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年前的今天
左权将军之死
选自我的长篇作品《左权一团奔突的火》（2005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1942年对战斗在太行山上的八路军来说一异常艰苦的一年。在日军无数次以“杀光、烧光、抢光”为目的的扫荡之后，太行山百姓的日子已经极为艰难，1942年又遇上了空前大旱，播种的季节眼看就过去了，整个太行山滴雨不下。
“天不下雨是彭德怀压住了龙脉。”为了煽动起当地百姓对八路军的仇视情绪，国民党军队和日本特务散布这样的谣言。反动会道门纠集善男信女搭神棚求雨、抬上“龙王”游行等系列活动，就在八路军总部所在地进行。
其实，太行山根据地的1941年就不好过了。将军说：“1941年过去了，过去的一年是全世界局势变化最急剧的一年，是敌后抗战最艰巨的一年。我们在华北战场上遭遇了不少险恶的战局与严重的困难。”
而对于未来的艰难，将军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我们是更接近了胜利的前途，但敌后严重之战争局势，仍然存在，艰难困苦的阶段还将到来，一切苟安与懈怠心理之产生，均是不应有的，华北全体军民必须继续4年多来坚持华北英勇抗战的精神，继续地坚持华北抗战，战胜与克服一切艰难困苦，踏过这一艰难困苦的阶段，走上胜利的坦途。”
他的这些话发表在1942年1月1日的《新华日报（华北版）》上，在文章的最后，他说：“1942年快来到了，这是全世界正处在空前大动荡之年，无疑的，华北抗战军民的任务也更大了，我们誓愿与华北人民一起，励精图治，向胜利之途迈进。”
1942年春天，将军率领直属部队修堤造田、沿河筑坝、灌溉抢种，同时停止向地方征粮，帮助地方度灾。将军下令把仓库里仅有的一点玉米封存起来不敢再吃，每天以各种树叶充饥。
从当年太行山里生活过来的《新华日报》记者李庄回忆说：
我们在太行山，过去基本是吃小米干饭，现在却要掺上野菜和树叶。别的树叶还好，最难吃的是花椒叶。这种树叶和它的主产品花椒一样十分辛麻，麻得能使人失掉味觉。这点还能忍受，反正多月不知肉味，分辨滋味的本能已经逐渐退化。最讨厌的是花椒叶周边的硬刺，那是绝对嚼不烂的，使人难以下咽，只能囫囵吞下肚里。 如果说这种困难还能克服，用水困难更使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终生难忘。我们住在辽县（今左权县）山庄村，当地没有山泉，又不能打井，村民一年四季用旱井水。那旱井，选在雨水流经的缓坡上，人力挖成，口小腹大，状如深坛，内壁用胶泥涂过，以防渗漏；降雨时打开井盖，俟水注满，用石板盖住井口，用胶泥封严以防蒸发。制定乡规：各井编号，按序供人、畜饮用。
1942年久旱不雨，旱井水源断绝。报社同志多有刷牙习惯，用水稍多。领导严格规定：坚决执行群众纪律，绝对不同居民争水。总务科专拨四头驮骡到附近有泉水的熟峪村驮水，每天来回三趟，还要起早摸黑。清晨炊事员分水，每人一搪瓷缸，刷牙、洗脸全在内。
1942年，中国军人左权在太行山上艰苦地指挥军民抗战的时候，世界上其他的军事家都在忙些什么？
比左权年长9岁的前苏联名将朱可夫是伏龙芝军事学院左权的学长。1942年夏天，朱可夫指挥了著名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全歼德军25万，成为苏联卫国战争的伟大转折点。其后，朱可夫率领大军直捣希特勒的巢穴柏林时，他的辉煌战功达到了顶峰。
德国装甲兵战将、“沙漠之狐”隆美尔，在北非沙漠中以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指挥装甲部队，声东击西、神出鬼没，常使对手措手不及。
可是，英国著名将领蒙哥马利受丘吉尔之命、美国陆军五星上将、号称“铁胆将军”的巴顿受艾森豪威尔之命来到了北非，他们联手取得了与隆美尔对局的胜利。
当然还有1942年5月发生在珊瑚海海域的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航空母舰的大会战。在这场海战中，美日交战双方的军舰互不照面，只是由舰载机向对方实施远距离的空中攻击，这也是人类海战史上的创新之举。而指挥了这个战斗的是美国著名军事家尼米兹。
时世造英雄，当各路英雄在为各自祖国的荣誉、为自己作为一个军人的荣誉战斗在炮火中而整个的世界大战远没有结束的时候，1942年的太行山十字岭却成了左权将军的最后一个战场。
整个的太行山都缅怀将军的忠魂，但是巍峨的十字岭就更加不同寻常。我在太行山上生活了30年，是将军在这里生活时间长度的8倍。可是我上十字岭只有一次，而更多的太行人没有上过十字岭。
我徒步爬上十字岭的时候，放眼处一个小小的村庄安静地犬卧于山坳里，群山静默无声。
左权将军纪念亭挺立在十字岭上，一个乡人端庄的大字镌刻在石碑上：“左权将军殉国处”。遥想当年，一代名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倒下的，这里作为世界反法西斯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与太平洋战场、与欧洲广袤的战场、与北部非洲沙漠战场、与诺曼底战场一样，在世界军事史上应该留下浓重的一笔！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损失的最高级别的将领，就化成了这里的泥土！
最近我在将军女儿的家里知道，将军牺牲后，日本军队为参与这次十字岭战斗的将士颁发了金质纪念章，其正面与“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的纪念章无异，但质地，后两者现在只能见到铜质的。这枚金质纪念章的背面刻着：
“意左权登禄 五九八六中队”
我问一个学日语的朋友，他说应该翻译成：“纪念左权飞黄腾达”。
即使是将军的敌人，他们在庆幸对手的损失、自己的胜利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对一个军人天职的应有的尊重！
有人说：“一个战士不战死在疆场就要回到故乡。”将军无法回到故乡，因为他的血要把整个的太行来滋养。
站在清净的十字岭回望1942年的5月，我仿佛听到了枪炮声，听了敌机掠过的轰鸣，听到了将军在撤退的人群中的呐喊：“快，快冲啊！……”
4、十字岭红了，年轻了
因百团大战中受到重创的日军将败将多田骏调回国内，将“中国通”、反华老手冈村宁次派到华北前线。冈村赴任的时候，东条英机率领陆海军将领、达官贵人亲自为他送行，可见，日军对华北战局的重视。
冈村一到任就注意到：冀中是太行山八路军的“兵站基地”，摧毁了冀中，就可置八路军总部所在的太行区于死地。于是，1942年5月初，日军以5万余兵力对冀中实行“铁壁合围”。八路军总部命令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率主力向太行山转移，而八路军各部向华北各交通线发动广泛出击，支援冀中。“铁壁合围”破产。
冈村手下那些和八路军打过几年交道的幕僚建议：“破坏中共组织，中枢机关乃为至要，应尽量逮捕其主要人物。”于是，冈村把凶恶的目光从冀中投向太行山。他要求尽快研究游击战术，对付太行山里的八路军。不久，第一军司令长官岩松义雄炮制了一个“C号作战计划”。
岩松从日军第三十六师团挑选了两个联队，组成两支“挺进杀入队”，在日军主力的进攻中执行特殊任务。一支叫“益子队”，其任务是破坏八路军总部，刺杀彭德怀、左权；一支是“大川队”，破坏一二九师师部，刺杀刘伯承、邓小平。5月中旬，日军第一司令部在长治设立指挥部，印刷了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等人的照片发给“挺进队”。“挺进队”身着便衣，甚至化装成八路军，随身携带食品和雨衣行囊，不进村投宿，白天躲起来，晚上行动，秘密向八路军总部所在的太行山腹地移动。因为他们隐蔽性强，没有引起军民的有效阻挡，也使得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八路军一时间丧失了群众耳目的保护。
将军知道自己已经身处危险了吗？
他一直关注的是冀中的局势，当5月22日有情报表明大批敌人向总部周边的辽县、和顺、武安、襄垣、潞城云集时，他一定知道：新一轮的扫荡是冲着总部来的。他连夜做出总部转移的详细计划。难怪刘白羽说：“在这掌握半个中国战场的八路军总指挥部里，左权同志的确是最忙的人。”
虽然上十字岭只有一次，但是八路军总部突围的麻田后沟我却走过多次。这一道沟的十几个村庄，是我的几个同学、同事、学生的家乡。因为向着这道沟走下去看不见繁华，所以，走的人少，路也生僻一些。石头沙土铺就的路面，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都使人感觉行动艰难。
将军率领人马辎重从这里转移的时候，一个庞大的数千人的队伍，北方局总部机关、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党校、报社，基本上是非作战部队，他们所遭遇的艰苦一定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当年作为《新华日报》记者的李庄参加了这次突围。他在晚年回忆说：
我方在这次反“扫荡”中遭受的损失，在太行区空前绝后，在华北敌后也很少见。原因很多，我个人认为主要是对这次反“扫荡”作战估计不足。战役开始前，我党政领导机关照例转移，居民进行空合清野，战斗部队主力及时跳到外线寻机歼敌，部队指挥机关像过去反“扫荡”一样，带领少数警卫部队依靠根据地的群众条件和山险地势同敌人兜圈子。当时人们有一种依赖心理，认为在反“扫荡”战斗中，随高级指挥部行动最安全，因此除了总部、北方局直属队外，《新华日报》、党校、朝鲜独立同盟、朝鲜义勇队、日本觉醒联盟、银行、边区文联等等，上万名非战斗人员，一字长蛇阵，在山间小路上行进，壮观确实壮观，笨重也确实笨重，游击战的“灵活机动”四字就谈不到了。
后来做了荣宝斋经理的侯恺当年在野战政治部鲁艺，他也是从这个后沟5月炮火中挺过来的一个，他回忆说：
当时我地方党政部门、军区政治部、后勤供给部门、群众团体、新闻单位、书店、学校、剧团、医卫团体统统驻扎在以麻田为中心的清漳河两岸，除少量负责保卫的武装人员外，都没有作战能力。而所有单位一起出来，队伍十分庞大，目标非常显眼。而山涧小路十分拥挤，行走极其不便，于是部队分散转移。 我们后方机关多系文职人员及老弱妇孺，且赤手空拳，只能在强大敌人火力进攻下迂回周旋，伤亡惨重。我们被敌人围困在一条峡谷里。这条峡谷长40华里，宽不过丈许，两侧皆悬崖峭壁，人在谷底，插翅难飞。当时敌人堵截在前，追赶在后，飞机顺着峡谷扫射轰炸，整个峡谷几乎成了血河肉海，那份惨痛隔着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依然让我不堪回首，心生痛楚……
敌机发泄完兽性后从我们的视野里消逝了，脸色铁青的野政主任罗瑞卿（代号15号）拄着一根木棍艰难地走了过来，与他同行的还有后勤部长杨立三等几位领导。那时的罗既要做“尖兵”在前面探路，又要做指挥来统领全局。他给遭遇夹击中的我们鼓劲： “虽然我们现在腹背受敌，但只要坚持到太阳落山，就有突围的希望，这左边的小山沟给我们留着生路呐！” 因为英勇善战的朝鲜义勇军在罗瑞卿的部署下镇住了夹攻我们的敌人，所以我们在平静中等待太阳的降落。 夕阳余辉里，我们顺着侧翼的沟谷爬上山顶，五、六架敌机突然横冲过来狂轰滥炸。我们应声卧伏在悬崖边上，躲过了无数如雨弹脚对我们的生死考验。 更大的一枚重型炸弹落在我的左侧，火光冲天，弹片石块尘土顷刻间噼里啪啦把瘦小的我淹没。我想这下一定完了，在劫难逃了。前面卧伏着的牛主任，双腿本能地抖动了一下。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脊背，虽然石头土块满身，但没有疼痛感。 “我真的死了吗？”又一枚炸弹落到右侧的峡谷，光焰刺眼，我又想我可能没有死。侧身问问离开了王贵与李香香的李季： “怎么样？” “也许是弹片落下来烫了一家伙。”
我们禁不住都笑了起来。
在敌人的围困中，将军、彭总、罗瑞卿主任紧急碰头研究对策。最后彭德怀下令：左权率领总部和北方局向西北方向突围，罗瑞卿率领野战政治部向东突围。左权对彭德怀说：“你是副总司令，你先冲出去，总部就跳到圈外，就主动了。我留在十字岭掩护！”
十字岭正岭呈东西走向，绵延数十里，和南北走向的山岭交错形成“十”字，因此得名。十字岭海拔高度为1300多米，站在十字岭高处，四周的沟沟壑壑尽收眼底，有“一览众山小”之感。敌我双方，谁控制了十字岭，谁的布阵就成了活棋，退守自如。因此，只要十字岭这个阵地在，八路军后方机关庞大的突围队伍就有希望，整个的八路军总部就还在！
彭德怀、罗瑞卿、杨立三突围出去以后，将军来到了十字岭正岭，他对坚守在这里的将士说：“守住这个山头很重要，山下的沟壑里还有许多人，只要我们再坚持一下，所有人员就能够安全突围出去。”
敌人向十字岭逼近，而将军站在半山腰一面扬手向上一面高声指挥：“冲啊，冲出山口就是胜利！”“莫怕飞机，快冲！部队在前面接应大家！”
将军的声音回荡在太行山：“冲啊！冲啊！……冲啊！冲啊！……”
这声音是突然消失的，但是这声音消失许多年后，许多经历了十字岭战斗的将士依然说：“这声音在他们的耳边，一辈子都在！”
这声音消失的时候，一块弹片击中了将军的头部。声音还在向山谷里扩散，而他的人已经倒在了太行山十字岭上，他的只有37岁的生命的热血缓缓地、缓缓地洇红了十字岭，洇红了太行山，和着天边的晚霞，1942年5月25日的太行，一片赤红！
2004年，当年左权的警卫员陈利财在湖南省龙山县老家接受采访时说：
左权带领一个100多人的干部连突围。左权走在最前面，紧接着是作战科长，然后是陈利财。再走几百米，就可以跳出敌人的火力圈钻进深山了，这时突然飞来三颗炮弹，大家迅速卧倒，头两弹没有伤到人，第三发就在左权的身边爆炸了。 弹片从前额、腹部打进去，额头一滴血都没流，露出了白森森的不知是骨头还是脑浆。陈利财和战友拖着左权向前走，才走了十几米，左权的身子一下软了下来，牺牲了。 陈利财等人找到一张破席子，裹住左权，在一条小沟边草草挖了坑把他埋了。后来听说，敌人发现八路军死了上千人都没有埋，只埋了这一个人，就挖出来看，并拍了照。他们发现死的是八路军的副总参谋长，在两个小时之内就撤得精光，因为害怕八路军大举报复。 半个月后，陈利财随部队回来打扫战场，左权的鼻子和嘴巴已经开始往出爬蛆，陈利财拿白酒倒进去，把蛆赶出来，搞得干干净净的，买了一口棺材把左权重新安葬。
又过了一些日子，部队买了一口更大的棺材，并且用石头打了一个墓，把左权再次重新安葬。1942年9月18日，山西辽县举行易名大会，正式改名为左权县。陈利财记得，那天邓小平、杨尚昆、陆定一、刘伯承等人都去参加了。周恩来指出：左权壮烈牺牲，对于抗战事业，真是一个无可补偿的损失。
……
赤红的十字岭因为融进了将军的37岁生命血，所以沉寂了数万年之后，一夜年轻了！有人不远万里来寻访十字岭，寻访将军最后的身影……
6、老去的老去的，新生的新生了
1942年5月，延安。刚刚在23日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的毛泽东，心牵挂着战斗在太行山上的抗日队伍，他知道总部身陷恶境。“万一总部不保，如何处置？”
27日晚，他接到刘伯承的电报，急忙向朱德的住处走去。左权牺牲，所幸彭德怀还在。他们联名写了电报：
刘邓转彭： 感日5时电悉。总部被袭，左权阵亡，殊深哀悼。瑞卿、立三已否脱险？甚念。目前总部电台全部损坏，建议总部暂随一二九师行动。如何？望复！ 毛泽东
朱 德 27日
这一天另一个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悄然离开了人世，他是陈独秀。这位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缔造者，1927年7月，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将精力主要是放在两方面，一是继续从事政治文化研究，力主托洛茨基的某些观点。二是潜心于学问，回到史学与文字学中。
陈独秀曾经主动找到党组织要求去延安工作，被拒绝，只好移居武汉、重庆，最后移住四川偏僻的江津。他贫病交加，凄凉孤寂，去逝前生活极为艰辛，靠朋友帮助勉强度日。他死后的丧葬费都是往日北京大学的友人捐赠的。
就是这个贫病死在人们视野之外的陈独秀，曾在1920年写过《欢迎湖南人的精神》。他说：“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现在哪里去了？”
当陈独秀老病在四川，湖南人毛泽东在陕北、湖南人彭德怀、左权在太行山抗战的时候，他应该知道湖南人的精神在哪里了吧？
当湖南人左权以37岁的生命牺牲在太行山的时候，陈独秀已经没有力气拿起笔来了。就在将军殉国两天后，毛泽东拍电报“殊深哀悼”的时候，陈独秀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这个对湖南人颇多钦敬的陈独秀，早在1919年就大声说过：
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
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这些话现在听来，好像还不过时。
我们这是一个沉重的民族，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不论有多少个人的苦难，在苦难中总是思考着一个理想的对于整个国民的生存状态，对于所有人的一个美好的未来！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当我们都将老去的时候，将军却永远年轻在高高的十字岭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