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不乏这样的人，他们久坐书斋潜心学术而又常读报看电视，对于现实都有一套自己的看法，看问题一针见血，爱憎分明，思想激进，恨不得一夜之间让地球翻个身。对于学术研讨和写作，他们往往远离现实，着眼于长远，崇尚精神独立，思想自由。
最近在做一篇关于陈独秀的研究论文，通读了一些他的原著，并仔细阅读了后人的相关研究著作，感觉陈独秀就是这种类型的学人。许多学人对于现实与政治一直持秉持激进态度，对于学术研究却一直主张自由，不得有激进的思想和做法，显得非常开明。这种现象不止于少数，以至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1917年5月1日的《新青年》（3卷3号），陈独秀在上面说了这么一句话：“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这是陈独秀致胡适信中的一段话，常被人作为他的激进主义思想的典型例证。我认为这样的观点多少有点误读，至少看问题不全面。陈独秀的这句话前后明显是矛盾的，甚至是截然相反，前面说，学术要发达，需要自由讨论，后面却说，白话是文学正宗，不容讨论，这不是前后矛盾又是什么？如果单纯说陈独秀是激进的，当然有失公允。
如果仅有类似几句话倒还可以理解，陈独秀著作中类似的话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1918年12月15日《新青年》（5卷6号），陈独秀在《答爱真》说：“但是到了辨论真理的时候，本志同人大半气量狭小，性情直率，就不免声色俱厉。”。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白，意在批评某些人讨论问题时不够不够大度，不太注意个人风范，出口伤人，这样的观点当属保守和中庸的，起码不能算是激进。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6卷1号,1919年1月15日）里，陈独秀又说出了与上面态度相反的话：“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这当然是非常激进的态度了。一些学者说，陈独秀是一个性格率真的人，难免说话或者作文有些一些矛盾的地方。鲁迅先生曾形象地说：“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其实不尽然，从思想上看，陈独秀是一个矛盾的人，陈独秀对学术原则是开明的，在他看来，思想革命与学术原则之间存在着差异，思想革命属于政治革命的范畴，其取向与操作方式，自然要符合政治革命的运作规则，从思想的角度说，则主要是个现实的“态度”问题，当然需要激进，否则不能解决现实问题。这与学术原则中对价值理性的诉求有所区别。
由陈独秀生发开来，继续阅读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一些期刊以及这时期出版的著作，这种现实“态度”与他们所遵循的学术理念之间的冲突，在这个时期时有出现。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呼吁理性、宽容的同时，陈独秀这些早期的思想先行者又如此的激进而显得有些“粗暴”，原因到底在哪里？
陈独秀还有《新青年》等杂志表现出的激进态度常常会引来一些即使对其基本观点表示赞许的读者的质询。翻开《陈独秀书信集》，可以看到，俞颂华在来信中针对陈独秀等反孔教中的极端态度，提出批评和不同的意见：“况孔教非绝无可取之点，先生亦承认之。若并此可取之点，一律删夷，先生其忍之乎？”陈独秀答复：所坚持的孔教“在宗法社会封建时代，诚属名产”，但不适于现实社会，并且已成了文明改进的“阻力”的基本观点，固然有回答问题时的迂回腾挪的因素，但潜意识里也是努力在历史的价值与现实的价值之间寻求某种平衡。可是，在陈独秀的意识层面，这种平衡又仿佛是不存在的。他认为，这是“真理”与“俗见”的关系问题，“一切科学家、哲学家，倘畏难而不肯违反俗见，何以有今日之文明进步？真理与俗见，往往不能并立。服从真理乎？抑服从俗见乎？其间固不容有依违之余地，亦无法谋使均衡也。”常乃德（燕生）的信实际上也提出了学术原则的问题，就实质言，与俞颂华是同样的问题。陈独秀的答信所透露出的信息，我们从中可以理解他的现实“态度”。陈独秀说：“据学理以平亭两造，惟当较其是非而下论断，偏倚与否，殊无虑及之理由。若恐学理是非之讨论过明，或激成他种势力之反抗，则吾辈学者尚有何讨论学理之余地乎？学理而至为他种势力所拥护所利用，此孔教之所以一文不值也。此正袁氏执政以来，吾人所以痛心疾首于孔教而必欲破坏之也。”原来，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新派”现实“态度”上的激进甚至“粗暴”，其原因与复古势力对传统的推崇以及对孔教的拥戴有着直接与密切的关联。而新文化运动鼓吹思想革命正是他们内心中的“现实标准”作用的结果，他们以矫枉过正的做法来反对旧有的思想，惟有激进才能扫除复古的思潮。
看问题不能仅此而已，还需要继续追问，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矛盾不一的局面，背后还有什么深层次的内涵？我读到了尤小立的文章《启蒙时代的隐性侧面——以陈独秀学术思想为中心》，看到作者说了这么一段话：
可是要清楚地说明，是什么因素造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新派”在思想革命的“态度”上的激进、绝对化与实际从事学术研究时的相对温和、理性的反差，却是很困难的。可以这样说，二者虽然有两歧性，二者相较，前者虽然是他们思想的一种显性表现，但是它与后者相对隐性的表现仍是水乳交融，难以分割的。正如前面提到的，在陈独秀以及新文化运动的“新派”那里，这种后人看来的反差与矛盾，在他们的意识层面似乎并不存在。现实“态度”所体现的现实价值与学术原则决定的历史价值相互影响、相互交错叠印与冲突却又并行不悖，这是那个时代“新派”知识分子所特有的状态。而正是“新派”知识分子的这一状态，构筑了新文化运动以及后来的文化论争远为复杂的历史图景。
这样的说法和结论，我认为是中肯的。
陈独秀的这种矛盾性贯穿了他的一生，但他的对于“现实”的激进态度并非一成不变，激进的同时，常年独秀逐渐偏向于民主与“保守”。陈独秀早在1936年就已经郑重提出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民主问题，他用“孔甲”的笔名，发表《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主义》，指出人们对于民主主义，自来有不少误解，他说：第一，民主主义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民主乃是人类社会化进步的一种动力，它不断推进社会向善、向前。无产阶级理应把完成民主的任务放在肩上，不可在夺取政权后摒弃民主。第二，我们采取民主主义的政纲和口号，是目的，并不是手段，共产主义者同时也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绝不能把民主主义当作是与社会主义不能共存的东西。他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就摒弃了民主主义，文章抨击斯大林根本不懂这一点。全面发挥上述思想的是陈独秀在1940年9月《给西流的信》和1940年11月28日《我的根本意见》。其中有三条意见非常关键：
其一，不实现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必然蜕变。陈独秀说“：我认为没有人民的政权固然不能实现人民民主，如果不实现人民民主，则所谓人民政权或无产阶级独裁（专政），势所必然的流为斯大林式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治警察）政制。”这可以说是陈氏之总论。其二，较之英、法、美的民主，苏俄的专政是退步和反动的。“我认为以人民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是进步的；以德（希特勒）、俄（苏联）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反动的，不管它口头说得如何‘左’”。从来都认为比资产阶级民主千百倍的苏联，陈独秀个人那时就竟然视之为退步和反动的。其三，无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民主，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民主，内容大致相同，只有实施范围和方法的不同。陈说“我认为：民主不仅是一个抽象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过去认为民主是有阶级性的。或者是资产阶级民主，或者是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是在否定资产阶级民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型民主。而陈独秀说：“民主的基本内容是相同的。”从下文可知，他说的“基本内容”就是指思想、出版、言论、选举、罢免自由等这些民主内容，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民主是相同的，如果不同，那就是无产阶级实施民主的范围更广泛，更真实，程度较之资产阶级有更大的进步。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陈独秀由革命的激进主义已经转化为革命的温和和保守主义了，陈独秀的现实革命思想已经向他的学术自由思想靠近、重合。这样，我们也就理解了陈独秀当年为什么存在政治激进与学术自由之间的对立矛盾。
不过，陈独秀留给我们的课题并没有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