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如何演化成一场大规模的群体性骚乱？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　瓮安“6·28”事件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省委副书记王富玉分析认为，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是群众的一些合法利益诉求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大量积案和积怨的存在，是导致党群干群警民关系紧张，甚至出现了仇官、仇警、仇富心理的重要原因。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三次向百姓道歉。老简要表扬这两位官员敢于正视问题的实质。

　

　　人心自有一秆秤。这秆秤就是正义。

　

　　自上世纪８０年代末以来，这秆秤被折毁被遗弃，正义缺失、正义话语的缺失成为中国社会制度建设的一大软肋。“几地屁”覆盖一切造成的恶果之一就是“现金为王”，强势利益集团得以形成与坐大。从深层次说，求富贵和求正义本是人心转动的两只轮子，正义的轮子被拆卸以后，唯一的结果便是心灵的沉沦——个人心灵和民族心灵的沉沦，沉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常常，官员们不相信人心，他们相信强力、权谋和舆论控制。这也是几千年中国政治传统的历史教诲——所谓短线操作成为根本大法。所以官场是“糊”，百姓是“混”，这两个字成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生存哲学。读历史，我每为历史上的革命悲痛不已，有一万种改良的办法被废弃、被拖延、被阻碍，非要奔着“完蛋”去，结果便是诗人说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但是亡，百姓苦的是宁做“太平犬”。

　

　　我个人的观察，中国０８年的灾祸大部分是替８０年代以来的“正义的遗失”买单。

　

　　在四川灾区，我哭尽了十几年的泪水——倒塌的校舍大多是９０年代初期和中期盖的——怎样盖的？即便是灾情最重的红白镇，也还有没有倒塌的房屋，最少是可以倒得慢一点，让孩子们跑出来。所以同是哭，我仍然认为余秋雨的眼泪是有毒的：他不懂或者假装不懂正义是真正安慰心灵的阳光；而王兆山和某书记的笑几乎就是魔鬼的笑，他们假以堂皇之名，未来的几口甜水就这么轻佻地淹盖了悲痛的大海。所以我建议倒塌校舍建筑质量的调查委员会里必须有学生家长的代表参加。我欣慰地看到国务院关于灾区重建的文件里有对校舍和公共场所建筑质量的重申，但是这仍然不够。灾区重建更需要重视软件建设。

　

　　同样，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重建也是更需要重视软件建设——这就是说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读我博客的朋友不要认为我又在说点官话——我真实地认为这次抗震救灾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之处——举国救援和对口援建保障了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底线。同时，我们的社会主义也太需要改进和改良了，必须向美国学习而不是向美国让步——诸多方面，诸多方面。

　

　　东欧巨变以后曾经听闻有关方面总结经验，说是因为放开舆论的原因，不由让人冷笑：什么样愚昧的头脑得出了这样谬误的结论？为什么美国的言论自由不会危害政治稳定，而我们却会？即便从战术角度说，信息战也是一场精微、复杂的战争，远不是一个简单的“堵”就能解决问题的。恰巧，这次地震发生在大禹的故乡，大禹爷爷留下的一个“导”字是我们的圣经。

　

　　瓮安事件，石宗源说“决不能用专政手段对待民众”。石宗源说出了一个政治常识，只可惜这个常识是事后说的，但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正义才是拯救和稳定社会的定海神针。

　

　　胡哥责问，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为什么演化成一场大规模的群体性骚乱？“中国人都是大事隐忍、小事发作”，这是多年前我跟贾樟柯聊天时他说的一句话。当时我心中一凛，那时他才２０多岁，让我从此对他刮目相看——制度和现实对弱势个体的长期残虐必然制造“借题发挥“的一刻。而长时间的隐忍也必然造成心灵里黑暗的堰塞湖，一旦决堤，其势滔滔。所以还是要先抓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