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油价抵抗力从何而来？

　　题记：众所周知，日本是世界著名的“经济大国，资源小国”，所需石油几乎100%依赖进口，其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度已升到90%以上，一度被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戏称为“脆弱的花朵”。但事实上，面对高油价，日本却表现了异常强的抵抗力，引起世界普遍关注。

　

　　年初以来，国际油价突破每桶100美元后，扶摇直上，居高不下，导致全球通胀形势严峻，“21世纪型石油危机”似乎悄然到来。而日本抵抗高油价的种种战略措施，或对高油价下煎熬的中国有所借鉴。

　　日本的“油价抵抗力”是经历上世纪两次石油危机后形成的。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本与其他发达国家一样，面临“油断”恐慌。当时，日本政府也曾试图通过财政补贴，控制国内油价，设立内外油价防火墙。但油价管制反而引发了相关产品稀缺，甚至一度引发卫生纸、洗涤剂等生活用品脱销，日本妇女不得不起大早排队抢购。

　　此后，日本政府进行了反思，认为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对策无法根本解决石油危机。其理由是，第一，财政补贴，管制价格，虽短期可抑制国内物价上涨，但并不能解决石油短缺；第二，财政补贴资金简单流入石油企业，很难形成广泛的关联效应，不利于刺激民间企业扩张投资；第三，财政资金短期内集中流入市场，不仅刺激一般物价上扬，而且对民间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了“挤出效应”，导致民间企业大面积倒闭，民用消费品总供给不足，而财政投入又不能解决民用消费品的供给问题，加剧了一般物价上涨。对此，央行不得不提高利率，结果又导致企业融资成本上升，利润下滑，整体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由此，日本迅速调整了对策思路，决定放弃油价管制，采取“无为政策”，任国际油价直接形成国内价格，迫使企业自主创新，改变生产方式，实现产业结构的根本转变。

日本政府的“无为”政策，并不是简单的“不作为”，而是在价格上“无为”，在战略上“有为”，即重新摆放政府与企业的位置。

　　政府为支持企业创新，在税制、利率等方面，积极为企业解忧，创造宽松的扩张技术条件。主管财政、税收和金融政策大权的大藏省，利用对央行的“指导权”，实施“人为低利率政策”，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低成本融资；同时，通过紧缩财政，控制物价上涨，搞财政、金融“反向政策组合”。其结果是，不仅促进了民间企业形成自律性技术创新，而且有效地抑制了“物价狂乱上涨”，率先摆脱了石油危机。

　　事实上，面对石油危机，一向标榜市场经济先锋地位的美国，恰恰实施了油价保护；而被认为“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的日本，反而尝试了经典的“市场化道路”。尤其是，面对石油危机导致的“狂乱物价”，日本政府敢于悖理实施“低利率”政策，并在紧缩财政下，加快企业设备折旧，刺激民间技术投资，成功闯过“石油危机雷区”，解决了高通胀、高失业、低增长难题。这为日本经济进入80年代后，形成“日本式经营模式”提供了政策前提。

　　日本应对石油危机的政策手法，堪称国际经济政策史上的奇迹。这种政策的结果，使日本企业提早结束了“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的时代，进入了“减量经营、精细化生产”时代；日本的产品也实现了由“重大厚长”到“短小轻薄”的转变。“日本制造”则成为世界的抢手货。

　　重要的是，借用电子技术的创新，实现精细化生产，大大降低了日本产品的能耗，提高了日本经济的“油价抵抗力”。例如，到2001年，日本的单位GDP能耗指数降到92.2，进入世界低端水平。而美国则高达254.1，约为日本的2.8倍。同时，日本的石油依存度(1970=100)下降到69，为1973年的2/3，2006年进一步下降到41，不到1973年的一半。而日本的石油进口金额占名义GDP的比例，也由1980年的5%，下降到2003年的1%。

诚然，单纯依靠企业主导的“油价抵抗力”同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石油匮乏问题。在此，日本国家主导的包括石油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发挥了现实作用。

　　1973年石油危机后，在国家石油战略上，日本政府采取积极进取政策，将确保石油供给纳入“国家综合安全保障战略体系”，展开积极的石油外交。如，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政府立即派要员奔赴中东，对当地王室展开公关，成功签订“长期供油合同”，获得稳定的“保险价格”。这为日本轻松走过第二次石油危机奠定基础。

　　同时，日本积极加入国际能源机构体系下的“石油战略储备机制”，较早建立“国家、企业双重战略储备体系”，形成市场威慑效果。而其民间企业储备体系，更实现了藏油于民、储备于民的现实效果，使民间企业在低油价时扩大储备，对冲油价风险，提高了企业价格竞争力。

　　进入新世纪，日本政府又对大企业、巨型金融机构放松管制，允许其联合编制“油价金融衍生商品”，对冲油价风险，维护企业利润，确保全球竞争力。

　　显然，日本经济所表现的油价抵抗力，在某程度上表现为大企业对冲油价风险的能力。特别是随着油价上升，中东等产油国获得巨额财富，开始构建摆脱石油型经济增长方式，大兴土木，积极营建金融中心、资信中心甚至教育中心。在此过程中，日本大企业又获得了产油国的订单，带动建筑设计、咨询及建筑材料、建筑设备，乃至汽车、液晶电视等高端消费产品出口扩张。高油价，反而成为日本大企业的新机遇。

　　但日本的中小企业、农林水产业等并未构建起“油价抵抗力”，面对国际油价对国内油价的直接冲击，其竞争力急剧下降，甚至丧失了生存条件。在应对油价条件上，日本企业表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由此，日本的油价政策，恐难掩饰深层的石油政治利益。对此，现政府如何调整政策，恐将对日本政局产生不小的影响。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研究员　刘军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