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优则寿：羡慕那些年高学厚的贤者们
如果说一个政治家的核心价值在他退休前就已经相对充分地表现出来，一个商人的事业生命在他年富力强时就已经释放出去，一个劳动者的青春年华在他手脚渐渐老去后就开始褪化，也许，只有学者、作家、科学家、艺术家这类更加依托于经过特别打造的脑力的“人种”，才是多活一天就会对人类和历史增加一分价值的“国宝”。
感叹于那些英年早逝的智者们给人类文化所带来的遗憾，我们就会由衷地感觉到：学问做到一定程度且能享受长寿是一种美德，一种可以让后学者欢呼雀跃的美德，一种让同道们额手称庆的美德，一种让自己心满意足的美德，一种让子孙们尽逞天伦的美德。事实上，长辈们长寿，同时也是子孙们的美德——一种通过敬老而体现在周身上下每一个毛孔的善行。
“学而寿则优”。有强大的学问且能长寿，会使得寿星的学术尽可能地少瑕疵而又增广厚度。因为长寿，陈诗启（1915年——）顺利完成了他当初不敢想见的《中国关税沿革史》的民国部分；因为长寿，罗尔纲（1901-1997），把他在太平天国等研究领域的成果厚度增加到了三千万字；因为长寿，钱穆（1895年—1990年）的学术生命一直维持到了他生命的第九十五个年头；因为长寿，蔡尚思（1905-2008年）才可以豪情满怀地吟出“年龄有老学无老，思想不休死后休”……
我们甚至可以说，努力扩张自己的生命长度从而充实自己的学术厚度，还应该是一个学者对自己所研习的学问充满厚爱和激情的自觉。偏激一点讲，达到每一种学问的巅峰，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做铺陈。如果还没有能够窥得此间学问的某种极致状态，那压根就是一种对学术人生的不负责的态度。所以钱穆会讲：“人生不寿，乃一大罪恶”，“念不高寿，乃此生一大耻辱、大惩罚”。因为未能长寿，陈寅恪的全原创版《中国通史》没能写出来；因为没能长寿，顾准的诸多研究成果只是一纸残篇；因为没能长寿，漆侠的“宋学”研究还没有成书；因为没能长寿，人们看不到天才王弼最成熟的学问；因为没能长寿，鲁迅的“投枪”没能扎到更多的“千夫”；因为没能长寿，熊彼德的《经济分析史》只能交由他的夫人来收束；因为没能长寿，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只好由研究重点另有侧重的恩格斯来整理……尽管每个不能长寿的贤者都非他们所愿，可因为不寿而使学术事业留有遗憾甚至造成损失却是肯定的。纵然是这些大师们在那么短的人生历程中所作的学问已然宏大，仍然不如再长寿些可以确保他们的学问更“优”。
虽然每一个长寿者都各有幸运之星降临，但一些来自个人的修炼或造化也是其长寿的构成因素。比如达观平静的心态，比如对身心的养护之道，比如来自于夫妻和睦的幸福滋补。而能力通过自己对生命的清澈认知来驾驭自己生命的流向，这又自然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优异学识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又完全可以讲“学而优则寿”了。
关于心态对长寿的贡献率，孔子有言：“智者乐，仁者寿”，老子则说：“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而刚，塞于天地之间”；韩愈和苏辙说：一要读圣人先哲之书，二要游江山胜景，三要交天下豪杰之士；季羡林奉行“不嘀咕”；钱穆则讲“人生最大学问在求能虚此心，心虚始能静”；王吉安说知识和智慧的陶养，以及长此不懈的思考，可以让学者经常保持心灵的平和和愉悦，良好的心理状态又可以保持机体的免疫能力——这才是学者高寿的真正秘密所在！你看，这不就是出于一种优厚的常识么？既然有注重诸多学问修炼的“优生”，为何不可以有着同样注重学识修炼的“优养”？
“优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就是顺应天地人的某些规律性而进行必要的锻炼。如果不是有着一直洗凉水浴的身体素质，马寅初断不敢在九十岁上还笑迎一次危险系数太高的手术且能冲上百岁之巅；如果不是因为自主研习长寿之道并为自己配药、为自己设计体操，罗尔纲怎么能够冲破体弱多病的围困而寿达97岁？如果不是因为在年轻时就强化了生存意识，通过静坐健身、冷水浴、郊游、爬山、饮食清淡节制等组合养护自己的“浩然之气”，钱穆又何能超脱“三世不寿”的怪圈？同理，赵朴初（1907年—2000年）的“每晨起床前摩腹二百次左右”确保了他的消化系统良好。蔡尚思自己创造的一套自称为“蔡氏”简易健身运动法也为他的健康作出了贡献。细细想来，以一己之力努力维护生命之树常青，非优厚的学问为何？
长寿总是需要一个幸福安乐的小环境。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的长寿得益于他融洽美满的夫妻怡情，钱穆则托福于后来的妻子给予他的悉心照料，杨振宁是否可以获致更多的天年则肯定要受到他在八十二岁上所娶二十八岁的翁帆的贤淑状况。从这个方面而言，“老伴”会是一个对生命长度和质量万分要紧的外生变量，此事不可不察也！
受到高寿学人们的鼓舞，也许我们可以首先学着让自己对于生命的学问“优”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