策
崇祯即位之后，灭了魏忠贤，整肃朝纲，励精图治，想要重新开启一代盛世。
然而，崇祯的知识结构显然存在问题。崇祯没有能够准确抓住问题的要害。
明朝的一切问题都集中在财政上。内部的贪腐、外族的入侵、农民的起义，都是因为财政失衡而引起的。就本质而言，是由于公共财政制度与政策的失衡，导致经济失衡，最终导致政治的失衡。
中国的农业文明到了明朝开始出现明显变化。随着技术进步，随着交通运输的改善，随着民间信用的迅速发展，明朝的工商业迅速发展。工商业成为重要的价值载体。掌握工商业就能够掌握当时的经济命脉。对于这一点，从严嵩父子到魏忠贤，都是十分清楚的。他们的奸佞，倒是包含了一些历史智慧。遗憾的是，他们将这种对于历史准确的认知，用于了利己的行为。也就是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利己的过程直接伤害了明朝的根本利益（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历史有时候惊人的相似。
遗憾的是，崇祯看不到这一点。在灭了魏忠贤之后，崇祯不知道如何控制工商业。尤其严重的是，崇祯不知道如何从工商业发展中，获得财政收入。面对内忧外患，财政支出的压力极其沉重。崇祯竟然采用了增加农民税负的愚蠢政策。这就使得明王朝进一步沦为特殊利益集团残酷进行社会再分配的工具。结果是经济结构迅速失去平衡。明王朝在内外压力下土崩瓦解。
崇祯的悲剧，对于其后的中国人具有重要意义。可惜，由于历史学家的肤浅，我们始终有意或无意的忽视明亡的真正原因。也是因为这一原因，我们始终不重视制度和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问题。清朝亡于此，民国亡于此。时隔数百年之后，我们再次面临同样的问题。
走出纵的历史，观察横向的现实世界。崇祯的错误依然随处可见。现代史上，菲律宾是一个经典的例子，拉美国家是现成的教科书。他们共同的问题都出在财政上。政府不能掌握经济命脉，政府不能从新的经济增长中获得财政收入，政府错误的协助特殊利益集团残酷的掠夺国家利益和国民福利，导致经济结构严重的失衡。其结果，是经济不能持续稳定地发展，政治陷入混乱，社会发展停滞不前。
公共财政制度和政策是立国的根本。
任何政府要想稳定政治，必须稳定社会的的中坚力量。也就是说要让中坚力量稳定发展，成为社会平衡的基础。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让社会稳定成长出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公共财政制度和政策，就是通过政府强制再分配的手段，通过对财富的转移支付，培育和扶持中产阶级的生成和发展。崇祯的财政政策，导致中小地主都要破产，农民赤贫，而财富迅速集中于极少数大户手中，政府已经沦为大户的工具，政府最终成为阶级对立的标靶，灭亡是历史必然的结果。菲律宾和拉美国家政府的财政政策与崇祯政府的财政政策具有同质性。他们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没有通过公共财政制度和政策，将财富转化成国家利益和国民福利，特别是没有扶持中产阶级的成长，财富过度集中于特殊利益集团。当阶级矛盾升级为冲突时，财富随着特殊利益集团迅速流失，导致国民经济陷入停顿。相反，美国的政治家们拥有高度的历史智慧。他们设计和建立了一套合理的公共财政制度和政策，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较好地照顾了中产阶级的利益，使得整个经济体系实现了平衡稳定的增长。由于国家利益和国民福利均衡发展，美国得以建立强大的国家实力，同时也发展了微观经济的强大竞争力。
中国的经济正处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同时，中国的公共财政制度和政策也正处于迅速转型之中。在中国的急剧资本化的过程中，国家和国民财富在迅速的货币化，在形式上表达为财富的创造过程（实际上是在创造货币）。中国政府如果能够准确理解这一历史进程，能够制定合理和有效的公共财政制度和政策，合理和有效的分配社会财富，扶持中国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成长，维持社会经济的基本平衡，维持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定地发展，中国的伟大复兴将指日可待。
笔者十分忧虑的是，事情的发展并未如笔者的预期。中国的公共财政制度和政策事实上在迅速的劣质化。也可以称之为崇祯化、菲律宾化、拉美化。中国的公共财政制度和政策正在扮演转移国家利益和国民福利的角色，而支付的对象竟然就是国内外特殊利益集团。公共财政制度和政策一旦沦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工具，经济结构的失衡将不可避免，经济体系将不能持续稳定的发展。现在发生的事情恰恰就是如此。尤为严重的是，错误的公共财政制度和政策，将把政府又一次引入国民的对立面，将迅速消耗政府信用，将导致政治纷争和动乱。
笔者认为，改革中国的公共财政制度和政策才是中国改革的重中之重。而且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必须马上遏制各种国有（也是国民所有）资源在资本化过程中的大规模流失。必须有效遏制特殊利益集团利用公共财政制度和政策进行的财富掠夺。必须有序的将国有资源资本化过程中生成的财富转移支付给国民。必须扶持而不是扼杀中产阶级的成长。
笔者注意到，中外经济学家有意误导管理层，将注意力转移到货币政策方面，刻意回避和忽视财政政策。这种放弃战略思考，忽视战略调整，忙于战术应对的管理行为，恰恰为国内外敌对势力操纵和控制中国经济提供了方便，而使管理层渐渐失去管理经济的主动权。丧失战略思维和战略主动之后，政府就会出现工具化的倾向。
笔者希望，管理层能够完成历史的超越，能够创造崭新的历史。不要重演历史的悲剧。
伤于财政 毁于金融
中国真正读懂明史的人大概只有毛泽东。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将李自成的失败归咎于政治与军事决策失当。这一结论似是而非。李自成进北京后，确实失误频频。有三件事最具有代表性：义军劫掠京城；激反吴三桂；错杀李岩。这些事件从直观的角度看，确实属于政治和军事范畴，但却有着深刻的经济背景。李自成真正的问题出自于财政。“迎闯王，不纳粮”。一句话就断绝了李自成的正规财政来源。起义军的财政来源竟是吃大户，这种劫掠型财政，必然演变成为进入北京后的“骄纵”。没有系统的财政建设，地方官吏无钱正常运作，只有反正或降清。部属看不到成功的希望，必然思去，杀李岩实属无奈。李自成由于不懂经济，最终输掉了政治和军事。中国历史学家治史太过重视政治与军事，疏忽了问题的本质，那就是经济。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财政。
毛泽东则不然。毛泽东进北京，不仅仅注意了戒骄戒躁，不仅仅注意了政治协商，不仅仅注意了封官授衔。最要紧的是全面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并逐步开始城市工商业的改造，在此基础上发行人民币。毛泽东牢牢地掌握了财政主动权。对于这一点，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体会最深，在他的日记里反复提及这一点，并十分感佩。以此为鉴，蒋介石在台湾进行了土地改革，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培育经济，保障供给，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财政政策与制度，这才是毛泽东高明之处。
事实上，古今中外王朝兴衰大体上都与财政有关。公共财政政策是双刃剑，搞得好就是昌明盛世，搞得不好就是国破家亡。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有一套完整有效的财政政策。中国建国后的迅速发展主要依靠这套系统有效的财政政策。时至今日，中国政府有效的经济管理依然是依靠这套体系。
然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中国的财政体制已经不适应新的经济形势，财政体制的变革势在必行。由于管理层对于经济的理解十分有限，特别是对于财政的理解过于肤浅，中国的财政政策处于被动调整状态，公共财政政策被新兴经济势力强力扭曲，成为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公共财政政策已经演变为中国政府管理的乱源。
中国经济学家不懂财政收入的含义。在财政收入问题上，中国过度依赖创造价值的课税，而忽视资产增值的课税。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正在经历迅速的资本化，国有财富的资本化本应提供巨大的财政收入，例如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化，例如自然资源的资本化，例如国有企业股权的资本化，这些资产的资本化创造了巨额的财富。然而，中国政府却没有在资本化过程实现财政收入的巨额增长。更为严重的是，国家没有得到应得的财富，亦没有有效地转化为国民福利，而是被动支持了大规模财富转移。其中，一部分补贴了全世界；另一部分转化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原始资本积累。
中国在财政收入问题上的失误，性质十分恶劣。笔者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国有资源属于国民资产，转移国有资源等同于向国民收税。如果将国有资源资本化过程中，国民资产被剥夺视为特殊税收的话，政府相当于向国民课取了巨额特种资源税。如果这一判断成立，中国近年的实际税率可能远远不止所得税率35％，实质税率可能高达90％以上，可能是当今世界绝无仅有的高税收国家。最为严重的不是税收之重，而是这种残酷的税收没有进入国库，没有转移支付给国民。它们的主要部分在资本化过程中巧妙地流失了。这才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原因。也可以说，这才是中国当今一切问题的真正原因所在。
中国的财政收入问题当然不仅仅存在于土地、资源、国有股权资本化方面。负利率政策也可以视同为一种特殊税收；要素价格扭曲也可以视同为特殊税收；环境破坏也可以视同为一种特殊税收。只是这类税收更为可怕，它们直接在政策层面就被转移支付给特定人群了。
这就是为什么，突然有哪么多人，突然有了哪么多的钱。这就是为什么，紧缩的中国突然出现流动性泛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资产价格突然暴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突然需要建立和谐社会了。
中国的经济学家不懂财政支出的含义。当由土地、资源、国有股权形成的一部分收入纳入财政的时候（已经很可怜），它们被巧妙地列入预算外收支。这笔逃脱税法和预算法约束的资金，成为各级政府的大金库。于是，各级政府如此热衷搞自身建设、搞市政建设、搞经济建设。“大炮一响，黄金万兩。”不搞建设，就没有经济权利，就没有腐败机遇。却没有人认真思考如何将这笔本属于国民的财富转化为国民福利。看到政府部门高楼林立，看到政府官员豪宅小蜜，谁能说那只是一个人生观、世界观问题？
公共财政政策的严重问题会最终导致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在形式上，最终表达为金融问题。中国历代王朝在公共财政政策失误之后，无一例外最终滥用金融政策。就本质而言，由于正规财政收入流失，政府就必须透支政府信用。在没有法币的古代只能加征税赋；在有法币的的现代就是通货膨胀。剔除那些虚伪的专业说辞，历史的轮回在本质上丝毫没有改变。笔者将之概括为：伤于财政，毁于金融。
在中国历史的盛世王朝中，常常会有一些经邦济世的伟大人才。中国人不会称之为经济学家。就如同中国人不会用伟大的经济学家盛赞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但是，经邦济世之才必须懂经济。否则，就难以避免李自成式的悲剧。尤其必须精通公共财政。有趣的是，精通公共财政并不需要高深的经济学理论。中国就有陈云这样并非经济学家的公共财政专家，并且具有大师级水准。而在经济学家满街走的当代中国，管理层中竟然无人通晓公共财政政策。以至于管理层反复被误导，反复被欺骗，反复被利用。实在令人费解。笔者一向认为，李岩被杀，不能全怪牛金星的无耻出卖，他的那句“迎闯王，不纳粮”，早已种下了自己的死因。中国的所谓经济学家们，比李岩和牛金星强多少呢？那些活跃的政治化妆师和经济投机师们可以经邦济世吗？
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家主要是知识的传播者，偶尔也用来做金融产品推销员。基本上没有登堂入室的机会。道理很简单，经济学知识是经邦济世的必要条件，却远远不是充分条件。书生误国，古今中外皆如此。这还是客气的。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中国的当代经济学家有多少是无间道。前苏联的猝死不就是毁在这些人手上吗。中国那些雇用经济学家们（由金融机构付酬的洋鬼子和假洋鬼子），像极了不拿枪的第五纵队。况且，实在看不懂，中国的管理层怎么一下子都变成了博士和教授？中国公共财政政策被糟蹋成这个样子，管理者学识的粗俗浅陋令人震惊，竟然还敢猪鼻子插葱装相。若不是愚蠢，是否意味着背叛和出卖？
中国公共财政政策严重扭曲的问题实在不容漠视了。笔者再一次强调：伤于财政，毁于金融。管理层一定要高度警觉。
笔者认为，必须将支离破碎分散于多个部委的公共财政政策统一管理；必须将公共财政政策置于法律约束之中；必须将公共财政政策的制定、执行、监督分离；必须将公共财政政策形成、执行、结果透明化；必须将涉及公共财政政策的金融政策（利率和汇率）、价格政策、环境政策纳入统一管理；必须将政治化妆师和雇用经济师剔除中国公共财政政策的决策和执行过程；必须尽快培养和使用陈云式的经邦济世之才管理中国经济。
笔者相信，中国会从历史的教训中获得有益启示，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财政政策。并在此基础上系统的建立包括金融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解决好目前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问题。真正建立和形成中国强大的国家竞争力。实现中国几代人复兴和崛起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