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了东郭先生？
文/星洪
我历来比较崇拜鲁迅。他临终有一句话：对敌人"一个都不宽恕"，我一直奉为箴言，铭记在心，准备一但遇到敌人，就绝不心慈手软，不学那个东郭先生，更不学把僵蛇放在怀里的愚蠢的农夫。
这与我从小受到的教育有关。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压在中国老百姓头上的"三座大山"，我们的父辈从万恶的旧社会刚刚被解放出来，还有"一小撮"残余的顽固不化的阶级敌人！这个天底下还有"苏修"和"美帝国主义"！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和阶级敌人亡我之心不死！……我们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要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占世界总人口2/3的劳苦大众的彻底解放努力奋斗（所以今天我还能看懂国际新闻镜头中哪些伊拉克孩子们眼神里的东西）！
那时候，"敌我"概念在脑子里是泾渭分明的，在电影院里尤为确定，"敌人"和"坏蛋"们从银幕上一露脸，就看得出来，不是歪瓜就是劣枣，只有女特务长得漂亮，可从嘴里吐出的烟圈、乜斜着眼神里，也能看出"坏"来。我与所有的男孩一样，喜欢看"战斗"片，好像拼杀是骨子里的天性，如果电影10分钟里不发生一场战斗或者是出现坏人，这电影就没看头了——我的手也痒痒，渴望端起冲锋枪，冲在硝烟弥漫的阵地前沿，成片成群地消灭敌人！
稍大后，喜欢看"特务"片了，因为那更富于刺激，如国产的《秘密图纸》、朝鲜的《看不见的战线》，那里的坏人开始是隐蔽的，最后才走出前台，露了真相，充满了曲折和惊险，让你紧张得攥一手冷汗。
可是，从电影院里走出来，走进阳光明媚的现实中，连一条狗、一只猫，也会绕着你走。
那就玩"打仗"的游戏。但不过瘾，因为毕竟是假敌人，碰哭了谁谁的妈都要出来骂的。
那就和同伴们在庄稼地、栅栏旁捉蜻蜓、蚂蚱，用火烤着吃，比赛看谁能够生吃蜻蜓的几颗头；捕老鼠、逮麻雀，用针扎它们的心脏，看谁够狠够准。有一次几个一起抓只谁家的大花猫，把它投进消防洞残旧的坑里，它不断地往上爬，你踢他踢把它踢下去，用水淹，最后用砖头把它砸烂了不动了。
说到底，毕竟是生长在红旗下，即便是在"文革"大乱时期，因那时还不太懂事，也只见过什么人胸前挂着写着"黑五类"等等的大牌子被一群人游斗，充斥着"苏修美帝"、"地富反坏右" 等火药字眼的，也只是在满墙的大字报里。而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不知道敌人是谁，"他们"在那里。
后来，越发地感到生活的轻快、甜蜜和享受，蓝天很高很蓝，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原存的"好战"精力，也转到乒乓球、篮球、足球、冰球上去了。——当然，那时的政治思想教育没有停，没有变，广播报纸书本里阶级斗争的问题，依然还是在"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老百姓们也在嘴里时刻挂着"刀枪"，如果谁要胆敢小觑社会主义中国、无产阶级专政，就把他"千刀万剐"，让他"粉身碎骨"、"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
终于，终于——我的视线更模糊了，辨不清大是大非了。那年我作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时，16岁。因为能干，小小的个头破例被评为生产队二等工，后来还当了青年突击队长，可是，在受组织委托看守一个"隔离审查"的前生产队长时，还不到10天的功夫，就有站不稳"阶级立场"，分不清"是非"概念，混淆"敌我"界限，盲目同情"地富反坏右分子" 之嫌，受到了组织的批评。我就是搞不懂：这位很有才干、很受社员拥护的队长，他把日记本偷偷地拿给我让我看，那里面记的净是些心里话，不乏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对社会的正义感和良心，对贫下中农社员的真情实意，再就是记的有关农业生产的谚语、人生的警句和生活常识内容，怎么也看不出有"反动"的倾向。
后来步入社会更深了，感受更多了，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发展阶段，我的这种是非观念发生了更加严重的"扭曲"和"变化".虽然仍是一名共产党员，可世界观、人生观里的"火药味"已经几近淡散了。
人之初，"性本恶"？还是"性本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我逐渐就在成为东郭先生。在人生历程中，越来越喜欢与人为善，事事变得宽容起来，即便是逢人心怀叵测，搬弄是非，也愿给与"原谅"，不想针锋相对，斤斤计较，更觉没有必要非要斗个你死我活的了。
是因为怕和变得软弱的缘故吗？我也这样悄悄问自己。回答是否定的。
也许是因为走的多，爱的多，希望的多吧？
还也许，是因为一个人的变化与这社会同步了：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的大融合时期。虽然这个地球的局部战火不断，近年"恐怖"主义又肆虐横行，但是人类社会和平发展的历史潮流不会改变。
2008-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