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财神：李六如评传
李胜良
在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人在瑞金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政权的组织架构中，我们可以找到其中第一任税务局长的名字，他叫李六如。这位很早就投身反清斗争、在辛亥首义后已经被任命为少将的老资格革命者，后来写过三卷本的自传体长篇历史小说《六十年的变迁》1，成为建国后盛极一时的红色小说。他所塑造的“季交恕”的形象，连同其他的小说人物，以接近真实的感觉展示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非常生活。但是可惜，李六如没有来得及写到他在江西苏区的阅历就含冤离世，也就使得我们只好凭借间接的资料来复原这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任税务局长的去日时光。
一、一个会写小说的革命家
在老一代革命家中，留下自传的并不在少数，可写得一手小说并以此描述那个确实因时代久远、资料遗缺而记忆有些淡泊了的光荣岁月者，却是屈指可数。肖克将军的《浴血罗霄》6算一部，李六如未能最后完成的《六十年的变迁》算一部。
透过李六如的履历，我们可以清澈洞见这位革命家的书生气韵——
李六如(1887—1973)，原名运恒，字韻生，号六如，化名抱浪、宝良、训生，湖南平江人，1887年7月11日生于平江县城东街砚泉巷一个富商家庭12。1897年就读于田岩经馆，开始接触洋书和报章，有《报章论》一文得到老师好评。1901年赴县城应科考得童生后，走上岳州府考秀才不第。后与钟桓英成婚后再入甲山学堂，接触地理与西洋史。中学时代在平江中学就读。
1908年赴武昌经黎元洪特准入伍新军四十一标左队，与刘复基（首义三烈士之一）、詹大悲等主持文学社（前身为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社刊《商务日报》，其所在左队成为革命党人大本营14。武昌起义后任都督府秘书，曾赴湖南成功搬请湘军谭延闿部援鄂。阳夏战役前整编中任第四镇十六标标统，补陆军少将衔。1912年南北议和成功后文学社整体并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员。1913年辞职赴日留学，就读于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8，并读到日译本的《资本论》。
1918年归国后心情沉重，有“遍地干戈何日靖，恨无刀剑与征袍”诗句可证。后学张謇投资办实业，破产后任教于长沙，与喻寄浑创办《平江旬报》。1920年被推为湖南省平民教育促进会副董事长，曾编辑《平民教育》等读本，连印四版，风行一时11。1921年结识何叔衡、毛泽东，后经二者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从“中学”升到“大学”（即入党），任中国共产党湘区文委委员，并接受毛泽东委派以平民教育促进会副董事长身份赴安源调查、开办工人夜校。
1924年国共合作后受党委托赴广州国民党中央筹款，得叶楚怆、廖仲凯及谭延闿、张辉瓒等湘籍将领资助甚多。北伐战争时期任北伐军总部党务处长、广州第二军校政治部主任、第二军第四师（张辉瓒为师长）中将党代表18。
1927年赴平浏指导秋收暴动，1928年被通缉后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周恩来派往新加坡，任南洋共产党临委宣传部长并主编《天秤》小报。该报被查封后入狱。出狱后调至中共香港南方局。
1930年进入中央苏区，任闽西省苏维埃秘书长，后成为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团委员，兼财政、内务二部部长。
1931—1934年任中华苏维埃中央财政委员部税务局长及国家银行副行长、代行长。因提出略为提高土地税、增发纸币等建议，被指责为“商人路线”、“机会主义”、“阶级意识模糊”等，受到排挤。1933年秋兼任银行专修学校校长期间，娶江西人王美兰为妻。虽然年龄阅历等方面相差很多，他们婚后十分恩爱、幸福，其二人的结合一度在江西中央苏区传为佳话。李六如后来曾经如此评价妻子：“吾妻美兰，赣人也。性踏实而重情义，曾与吾共生死患难于枪林弹雨中，跋山涉水，艰苦备尝。在吾遭难时，尤得其辅助之力不少。吾是以爱之重之。古人云：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吾与美兰，患难之交也，糟糠云乎哉！故数年未尝离左右。”王首道说他们相敬如宾几十年，始终如一19。
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后方办事处，1936年在江西吉安被捕，经覃振斡旋被释出狱，抗战爆发后经博古、叶剑英、钱之光等介绍去延安。
1937年至延安后，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帮助毛泽东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如长篇书面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网上有一篇很流行的文章——《连云山漂流散记》（作者刘晓瑜）中说：“毛主席的秘书李六如，就是那个为毛主席总结了‘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经典话语的文学才子，也是平江人”。从中可见李六如的才学和影响。
1940—1944年先后任中央财政经济指导处处长、中央行政学院代院长、中共中央财经部副部长。
1945年任热河省政府秘书长。
1946—1949年任东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财经学校校长、东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长兼法院院长。1947年兼职主持东北财经干部学校时，开设“经济建设”、“财粮税务”、“银行贸易”等专业20并主编《实用经济六讲》，其中第一讲“财政经济总论”系他执笔10。
1949年10月，毛泽东点名李六如进京22，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检察署副检察长。
1954—1964年，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1955—1966年因病离职后，开始以在革命间隙所写的“从黑暗到光明之路”、“五十年见闻记”、“波浪的人生”等札记为底本，以自身经历为线索，将新旧更新过程中的历次革命斗争和重大历史事件，用鲜明生动的形象，简洁有致的笔法描绘出来，创作了长篇小说《六十年的变迁》。该书《自序》云：“从1895年变法维新前后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后这六十来年，则是中国历史上变化最剧烈、最伟大的时代，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由半封建半殖民地一变而为社会主义独立国家。被宗法、礼教、神权等所支配的旧意识形态与顽固保守思想，也逐渐起了极大变化，社会面貌为之一新。这还不值得写一写吗？”该书经毛泽东等指示后由林默涵（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审阅称是一部“很好的历史小说”。该书第一部（从清朝末年写到辛亥革命失败）、第二部（从北洋军阀统治写到大革命失败）、第三部（拟从十年内战写到新中国成立，只写到1928年完成了八万多字即被迫中断）分别于1957、1961、1982年出版。该书第一部后来被译成英文、日文、俄文，还经薛恩厚改编成评剧《如此家庭》、由新凤霞、张德福等主演搬上舞台。1958年经严文井介绍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文革”中受“四人帮”迫害，其小说被列为“六十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毒草小说和有严重错误的作品”之一13，于1973年4月10日逝世，终年86岁。
从这样的履历间，人们可以看到一个投笔从戎、建立起非常世功后继续以其文才投诸武略、以知识献身革命的儒者形象。无论是宣传财经还是司法，都需要相当的文化底蕴作为资本，而李六如以民国少将的雄厚武力能够胜任者，完全得自于他本就是一个优秀文人的出身。以此理解他后来创作《六十年的变迁》，便如本就是历史学家的吴晗在其北京市长任上仍然在爬梳其《朱元璋传》一样顺理成章了。用《李六如》编写组的话说：李六如是清末知识分子中矢志救国、历经曲折，终于走上革命道路的典型人物之一7。
二、从同盟会到共产党
李六如应该是一个相当老资格的革命者。以投身革命的时间而计，他甚至与党内的几老如曾经任民国初建时的大总统府秘书的吴玉章、１９１１年参加了辛亥革命并加入中国同盟会的董必武、辛亥中支持武昌起义并被选为湖南临时议会副议长的徐特立、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加入新民学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谢觉哉、１９０９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的朱德等相仿佛。做过毛泽东秘书、系李六如同乡及故人之后的李锐也写道：“六如伯是我党有数的几个老前辈之一”9。
虽然也曾经受到过一些冲击，有过一些委屈，比如在苏区期间曾经感到“这时候对党的干部政策是不大满意的。至今回忆，还多少有些不平和感伤”16，甚至认为被留在苏区本来就是受到冷落的一个证明，但作为一位由毛泽东引入党内且很少进入斗争核心的老党员，李六如还是获得了一个比较好的事业环境。从延安到东北，再从东北进到北京担任党的高级领导，都使得李六如有了一个比较好的视角来参与、感受和观察时代巨变，这也给了他写作《六十年的变迁》一个很适合的立脚点。
作为武昌首义参加者但因在钦州避难而稍迟到达武昌的李六如，在被任命标统和少将之后感觉到了一丝的受冷落。很以成为一个“督军”为理想的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为着镀金而远上扶桑的，但归来后的他发现已经势易时异，不得不以开厂和教书为业。如果不是因为热心于公共事业而与毛泽东结识，李六如沦落为一个失意文人也未可知。
不过，同盟会员的这一履历在让李六如有了一些隐隐的不快之余也曾经让李六如颇得鱼水之利。不论是当年以平民教育会资格赴安源开办夜校从而给安源大罢工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还是在1924年到广州筹款所得的故人、党人、湘人之助，尤其是在吉安被捕后得自于国民党高官覃振之利，都是经历简单且党外关系淡泊的瞿秋白、陈谭秋、何叔衡们所不能比的。留守红军死多于生、被捕的中央苏区大员死多于生的背景下，李六如得于幸免于难，不能不得自于他曾经是参加过首义的同盟会员的生涯。
李六如在党内的顺水满帆是从延安开始的。自从做了主席的秘书长，李六如有了一个安稳而且近便的修身养性的良好环境。这对他后来从事财经和政法工作并成长为共和国的高层领导奠定了相当好的蓄势功夫。
值得庆幸的是，李六如主持中央税务大局有着先天的科班基础。与民国财神梁士诒、乱世军需宋子文、汪伪大将周佛海这些几乎同时代的同行一样，李六如得自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的履历使得他当仁不让于中华苏维埃的第一任税务局长这一职位。
李六如可能是一个动脑能力远高于动手能力的书生型革命家。无论是在平江还是在吉安，他所从事的生意都以赔本结局，我们同样没有资料可以证明他当年在苏区开办的“营业部”有多么大的进项，可当他从事起财经、政法以及后来的写作任务时，却又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取得不了错的业绩。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他也是一个典型的书生而非实业家。明确这一点，也对理解李六如的税收实践有相当的帮助。
三、瑞京乡下的税务官
虽然中华苏维埃的首都是在瑞金（当时称瑞京），其实际的办公地点却大多是在乡下一些相对较宽敞的祠堂里。比如中央税务局先是在叶坪村谢家祠堂——这也是中央政府所在地，与财政部一起共用一间十几平米的上厅右厢房；1933年春搬入沙州坝杨氏祠堂，仍然是和中央政府在一起办公；1934年在云石山梁氏祠堂内有了一处独属于中央税务局的办公地，下属的农业税征收科、商业税征收科、关税征收科、商业登记管理处、财会总务处五个内设机构相集于一间间板壁房间中24——从当时的机构设置来看，那个时候的税务机关已经注意到了税源监控、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务稽查的重要性并努力发挥出了聚财以支持革命的实际效果。李六如们这群共和国的早期税务官，便是在乡间开始了他们的财税生涯。虽然条件艰苦，税源也远没有国统区丰裕，可这些有着强烈的共产主义信念的人们丝毫不以为苦，一首“北京南京比不上瑞京，美国英国比不上兴国”的歌谣26，很是能够体现他们以苦为乐、自信满满的精神风貌。
财政税务部门是在红军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战果和影响、并因为根据地的扩大而使政府工作越来越重要的情况下成立的。在此之前，筹款的任务是主要由红军自身负担的——毛泽东很早就为红军规定了打仗、发动群众（包括扩红）和筹款三大任务——而且因为当时的主要筹款方向是打土豪和缴获敌人物资，所以也更适合由军队承担而不必因此再增加专业性的非战斗人员。也就是说，“中央苏区初期，可谓无税财政时期，靠对剥削者没收、征发或派捐支撑财政”41。可到后来，当红区境内的土豪已经打过多次、浮财已经挖尽，而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使得相对而言本就力弱的红军在缴获上越来越艰难的情况下，税收成为一个理所当然但也是无可奈何的聚财路径。
在近三年的税务局长生涯中，李六如主要做了四件事：一是参与创建苏区税制体系和税收征收队伍。二是整顿商税（包括关税）征收秩序，并建立起切实可行的征管制度。三是为满足日益增长着的军政需要主张略为提高土地税，并就土地税短收情况严重的实际加强土地税的检查。四是结合自己担当的其他职务，以其他方式弥补税收手段的不足，不仅取财于民，而且自力更生。
苏维埃政府强调废除以往的一切苛捐杂税，彻底改变过去那种不合理的税制，建立起当时公认的良性税制即累进税制。李六如参与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暂行税则》的制定，努力将税收发展成为苏区财政收入的经常性来源。苏维埃税收的基本原则是把重担放在剥削者身上。如农业税的征收，《暂行税则》规定，一般农民起征点每人平均收干谷两担以上，税率为1%。富农的起征点低于一般农户的一半，税率高出一倍。而且按照阶级的原则，家庭人口少分田少的税轻，人口多分田多的税重。贫农、中农税轻，富农税重，雇农及红军家属免税，受灾地区减免税收。李六如在任中央财经人民委员部税务局长期间，在财政部长邓子恢领导下，将商业税分为营业税和关税两种，其中营业税按商店资本大小、盈余的多少，征收统一的累进税。关税则是以按苏区的需要程度统制货物的进出口为目的，“因此税率有完全免征的，也有高至百分之百的。当时在中国境内，只有苏维埃实行了完全自主的关税制，不受任何外国政府的干涉，一切货物在边境税关纳税后，通行全苏区，无第二次之征税，一扫国民党厘金关卡层层抽剥的虐政”。在根据地的商业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关税成为苏区的重要收入来源。而从事关税征收的干部们时常活跃在敌我势力交错的地区，不得不一手拿枪一手收税，以生命投入于共和国的税收事业中25。
李六如初任税务局长，便敏锐地注意到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征商业税以及征收不足、有逃避税收义务现象等问题。为此，他着力整顿商税秩序，加强了对资本登记、生意数量核实、屠记营业税、黄烟税收等薄弱环节的管理37，达到了增加财政收入并打击偷漏税收的效果。
为集中财力支持革命战争和加速苏区的经济建设，李六如还极力主张略为提高土地税，以解决扩充部队和投资生产建设所需资金36。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采纳了李六如的意见。在这一建议下，苏区先后于是1932年和1933年二次提高土地税税率。
因为兼任了苏区中央银行行长的职务，李六如还以增发纸币和发行公债的作法补税收之不足。中央苏区先后发行了三次公债，其中1932年180万元，1933年300万元。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公债的发行，受到工农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仅赣南苏区三次认购公债就达300万元以上。李六如还组织“营业部”将从白区采购来的盐、布等生活必需品在红区销售，以此赢利贴补党政财税17。
在财源特别紧张的情况下，节约是一种天大的美德，而浪费甚至依法则成为不足以平民愤的罪恶。便是在这样的理念下，刘伯承偷吃辣椒甚至成为必须要“通报批评”的错误，而一位红军战士因为倒卖两担粮食便要被枪毙，中央政府总务厅主任左祥云在建设中央政府大礼堂中贪污公款246.7元则被执行枪决23。如此的反腐力度，也在相当程度上反证着李六如们工作的艰难——在相对富庶的国民党统治区都在闹财荒的背景下，既没有什么工业又在商业、农业方面异常荒凉的苏区，其税收工作将是一件多么难的事啊。正因为这一点，李六如不但重视开源，还十分重视节流。他坚决贯彻执行“节约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的苏维埃会计制度的原则，以身作则，从不乱开支一文钱。他带领干部、群众积极倡导节俭的好风尚，引起了广大军民热烈响应，节俭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34。根据地的财政资金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定的浪费现象，但在李六如主持下的中央税务局却尽可能地避免着。这从后来他在延安听取并总结来的一些基层意见上可见一斑：人们反映在财政很困难的情况下居然还有人因为自己看病而花几百万且连造两孔窑洞而不住，反映某些不到六十岁的人为了祝寿而摆起几十桌的流水席，反映某些女人嫁给高级领导人之后很自然地享受起高干的待遇而那些经历枪林弹雨的老革命们则是“身上几个窟窿还不如女人的那一个窟窿”4。这样的牢骚如果放在今天完全可以理解为充满嫉妒心的畛域之见，但在当时，任何一个无视这种牢骚的人都是对革命的不尊重，更是对那些得之不易的革命经费的亵渎，是对辛苦至极的劳动者和“财神”们的剥削。
四、 革命税系建于山中
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建立的多块革命根据地大多都是建立在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诸省边界地区。这样的地区因远离敌人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而处在从割据立场上相对有利的地区，但是同时，也自然是因“天高皇帝远”而在工商业甚至农业上比较落后贫穷的地区。虽然红军和革命者因为并不拿工资（只在有重大缴获或“伙食尾子”的情况下发一些零花钱）且在衣食等方面的耐受力较强而大大减少了应有的花销，但是，缺乏必要的物资供给仍然不利于红军和根据地的壮大。
从税收地理的角度而论，革命税系建立于山中，这本身就在资源基础上使得红军处在被动局面下。毕竟，无论是征兵、征税、征粮基础的强弱都会直接地影响到战斗力的大小。相对于蒋氏势力在北伐后的第一时间就占据了江浙一带的金粉之地从而拥有了大大的金元之利并时常以这种优势而通过收买敌方大将而瓦解敌对势力，而李宗任的桂系则据于盛产长于山地作战的“猴子兵”的广西，阎锡山系所占据的山西也因晋商的余韵而很富庶，冯玉祥系虽然习惯了过穷日子但毕竟又拥有河北、山东、河南的强悍兵源底数，座落于江西、福建的中央根据地可以说在税收、军粮和兵员素质方面都大大地弱于民国军阀——如果说湘人的军事素质还是很让近代以来的人们称羡的话，江西和福建人是相对而言不大适合当兵的，以主要是以湖南籍战士组成的红一、红三军团可以在江西、福建境内“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历史可证；也可以长征中的中央红军中以江西、福建新兵居多可在后来的将军中仍然是以湖南湖北人居多可证——这样便从税收地理的客观方面决定了中央根据地处境的艰难。如果不是因为坚定的信念和在非常策略上的审时度势，红军也许难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坚持到一九三四年长征。
一项税收体系的建立既有其客观背景也有其主观因素。就二、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而论，曾经崛起过多个割据一方的“国家政权”，如北洋政府、南京政府、苏维埃政府、满洲国政府、汪伪政府，其各自税制的建立不仅有着时代的继承性和辐射性，也在相当程度上打上了财政、税收主持者的个人烙印。这也是税收地理的一种表现形式：不同的天文、地理和人情铸就了不同的税收资源和文化。这些政府中的财长、税务局长，大多都属于科班出身，有的甚至来自国外名牌大学，比如宋子文是毕业于美国专修经济的博士，而周佛海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受过小四乡太郎严格的财政学训练42，李六如则是日本明治大学的政治经济系学生。
可以说，中央苏区的税制是一种比较纯粹的税制，既有其受到时代影响的人一面，也有相当的独创性。受到当时国内外（如周学熙）“良税观”的影响，立意“采取统一累进税法，及世界优良之法”38，而未能考虑适用条件是否成熟。事实上，从当时的主流政权而论，如所得税这一新税，历北洋政府——1914年曾经颁布第一部《所得税条例》——及与李六如同时期的宋子文主理财政期间都未能实现——到孔祥熙主理财政的1936年才开征，在工商业条件、会计条件、征管条件都不成熟的苏区，便更加困难甚至超前。在苏区，三项大税即农业税、商业税、工业税（未开征）都是以所得税甚至是直接税的规则开征的，除作为古代直接税形式的土地税外，“营业税即商业所得税，按商业资本大小、盈利多少，征收统一的累进税”、“工业所得税，按资本大小，规定税率征收其利润”40可以看出当时的税制是如何地理想化。
五、 品评苏区税收制度
在中央苏区这样一个四面强敌环伺的新生政权中，要确保自身有一定的守御力和攻击力，一定的财源补给和兵源补给是必须的。在苏联人（或共产国际）的援助若隐若现或远水难解近渴的局面下，苏区在特定方面的非常策略是可以想见的。如此理解工商税收政策中的左倾倾向严重21的事实，便可以寻到一个相对公允的立足点。
必须承认，苏区的税收制度体制出了严格的共产主义然色彩。对地主富农和城市资产阶级施以重负、免除分期农民和红军家属税负的这样一种倾向性分明的征税逻辑，不仅仅符合红色政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的这一政治规定性，还与外国专家已经论证过其合理性的“罗宾税”逻辑暗合：具有更强负担能力的人多纳税，以平衡贫富差距和强弱势心理，尽管可能产生所谓奖懒罚勤、鞭打快牛的负面效果，但仍然是可以让各个阶层在公平感上能够接受的逻辑。
而且，相对北洋政府与南京政府属下四分五裂、各自为政、财政为能统一的形势而论，中央苏区较好地实现了“财政统一”。其《暂行财政条例》里规定：“为实现财政统一，一切国家税收，概由国家机关按照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税收征办，地方政府不得自行规定税则与征收”39。
最重要的是，如同苏维埃政权是对共和国政权的先期预演一般，在税制结构、税收征管、税务机构和税收队伍建设等诸多方面，中央苏区税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的一次彩排43。中央苏区的征收，不仅为红军和红色政权提供了尽可能强有力的财力支持，也为中央苏区在江西、福建的红色割据、打破敌人的军事和经济封锁并坚持长达近五年的时间奠定了足够的物力基础。从经验和人员方面，中央苏区的税收也为后来的边区税收、解放区税收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可惜，许多苏区税务人员，尤其是总关税处的四五百人，在守卫苏区和长征中，损失巨大44，这又不能不说是共和国的早期税收资源的一大损失。
据说明朝洪武皇帝的成功，是得自于徽州一位叫做朱升的儒生的九字真言的导引，那九个字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从过去国务、军务资源主要依赖土地这一点而言，“广积粮”其实说的就是赋税政策。而在中央苏区和南方诸苏区，之所以蒙受了一九三四年的整体失败（以被迫转移为标志），也许和在这九个字尤其是“广积粮”上的操作失当有关。在相对偏狭贫穷的“边界”地带搞革命，兵源上显得孱弱，税源上则显得局促。在这样狭小且偏远的空间里，要达到广积粮的目标本身就难，且征粮太多则肯定侵蚀百姓生活用粮和再生产用粮。李六如们的尴尬也在于此。
晚清在文治武功上的孱弱，直接地表现在赔款和借债带给国家的资源枯竭上，这也也得从北洋军阀政府到孙蒋国民政府的财源都受到严重限制。加之国无宁日，养兵日重，政府财政收入的几乎全部用于军费尚嫌不足，只好通过金融等手段弥补亏空并次第造成更大的亏空。而共产党人建立的一块块根据地，因为大多处于敌人力量薄弱自然也是在“冲疲繁难”等肥缺指标方面排位居后的地区，其财政税收工作的难度就更是可想而知。邓子恢2、毛泽民3、李六如们受命于危难之间，不得不以非常之勇行非常之事，以非常的谋略完成非常的事功，凭借个人智慧和群体努力，开拓出一个政治生命体的血脉之路。
如果说1931年11月颁布的苏区税则虽然有一点理想色彩但还算是中规中矩的话，1932年6、7月间发生的两大变化则让苏区税收形势为之一紧，也让税收的共产主义性质打了一些折扣。1931年6月27日的中央决议是为贯彻年初扩军一百万的任务而定的，要努力解除红军主力“分散筹款”和“分散做地方工作”的任务，全力用于决战方面；1931年7月修改后的《暂行税则》则强调提高税率、降低起征点且缩小免税范围、缩短纳税期限、上收税收权限45。这一方面大大加重了苏区税务机关的工作量，一方面则大大加重了苏区人民的税收负担。而第二大变化的发生，还与李六如的建议有一定的关系。
正是在土豪已经打光，缴获也很少，取之于敌的财源减少15、税源极度匮乏的环境中，本来就不算“巧妇”更加“难为无米之炊”的李六如不得不在自己建立营业部倒卖以自根据地外的生活必须品、发行公债和纸币等财政经济手段之外，提出略为提高土地税税负的建议。在这一建议下，苏区中央下发《关于修改暂行税则问题》的决定，提高农业税和商业税的税率，并降低二税的起征点。这样的建议无宁是雪上加霜。因为这一税负调整，大大提高了农民和商人尤其是贫雇农和小商人的负担，表现出在非常局面下已经偏离政治倾向的一种实用逻辑。贫农的农业税自3担起征，富农则自1担起征。商业税的税率、起征点、负担变化见下表31：
|
类别 |
资本 |
1931年税率 |
1932年税率 |
税率提高状况 |
负担增加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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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商人 |
100—200
200—300 |
免征
2% |
6%
7% |
6%
5% |
6倍
2倍半 |
|
中商人 |
3001—5000 |
6.5% |
12% |
5.5% |
84.5% |
|
大商人 |
8001—10000 |
18.5% |
23% |
4.5% |
24.5% |
1933年9月，农民负担再次因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发的新的《农业税暂行税则》而提高，这一次，贫农的起征点降为2担。这样次第增加的税收负担到了1934年为长征所进行的粮食动员达到顶峰，为了给十万红军筹集更多的粮草，有关部门不仅仅要求不准“折谷收钱”（因为米价腾贵），而且采取了“借谷”的非常措施，先后下发《关于完成推销公债、征收土地税、收集粮食、保障红军给养的突击运动的决定》、《为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党部及苏维埃的信》、《关于在今年秋收中借谷60万担及征收土地税的决定》。不过，在这种“秋收借谷运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即大大超出了预定计划”的非常时期，李六如已经离开了税务局长的位置而为陈笃卿所继任，而他所执行的无奈税收政策是不是应该对给根据地的“粮食恐慌”32负一些责任的问题也便显得不大重要了。也许正是和他在苏区的税收实践及经验教训有莫大关系，在延安时期他提出的那份颇有专业水平因而引起边区边区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的意见书中，李六如还就财政方面提出了三条意见，即取消田赋，征收农业税；统一税目名称，确定农业税、货物税、商业税三种税目；整顿财务行政35。
诚然，得自于李六如建议的增税举动，同中央苏区在其他如“扩红”等方面表现出的左的倾向相一致，其税收方针在那种特殊环境下毕竟属于权宜之计。可以想见，这样因窘的财政税收环境，便是让曾经专攻经济的李六如们也是一筹莫展，难怪红军最后不得不退出苏区走上长征之路——因为财政困难而不得不退出苏区，这在王明的《中国苏维埃政权底经济政策》一文中已经可以看出端倪。该文中说“打土豪”、占领新区、缴获、征税等这些基本的方法都“比较少了成效”——说打仗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打后勤、打税收，中央苏区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例证。
这样加之于苏区人民的税收负担，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苏维埃税收的早期初衷：一是取消苛捐杂税，一是将重负加之于剥削阶级之上。如果说一方面提出“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的口号一边不得不征收一些换了名目的税捐，这是苏区体现在早期税收上的一个逻辑与现实悖论——比如说土地税在1928年10月的井冈山根据地《土地法》中就提了出来，在1930年10月的江西兴国依旧在以“公益费”的名义征收着30，则1933年的税收政策简直就有些急功近利甚至杀鸡取卵的嫌疑了。
事实上，阶级色彩鲜明的筹款方式，本来就在相当程度上削弱着根据地的财源。如对富农和商人的相对苛刻的对待使得他们有可能逃出根据地范围，从而使得根据地内可以生财便民的产业大规模减少。比如毛泽东在其《兴国调查》中就曾经提到在该县只有三家并不反革命而开店的——永丰圩三百元本钱的屠坊，被募集了二百二十元的捐款；竹坑五十元本钱的药店、西江一百元本钱的银货杂货店，也被当成“土豪”打了27。李六如在任闽西主持财经工作期间曾经发出通知“无论何种商人，只要他不违反苏维埃一切法令，不勾引敌人作反革命，不维护与垄断经济，苏维埃政府是允许商人在苏区内营业自由的”33，也是这种情势的一个证明。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根据地内的工业税没有开征，而累进税主要限于农业税，其他的税只有一点屠宰税28。而关税征收人员之所以要带上枪，也和这种税实际上大多要取自于白区有一定的关系。
加之于工商业的较为沉重的税收负担则在相当程度上侵犯了苏区工商业者的利益，使许多私人企业倒闭或停业、迁移，给苏区经济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机46。如此的教训之深刻，让当年身为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记忆犹新，以至于在十几年后还提出来引以为戒：“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与中层资产阶级采取过左的错误政策，如像我们党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所犯过的那样（过高的劳动条件，过高的所得税率，在土地改革中侵犯工商业者，不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目标，而以近视的版面的所谓劳动者福利为目标），是绝对不许重复的。”47
之所以苏区的农业税在负担已经很可观的情况下仍然被以很大的“革命热情”、“自愿缴纳”着，与下面几个因素密切相关：一是农民们的土地是在共产党人主持下的土地改革中得到的，他们的纳税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共产党的报恩；二是苏区的土地税被染上了严格的阶级色彩，地主富农不但分坏田而且负重税，即“征收的原则除去将纳税的重担放在剥削阶级身上外，依阶级的原则来解决，对于被剥削的阶级和最苦的阶层的群众免除纳税的义务”29；三是免除红军家庭的税收，使之在有人参军已经造成持家能力下降的情况下得到必要的补偿，保障根据地的农业发展的后劲，也鼓励人们踊跃参军。而在中央苏区的后期，人们对土地税的因为政权的持续性未得到保障的预征措施（表现为“借谷”）仍然投以足够的热情，可能也和当地农民本来就过惯了穷日子有着较强的忍耐力、红军方面做了很大力度的宣传以及人们对中央苏区政权抱有强烈的期望和自信有关。事实上，当地的许多农民确实是向苏区的纳税当成了自己的一份义务，一份并没有准备兑现的借据来看待的——在中央电视台组织的再走长征路活动中，队员们从当地的农民手中还发现过已经存了七十多年的“借谷票”。
也许正因为中央苏区税收工作的艰难和操作中几乎无法避免的偏差，我们才得以更加地理解作为“红色财神”的李六如们的艰辛，同时也就更加理解共和国的江山的来之不易。
注释：
1、长篇小说。李六如著。三卷。1957、1961、1982年出版。作品以季交恕生活经历为中心线索，描写了清末至新中国成立期间六十年的历史变迁，刻画了孙中山、黎元洪、廖仲恺、蒋介石、宋美龄、毛泽东、陈延年等历史人物形象，既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又有文学的精彩描述，展现了中国革命曲折复杂的历史进程。
2、曾任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第一任财政部长。
3、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家银行行长。
4、凌辉《毛泽东和他的秘书长李六如》，《湘潮》2005年第6期。
5、丁玉萍、史克剑《李六如：岁月变迁，丹心永继》，《中国金融家》2006年第2期。
6、据《上将萧克创作〈浴血罗霄〉始末》一文披露，此书创写于长征结束后的镇原小城，断续写于抗日峰火中，期间经过多次修改，于1988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出版。后于是乎年被评为茅盾文学奖荣誉奖。八十高龄的将军和当代作家刘白羽、路遥等一起走上了文学的领奖台，此事被列为当时文坛一大盛事。
7、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6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页。
9、李锐《忆六如老伯》，凌辉著《李六如》代序。
8、李锐《忆六如老伯》，凌辉著《李六如》代序。
10、11、李锐《忆六如老伯》，凌辉著《李六如》代序。
12、据凌辉 粟树林 金良超编著《李六如与六十年的变迁》一书中之《李六如生平年表》，第375页。
13、这六十部大毒草依其“反动”性质分为四大类，即“反党、反毛主席，为刘少奇等人树碑立传”、“歌颂错误路线，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歪曲阶级斗争，宣扬阶级调和论、人性论、和平主义”、“歪曲和攻击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分别是《刘志丹》（李建彤著）、《六十年的变迁》（李六如著）、.《保卫延安》（杜鹏程著）、《青春之歌》（杨沫著）、《朝阳花》（马忆湘著）、《小城春秋》（高云览著）、《红旗谱》（梁斌著）、《播火记》（梁斌著）、《我的一家》（陶承著）、《风雨桐江》（司马文森著）、《火种》（艾明之著）、《三家巷》（欧阳山著）、《苦斗》（欧阳山著）、《晋阳秋》（慕湘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著）、《大波》（李劼人著）、《苦菜花》（冯德英著）、《文明地狱》（石英著）、《在茫茫的草原上》（玛拉沁夫著）、《山乡巨变》（周立波著）、《山乡风云录》（吴有恒著）、《三月雪》（肖平著）、《变天记》（张雷著）、《山河志》（张雷著）、《普通劳动者》（王愿坚著）、《我们播种爱情》（徐怀中著）、《工作着是美丽的》（陈学昭著）、《上海的早晨》（周而复著）、《在和平的日子里》（杜鹏程著）、《乘风破浪》（草明著）、《风雷》（陈登科著）、《在田野上，前进！》（秦兆阳著）、《归家》（刘澍德著）、《水向东流》（李满天著）、《过渡》（沙汀著）、《南行记续篇》（艾芜著）、《高高的白杨树》（茹志娟著）、《静静的产院》（茹志娟著）、《红日》（吴强著）、《暴风骤雨》（周立波著）、《破晓记》（李晓明、韩安庆著）、《桥隆飙》（曲波著）、《屹立的群峰》（古立高著）、《红路》（扎拉嘎胡著）、《清江壮歌》（马识途著）、《辛酸地》（管桦著）、《铁门里》（周立波著）、《战斗到天明》（白刃著）、《新四军的一个连队》（胡考著）、《下乡集》（赵树理著）、《三里湾》（赵树理著）、《灵泉洞》（赵树理著）、《丰产记》（西戎著）、《李双双小传》（李准著）、《东方红》（康濯著）、《桥》（刘澍德著）、《我的第一个上级》（马烽著）、《高干大》（欧阳山著）、《香飘四季》（陈残云著）、《金沙洲》（于逢著）。
14、李六如《武昌起义纪略》，载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亲历记》，第321页。
15、凌辉 粟树林 金良超编著《李六如与六十年的变迁》第198页
16、见于1940年5月31日所写《自传》，原件存中央组织部。
17、见于王首道1981年所写《出污泥而不染——怀念李六如同志》，载于《王首道文集》，336页
19、见于王首道1981年所写《出污泥而不染——怀念李六如同志》，载于《王首道文集》，第348页。
18、当是时，李富春任二军党代表，肖劲光任六师党代表，方维夏任五师党代表。
20、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6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页。
21、张侃《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史导言》，载于《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1期。
22、凌辉《毛泽东和他的秘书长李六如》，《湘潮》2005年第6期。
23、事例见何立波《中央苏区的反腐败斗争》，载于《检察风云》2008年第9期。
24、曾飞《红色土地上的红色税事》，载于《中国税务》2006年第12期。
25、曾飞《红色土地上的红色税事》，载于《中国税务》2006年第12期。
26、曾飞《红色土地上的红色税事》，载于《中国税务》2006年第12期。
27、杨菁《试析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财政收入政策》，载于《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4期。
28、见于《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土地革命时期），第1333—1334页。
29、《关于颁布暂行税则的决议》，1931年11月28日。
30、杨菁《试析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财政收入政策》，载于《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4期。
31、杨菁《试析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财政收入政策》，载于《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4期。
32、杨菁《试析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财政收入政策》，载于《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4期。
33、丁玉萍、史克剑《李六如：岁月变迁，丹心永继》，《中国金融家》2006年第2期。
34、丁玉萍、史克剑《李六如：岁月变迁，丹心永继》，《中国金融家》2006年第2期。
35、丁玉萍、史克剑《李六如：岁月变迁，丹心永继》，《中国金融家》2006年第2期。
36、丁玉萍、史克剑《李六如：岁月变迁，丹心永继》，《中国金融家》2006年第2期。
37、曾飞著《共和国的税收预演——中央苏区税收史》，中国税务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页。
38、邹永红《中央苏区的财政体制及方针政策》，载于《财会通讯》，1995年第4期。
39、邹永红《中央苏区的财政体制及方针政策》，载于《财会通讯》，1995年第4期。
40、见于1931年11月28日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
41、钟华《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的财政供给》，载于《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42、苗体君、窦春芳《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为何退出共产党的事实考证》，载于《慰化学院学报》2006年第10期。
43、曾飞《中央苏区税收的历史地位及其局限性》，载于《当代财经》，2006年第2期。
44、载于《中央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0——275页。
45、曾飞《中央苏区税收的历史地位及其局限性》，载于《当代财经》，2006年第2期。
46、曾飞《中央苏区税收的历史地位及其局限性》，载于《当代财经》，2006年第2期。
47、《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61页。
2008年7月29日星期二开题
2008年8月4日星期一动工
2008年8月7日星期四
2008年8月8日星期五
2008年8月11日星期一
2008年8月12日星期二
2008年8月14日星期四
2008年8月15日星期五完成基本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