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年何月，谁来关注农民工？
文/星洪
听说北京现在有个居住人口已达18万的“江浙村”了（08年5月末，一位来自北京的高层专家学者到我所在地区讲学时作为一个案例讲的）。这个以江浙地区农民工为主体的自然村落，有着自己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甚至还有自己的医院。因为处于“自生自长”的状态，首先是一个计划生育的“死角”。据知情人介绍，超生超育在那里已经是普遍现象。知情人曾采访过一对夫妻，他们就像生长在石头缝里的青草，抓住北京的地皮就是不撒手，并养育了12个孩子。由于腰包总也鼓不起来，无法让这些孩子个个都上学，就采取“抓阄”的办法决定哪个孩子上学。上学的孩子负责再教在家的孩子，同样布置写作业。到期末考试的时候，上学的孩子把试卷带回来，再考在家的孩子。这家父母把市场经济引入家庭，让孩子们平等竞争，“强”者上学，“劣”者在家，称这为“轮岗”。孩子们竞相向上，渴望学习。
我知道，中国的农民工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产生出来的，至今走过了30年的历程。也许，正因为像这对农民工父母一样，全国的农民工无不具备了刻苦耐劳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有着如此的聪明才智，才能够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并肩走到今天吧？
然而，正像前面所提到的例子一样，农民工及其子女的生存状况，至今应该是有谁去彻底的关心一下呢？
那些孩子有错吗？即便是农民工漠视计划生育国策多生多育的错，可面对现实状况，有谁在考虑他们在遵守各种义务的同时，他们首先应该具有生存权、吃饭权、发展权和受教育权呢？改革开放到了今年正好是30周年，有哪一级政府真正把他们的问题当成问题，认真地对待和解决了呢？
就说我所在的城市吧，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继续把城市GDP当成最大追求目标外，对于农民工生存状况从未有过更多的留意。我有一段时间步行上班，每天从一座新区里走来走去，所以，有机会目睹到一些景象。那些景象深深印在脑海里，至今难以泯灭。——我每天都与农民工走个对碰，或者插肩而过。他们满是灰尘的衣服上，浓聚着臭汗味儿。
在新建住宅楼施工旁，有一排临建简易平房，见方的小窗户内，悬一根电线丝，上面搭着并排几个看似抹布的毛巾，透过去看见双层铁床，一排排地拥挤在里面，然后就是大同小异一抹灰的皱褶的铺盖。这就是他们生产工作时的住处。此时，这些人爬在半空中的建筑脚手架上，正汗流浃背地忙碌着。
还有一排临时搭建的房子——其实是用废塑料布、废丝袋或者是旧纸盒等围成的类似帐篷的简易房子。天色渐暗了，晚霞通红地映照着，远边的彩云更让人幻出美伦美奂的轮廓。炒菜的味道袅袅地飘向四面，有人在里面做饭，一个姑娘端一个盆出来泼水，泼到前面一片废土堆上。电视机已经在里面播放了，靠门口旁，码着一箱箱的啤酒。这是为工人们准备的晚饭了。
就是这些现代城市的建设者，在社会上不知是从谁开始的，管他们叫“农民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渐缩小，耕地面积越来越少，农村人口尤其是中青年主要劳动力，也不断分流出来，产生并汇成了一支农民工的洪流，涌向发达的沿海、广东和东部地区；与此同时，在各地区也形成了一股股较小的分流，从农村流向城市。他们的体能，补充在城市所有初级、体力、繁重的人工上，体现在方方面面、各个角落。城市的拔节，耗费的主要是他们的心血；城市的亮丽，浇筑的主要是他们的汗水。
对于这些，我原来并不是很清楚，只知道“农民工”进城不过是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不会有更多的作为；因为看的多了，才知道：这座新城的大多数组成部分，都是通过农民工之手完成的：办公大楼和住宅楼的建筑，挖沟铺设地下各种管道，主路两旁的移树、载花、种草，建立人行道、路灯、花灯，等等。
随着现代城市的开发与建设，一些耕地被开发成为新区，农民失去了土地，身份也就随之发生了改变，成为了新区人，我所遇到的、看到的这些工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吧，不仅在做小商贩、小运输等小买卖，还在从事着房屋建筑、林园管理、市政建设、通讯维护、环保卫生等各个行业。他们早早就出工，要赶在日头升高前多干些活儿，太阳落西时收工。
看着他们厚道的眼神和黝黑的臂膀，一次，我忍不住上前与一位正蹲着修草的师傅攀谈了起来。
“……一个月能够挣多少钱呢？”
“一天25元”。那位看上去年龄在60岁上下的老农民，憨憨地笑着对我说。
我离开他后，从内心里算了算：如果一个月30天都上工的话，他们每个月所挣到的钱是750元。为了记住这些农民每天的酬劳，我用“谐音记忆法”在脑海里勾勒出一幅画面：圆润通红的夕阳远远地挂在天边，街灯如同一把巨大的二胡（二十五），一个个农民工爬在半腰，拉着用长长的锹把做成的琴弓在合奏一部“夕阳曲”。
中国目前有2亿多离乡离土的农民工啊！他们大概就是如此这般地生活着，工作着吧？如今，虽然说农民工已经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怀和重视了，可是，农民工问题就像一个巨大的气球一样仍在不断地膨胀着，这可不是把几个农民工代表选进“两会”就能够解决的事情啊。
有人说：中国政府一天不从引外资、争项目，以地方GDP增长为目标的“企业”行为里走出来，成为真正管理城市、造福人民的服务性政府，就一天也难以真正解决农民工问题。而我的这篇文字，除了生发一点空洞的感慨、一份轻薄的期盼以外，还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我知道，差不多年年中央都发下一个“一号”红头文件，让全党和全国人民关注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三农”问题，说明党的第三代领导人与党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人一样，始终是高度重视中国农民问题的，但是，除了“春运”期间，铁道部把农民工出行的问题已经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但车票却绝对不降价以外，胡主席、温总理现在正在飞来飞去、夜以继日、不停地忙着汶川特大地震；30个省、市、自治区的党政主要领导又在新的岗位熟悉地形、熟悉环境、思考新的工作（他们大概平均在三四年、很多在一二年就要调换或者变动一次）；全国300个地级市的党政领导都忙着组织、开展自己的形象工程、期待着尽快地走上上一级更重要的领导岗位；只剩下全国4000多个县市级党政领导了，而他们在没有接到上级党政组织联合下发的红头文件之前，根本无能为力去关注这样一项涉及面广、遍布全国的热点难点问题。
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端午节重要的内容就是纪念忧国忧民的伟大政治家屈原（注：不仅仅是伟大诗人），他有一部永远也不会被中国百姓忘却的《天问》；那么，作为农民的子孙后代，小小的我却只能提出一个十分幼稚简单（也可能很可笑吧？）的问题：何年何月，在我们伟大的祖国，还有谁，还能指望谁，来彻底地关心一下我的农民工问题呢？？？
特注：本文结尾本该使用30个问号，考虑那样的话，这篇文章的结尾就显得太长，读者们就会以为这篇文章的作者在搞什么怪样子，就采取现在草芥庶民们过生日、在生日蛋糕上插蜡烛的省略方法，用3个问号替代30个问号了。
2008-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