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少女命案，本不复杂，却致万人游行，焚烧了政府和公安机关。省委书记不得不出来向老百姓道歉。为什么？百姓对政府、执法部分缺乏信赖！
　　　 很有可能少女命案仅仅是个意外事故，但是更多的人宁愿相信是一场“谋杀”，是政府主要领导做了后台的谋杀。看是偶然的事件，成了必然。看是很小的一件事情成了国际大事。
　　　 事实上，今天地方官员为祸一方已经比比皆是。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当了县委书记，他的地位，他的决策，他的智商就容不得别人怀疑。他的命令就必须执行，他的讲话就必须鼓掌，他的指示就必须服从。同时，他的瑕疵就不能挑剔，他的错误就不能指责，他的言论就不能批判……
　　　 谁规定的？
　　　 “批评县委书记，就是不和党保持一致。”这是这样的官员的典型思路。
　　　 可县委书记也是人，有可能对，有可能错。但是重要的是公开透明的对话。而他们是怎么做的？
　　　 强行掠夺农民的土地用于商业开发，强行破坏自然资源出卖给所谓的外商，强行把一个古老的小城市变成破烂不堪的所谓“形象工程”，物价飞涨，信誉下降，民风败坏，偷盗横行。领导自己写书给自己歌功颂德。并且让这样的书获奖，以谋求更大的政治上升迁的资本。
　　　 把上访农民用强权打入牢狱，把揭露歪风的行政干部写入另册不再使用，将金钱贿赂和性贿赂的官员提拔重用，将持不同意见的人贬斥为“全县人民的敌人”。
　　　 县委书记心胸如此狭窄，何以装下一个地方百姓的疾苦？何以描摹出一个地方的未来？
　　　 说说我的事情吧。几年前我因为揭露一场腐败而成了一个小地方的“名人”，令我哭笑不得。我的成名是因为县委主要领导点了我的名，于是我有名了。农民有委屈，没有地方申诉，迫不得已东借西借凑钱来了北京，被骗回去，没有充分理由就拘留了。执行拘留这些农民任务的还是我的一个同学。后来我听另一个在司法机关工作的朋友说：“我们都知道你是对的，但是我们也都违心地执行了县里的指示。与其说这些农民有这样那样的罪，不如直接说他们是政治犯，因为他们发出了县委书记不喜欢的声音。”
　　　 我母亲去世以后，一个我不认识也从来没有见过面的麻田农村妇女捎了五十元钱给我，捎钱的人说：“不用告诉你她的名字，告诉了也没有用，捎钱时她说了，人家在北京，很多年不回来一次，回来了咱也见不上。但是他给咱麻田受压制的人说说话，咱记着他。”
　　　 也在丧事期间，另一个西关村民对我说：“你要是不得罪县委书记，你这次回来办丧事，人家就全包了！”
　　　 我不知道人家会不会全包，但是假设农民的思路是正确的，那么，一边是五十元礼钱，一边是丧事活动花费的全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是，前者让我感动，后者我从来没有奢求。我觉得我能值五十元钱已经很满足了，它是一个农民对你的真心感激，不需要回报。如果我让别人破费很多，那我得为别人付出多少？我的良知？我的尊严？上天不经常扔馅饼，扔的时候我经常不在现场。所以，我得求“心安”。
　　　 我替农民表达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心安。有五十元钱，我感谢，没有五十元钱，我照样表达。
　　　 因为我的声音也主要是通过网络发表的，所以胡锦涛到《人民日报》和网友对话的事情出来后，一个老乡打电话给我，非常感叹：“国家领导人都主动通过网络了解民意，一个地方官想的如何封杀你的意见，多么不与时俱进的想法啊！”
　　　 其实，县里想封杀的倒未必是我。听说宣传部长受县委书记委派，专程到北京找关系，把不利于县委形象的批评意见都封杀掉。他找的人权限可能不够吧，没有实现了愿望。
　　　 什么叫“和谐”？只有不同才能和谐，一个声音不算和谐。是谓“和而不同”。
　　　 怎样才“安全”？合理疏导才安全，压制不是求得安全的办法。大禹治水是这样，今天行政也是这样。把“合理表达诉求”的农民投入监牢，不是明智的做法。从监狱里放不来不给说法，不是合法的做法。把矛盾积压着，把自己美化着，危险就存在着。即使用钱买了官，心不安呀！把农民都压制成了干柴，遇到合适的温度就会燃烧，那才真是可怕的。
　　　 贵州瓮安，如果不是“6·28”事件，我都没有听说过。瓮安事件，给全国的每一个地方官敲响了警钟：不要压制不同意见，行政透明，才是最安全的。

23:30 2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