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西北村庄的心灵史（上篇）

　　　

　　　干旱贫瘠的西部（航拍）。　                        黎旭升  摄

    冬天的西部（航拍）                            黎旭升  摄

    这就是我的家乡。中国西北，甘肃，静宁，雷大，黎家沟。     黎旭升  摄

　　一个小小的村庄基本浓缩了整个西北的民间历史。

      中国西北，甘肃，静宁，雷大，黎家沟。

      这个淹没在黄土高坡褶皱里的西北村庄，她的成长岁月汇成了她简单贫穷的历史过程。我的祖辈就出生在这里，并慢慢地繁衍生息，我自然成了村庄的儿子，父辈们的后代。

      即使这样一个朴素的村庄，她的历史却被纪录了下来，汇集成《黎氏宗族家谱》，先辈们的生平以及仙逝之概都被后代记录其上，以作追思！

     

      家谱。                           黎旭升   摄

     家谱前言。                     黎旭升          摄

      家谱前言。                黎旭升   摄

      家谱前言曰：

      “有言曰：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然史者美恶俱书恒取乎祥，而谱者第取其美，文从乎咎，盖史者一代之制度，典章存焉，欲以垂观法而昭劝戒，故不得不并书美恶以示后。而谱者一族之考等严令已尔，故第书游者之名字，生平世系坟域之概，而其生平嘉言懿行亦所不祥，又奚暇録夫，劣绩耶。阴坡村中，子平叔者，以聪颖读书膺前朝太学生员，有志修家谱。今元月某日谭奠其先君秀山公，其季第毕业于高小正廷综家政，咨余以立家谱，是为之序，余以吾黎氏之着兹土，虽分阴阳坡两村，而其初皆来自陕西凤翔之黎家坡。盖皆自明季先后而徙此境者，两村之始祖，讳号几遭丧乱，无籍可考。而近由于裔他方者，亦篆不易收。余不量浅陋欲翕两村以立谱久矣。盖当鉴夫他氏之家谱，初不易创，既创之亦不易综述。非其体裁之不臧，而寑就荒失宝，由于人力之疏，器识之孤，并启佑之无绪而然，如是则独举，不若众举之为得。庶几群林中可送起，巨材而知迭用，此实余和众立谱之区区意也。虽然人材之兴有待而世运之昌无应。独举不及众举固矣，而众举之皎资于独举亦时有之传曰：人各亲其亲，然后不独亲其亲，家谱之立，诚使人各分为之，则何患共日不能合族统为之。今不取励于一人，而遽欲观厥成，于人人则用心亦迂矣。有清例授修职郎吏部候铨儒学讯道，戚贡永安先生者，系今子平叔之叔祖。先生生乎太平无事之日，教授而外不及他谋，门下弟子今有焉，君子祥者，实能述先生之生平，然君子已老，更后数十年流风余韵，将不可复闻。今唯子平叔者，雅观善识，尚能通其厓备，又当亲矣，马君之门，耳提之所获，是以补稽古之遗以今陛下桂枝之班玄，非勤耕郎力学，光前裕后，饶有烝烝不已之象，郎余之浅陋，亦庶几其订改，又何患斯谱之不能悠久，综述也。胸怀枸夏良多岁月驹隙已去。余愿存孝敬心者，其闻风共勉，是为序。”

      这个流传至今的家谱到底有多长时间了，村庄里没有人能说清楚，每每问起，均曰：“这是先人手上的东西，无据可考。”可是一个个遒劲有力的毛笔字却让后代们无不汗颜！

　

                             爷爷和奶奶

             我的爷爷和奶奶。                 黎旭升         摄

      爷爷在他们的兄弟中排行老二，他们姊妹一共7人，可是活下来的只有5人，三爷和四爷都去世了。1960年，当时农业社下放，家里没有锅吃饭，四爷到30里外我的一个姑奶奶家里去拿锅（当时由于我家人多锅小，熬的烫不够孩子们喝，只好去借锅回来），由于天下大雨，加之挨饿，在过一条水沟时不幸烂在淤泥里，家里人又没发现，等到天亮时发现时，四爷已经离开了……三爷由于病魔离开人世，当时由于积劳成疾，因肝炎而不治身亡（葬于杨坡沟，地名）。

      三个姑奶奶至今依然健在，他们都在各自的家庭里抵抗着贫穷、病魔……

         我的姑奶奶，已经77岁了。                    黎旭升      摄

      爷爷1921年出生在黎家沟这个贫穷的地方，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放羊，后来在村子上私塾。随着爷爷的慢慢长大，他也自然成为我家的主要劳力，私塾的日子随之就结束了。由于当时我家是一个几十人的大家族，种地超过100亩，而这些地全都是靠人在黄土高坡上开辟出来并且开始耕种的，加之干旱少雨，土地贫瘠不堪，因此收成非常有限。

 西北人们依靠这样的土地生存着，这里干旱少雨，年降水量在300毫米左右。                                                                                       黎旭升  摄

      爷爷在劳动中慢慢长大，太爷爷（爷爷的父亲）经过四处张罗，为爷爷找到了老婆，爷爷的老婆姓程，离我家大约40多里远，为人忠厚老实，她就是我的奶奶。

      奶奶10多岁的时候就来到了我家，据说我家当时在这个村庄还算富裕人家，所以爷爷找老婆没怎么费心。在我们这个村子，与爷爷同龄的男人，很多人都是找了童养媳，女孩几岁的时候，由于自己家里困难，大人们无法将孩子抓养成人，就送到未来要结婚的男方家里，由男方家养大，后来和许配的男人结婚。童养媳到男方家的时候，也成为男方家里的劳力，小时候做家务，长大了同样下地干活。

      ★童养媳资料     

      奶奶1925年出生于程家峡（地名），来到我家时生育了5个孩子，我的爸爸排行老大，二叔1977年已经离开了我们，三叔和四叔至今依然生活在黎家沟，姑姑出嫁到5里之外的另一个村子生活。爸爸和三叔都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了。

      爷爷和奶奶一生都在劳动中长大。解放前，由于我们家家族比较庞大，下地干活的人也比较多，爷爷奶奶当时也在太爷爷的统一安排下到地里干活。在当时的环境下，任何农活都是靠担挑等原始的劳作方式，因此效率非常底下。听爷爷讲，如果干活有偷懒，他就是被太爷爷拷打的对象。在我们这个家族里，爷爷是太爷爷最亲的孩子，为了给家庭中别的孩子树立干活的榜样，教育别的孩子，作为掌柜的太爷爷只好通过对爷爷的毒打来教训别的孩子。太爷爷是一个心忠的人，脏活累活从来都是爷爷的事儿，在安排劳动时，他没法将容易轻松的活儿留给自己的孩子。

      为了让家族中别的孩子读书，爷爷很早都辍学了。六爷和七爷继续读书，六爷后来考中了秀才，七爷却考上了兰州师范学院，他是我们静宁县1946年唯一考上该学校的学生。

      民国30多年的时候，我家的日子过得还不错，据说在当地最显赫的是我家有两窖谷子，在那个衣食奇缺的时代，家藏上万斤的谷子无疑可以用“富翁”来形容了。可是由于太爷爷不舍得吃，最终放在地下而发霉。这让后代们都非常惋惜。

      解放后，土地收归国有，家族里的劳动力都开始为农业社挣工分生活，人们的生活依然拮据。1959年，我国由于苏联逼债等问题，经济非常困难，太爷爷在这种背景下因此被饿死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们这个村庄被饿死的人就有好几十人。

     

      太爷爷1959年去世后，记录在家谱上。      黎旭升     摄

      太爷爷离开人世后，我的父辈们就开始分家，由于太爷爷排行老四，根据排行情况，我的家族一分为四。在我家，爷爷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他和奶奶一道，操持着这个贫穷的家庭，爷爷和奶奶用勤劳浇灌着这个黄土高坡上的家庭。

      爷爷的放弃学业为他作为西北一个地道落后的农民奠定了基础，因此他用劳动的方式基本走完自己的一生，如今已经是86岁的老人了，行走不便是他年轻时超负荷劳动的结果。爷爷现在耳朵很背，我们说话时都要提高分贝，老人才能听到一点儿，走路时拄着两根拐杖……也许，这是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了……

      

      我的爷爷，一个地道的西北农民。         黎旭升      摄

       奶奶在我家的日子也是和苦难连在了一起，解放前，爷爷作为主要劳力的时候，奶奶也是主要的劳动者，由于太爷爷家教很严格，奶奶也是过着忍气吞声的日子。2003年农历腊月初九，奶奶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和这个世界分别，而腊月初六，她老人家刚刚过完自己79岁的生日。离开人世前，老人家总是坐卧不宁，翻来覆去，但是，病魔还是无情地夺取了老人的生命。

      奶奶的突然离去，让爷爷开始孤苦伶仃地面对生活。自从奶奶离开后，他老人家的身体明显虚弱了很多，虽然没什么大病，但疼痛的双腿给老人的行走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2006年腊月初九，奶奶去世三年了，这是她老人家的三年祭日。这天，我家显得非常热闹，各路亲戚从四面八方来到我家，为奶奶的三年祭日焚烧纸钱。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祭祀方式，所有的亲戚先是来到奶奶的坟茔，长跪后开始仪式，首先是祭后土文，然后是家言，接着是换孝，最后是为奶奶烧纸钱。这样的仪式不知源于何年，也不知为何有这样的习俗，目前都无法考证，但是这样的方式在西北至少延续了数百年。

     

家言，主要告诉奶奶这三年来爸爸兄弟几人家里变化的情况。    黎旭升   摄

       到奶奶的坟茔去烧的纸钱，外边用文字转告奶奶，儿子对她的怀念之情。                                                                             黎旭升    摄

       各路亲戚都来给奶奶过三年祭日。去坟茔的路上。黎旭升     摄

      孝子，爸爸他们姊妹几个换孝。          黎旭升     摄

       为奶奶焚烧纸钱。               黎旭升          摄

 

      姑姑是奶奶的唯一女儿，她为了表达对奶奶的追思之情，为奶奶缝制了衣服，金银箱，并于三年祭日当天在奶奶的莹前焚烧。

     

        姑姑为奶奶缝制衣服。             黎旭升       摄

 

      已经缝好的夏天衣服。          黎旭升      摄

        两套衣服整齐地放好。      黎旭升     摄

     这是专门为奶奶装衣服的箱子—金银箱。是我们几个孙子用纸箱为奶奶做的。                                      黎旭升     摄     

      三叔将奶奶的衣服装好。         黎旭升    摄

     三年祭日后，翌年的大年初一，奶奶的生平简介就会记录在家谱上，据说是为了让后代能够了解老人的生卒情况。奶奶的家谱文字是这样的：

         公园一九二五年腊月初六日出生

　      （应该竖排）

                              大爷和大叔

      大爷是爷爷的哥哥，1917年出生于黎家沟，大爷少年时，正值国民党在西北活动频繁的时候，由于部队严重缺人，大爷曾经两次被国民党的拉兵团追拉，最后受此逼迫搬到宁夏西吉县兴平乡（这里原属于甘肃管辖，1958年划归宁夏管辖），最终在远离故土200多公里的地方定居生活，后因疾病而去世。

      在当时的西北，国民党军队首领马步芳据守，而部队的将士基本都是强迫拉兵过去的。按照当时的所谓规定，一家有兄弟两个以上的，必须要求一个人去为马步芳的国民党部队服役，这个指标是由村子的保长根据户口情况分配的，分配到谁家，必须要男性到部队去服役。如果不听从安排，要么立即被枪毙，要么立即活埋。慑于这种残酷的手段，很多人都背井离乡，来到国民党的部队，开始没有期限的服役。即便这样，人们还是会偷偷地逃回，毕竟，来到部队，活着回来的可能性也非常小了。

      民国31年，也就是1942年，由于爷爷是兄弟几人，必须要有人去当兵，而爷爷当时是家里的主要劳力，负责全家几十人的吃饭问题，因此兵役强配到我家的时候，大爷自然成了服役的对象。当年的4月，大爷被强行拉走的时候，他的儿子才仅仅6岁大，大爷也明白自己此行的后果，但是摊派的任务他只好硬着头皮上路了……

      大爷的儿子黎振江当时只有6岁大，据他回忆说，父亲离开的时候被国民党部队押着离开了村庄，太爷爷哭成了泪人，因为当时为国民党部队去服役的话，就等于将生命完全交给了部队，面对儿子的离去，太爷爷和家人只好以泪相送……

     

    大爷的儿子，我的大叔黎振江。      黎旭升    摄

      经过数天的艰难行走，大爷被带到了甘肃酒泉，当时这里一片戈壁，万里无人，大爷在当时马继援（马步芳儿子）的部队进行强化训练，他们的训练科目基本都是如何对付共产党的部队。其实，在这些日子里，大爷从来都没忘记伺机逃跑，虽然国民党对逃兵的处理非常残酷，但是据大爷讲述，在国民党部队那里，等待他的还是死亡。训练结束之后，大爷离开荒无人烟的戈壁，来到了酒泉城区附近，他被安排到一座大山旁的营地负责警卫岗。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爷对妻子以及儿女们的牵念与日俱增，但是他根本不知道回家的去路（当时根本没有任何交通工具），也不知道回到家里需要多长的时间，就这样他熬过了4年的光阴。1946年的一天，大爷似乎感觉到形势非常不妙，一方面营地的训练加紧了，另一方面对营地出入的人员检查突然变得非常仔细。

      这些微妙的变化让大爷焦躁不安。就在这种情况下，一天晚上，他看到一对母女从营地旁经过，大爷的心里突然一阵酸楚，自己的妻子孩子都远在家里，几年的思念之苦此时异常强烈。当天深夜，乘他一个人站岗时，他将枪放下，然后偷偷地渡过一条河，将国民党部队的衣服丢进河水，自己朝着对面的山上跑过去，没走多远，他就听见了枪炮声和吆喝声，大爷拼着命向山后跑去……到了第二天早上，大爷由于惊吓和劳累，早都忘记了廉耻，他只是希望自己能够活命。他光着身子来到眼前的一个村子，慌称自己由于家庭困难出来讨饭，善良的人家给他喝了些水，穿了件遮身的衣服又开始上路。

经路人的指点，他一直朝着兰州的方向行走。大爷一路走一路打听一路讨饭吃。两个月后，大爷来到了兰州附近的一座矿山，幸运的是他打听问路的时候在矿山上碰见了一位老乡，这位老乡基本知道回家的方向。老乡说一年后才能回家，于是，大爷一方面为了安全，一方面为了等老乡一起回去，就在煤矿干活了。

      一年后，大爷和这位老乡开始回家了。其实，他们也只是知道一个大概的回家方向，至于大概的路线，他们根本不知道。于是，他们向着家乡的方向走去……

      为了安全，大爷在煤矿干活的样子一点儿没有改变，他们两个浑身基本上是个黑人，只有两个眼镜在吧嗒吧嗒地动着，这个证明了他们两个还活着。

经过三个月的迂回行走，两个人终于回到了家乡。来到村口的时候，大爷没敢直接回家，也没敢说自己到底是谁，只是打听我的太爷爷是否还活着。大爷怕拉兵的人还盘踞在村子，因为如果他们还在村子的话，他要么被枪毙，要么被活埋！得到确切地答复后，大爷来到了在山梁上干活的太爷爷，太爷爷看到一个这样的人过来，就没去理会，结果大爷的一声“爸爸”让太爷爷喜极而泣啊，两个人抱在一起哭成一团，因为太爷爷虽然挂念着大爷，但那里想到他还能回来啊！

      大爷回来的时候是1947年的春天。当时，国民党的拉兵活动依然非常猖獗，大爷回家时，春季的拉兵活动基本结束，村子里又有一批人被强迫拉走了。大爷虽然回到家里，但是，恐惧始终笼罩在我家的上空。毕竟，大爷属于一个当时的逃兵，而且，冬季的拉兵活动开始时，他又有可能被划归为拉兵的对象。半年时间在慌恐中度过，冬季的拉兵活动如期而至，不料大爷又被村子的保长划归为拉兵的对象，这一消息无疑对他又一次判决了死刑，于是，在太爷爷的安排下，大爷一家开始了逃荒的生涯。

      1947年秋天，一个冰凉的午夜过后，大爷一家几个人开始向百里（指宁夏西吉县境内，由于路程离我家大约200公里，又在我家的北边，故称百里）逃荒，当时大叔才刚刚10岁，二叔还在襁褓之中，但拉兵的紧张形势使他们一家不得不背井离乡。

经过数天的行走，大爷终于被一个叫王国仪的富户人家收为雇工，他们一家才算有了落脚点。在王国仪家的日子里，大爷一家主要是靠干活混口饭吃。白天他们在王国仪家干活，晚上就上到山上的窑洞去住。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将近三年时间，到了1949年的时候，由于红军和国民党部队在陕甘宁三省交界的地方激战正酣，而我家当时正是国民党部队的后防基地，大爷当然是搜查的主要对象，这个时候大爷白天就不敢干活了，只有晚上才敢出来干活。据说在当时，只要是碰见男人，半路上都会被抓取当兵。这个时候，爷爷有一段时间也跑到故奶奶家去躲劫难。在我们村子就被拉走了几个人，而他们后来都没有回来……

      随着国民党部队的节节败退，紧张的形势也在慢慢减缓。直到1949年的下半年，陕甘宁交界的地方都相继解放，大爷的雇工生涯也随之结束，恐慌和不安也随着这些地方的解放而留在了历史的烟尘中……

      解放后，大爷再没有回黎家沟，而是居住在了他当雇工的地方，百里，宁夏西吉县兴平乡灰岔村。起初，他们一家只好住在窑洞里，随着生活的慢慢改善，他们也有了自己的房子。如今，大爷已经离开了人世，大叔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和过去相比，他们现在的生活过得还不错，他们不再流浪，不再为一日三餐而愁肠。

将近一个世纪的经历，大爷尝便了所有的凄苦日子，大叔也吃尽苦头。大叔已经是70岁的老人了，现在，他们生活的非常满足，虽然还比较穷困，但是，不同寻常的经历让他们对生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生活和生命都有了另一种理解和享受。

因此，他们乐观而快乐的活着，尽管困难笼罩着他们。

       

     大爷过去住过的窑洞。             黎旭升       摄

      现在大爷住的村子，宁夏西吉兴平乡灰岔村。    黎旭升      摄

                                  七爷的政治生涯

     

         七爷是我家当时唯一念成书的人。            黎旭升    摄

 

      在我的家族中，七爷是读书最多的人，由于当时太爷爷的为了让七爷读书，就我的爷爷回家种地，养活一家人，而七爷正是太爷爷培养的对象，据说七爷早年父亲去世，太爷爷对他非常照顾，因此他的读书生涯没有终止。

      民国12年七爷出生于甘肃静宁黎家沟，今年他已经是84岁的老人了。

      8岁开始，他在我们村子里的私学上学，一年后，由于我们村子的私塾倒闭，他就到附近的另一家私学上学，私学毕业后七爷就到张家渠（地名）上小学了，由于小学只有三年级，毕业后七爷继续到张门老灶家上学，这所学校是当时我们附近的富豪李早勤创办，名曰云萃小学，是当时甘肃省四大小学之一。李早勤的儿子李世军就是在这所学校培养出来的。李世军解放前是甘肃省建设厅厅长，解放后是国务院参事。

      七爷在那里继续上学三年时间，后考入国立静宁县中学，当时是1943年。七爷是学校的第三届学生，由于当时学校只有初中，因此，1946年他荣幸地考入兰州师范学校继续学习，这一年，全静宁县就考上两个人，七爷是其中之一。

      在静宁学习期间，当时的静宁一中有三个班，陇上教育名人王尔全创办了这所学校并任学校校长，教育名人赵宗理是七爷的语文老师。三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七爷考入了兰州师范学院，主攻学习数理化。

      在静宁和兰州学习期间，七爷曾经三次见到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先生。

      1941年，于右任先生来静宁寻亲，他作为学生代表来静宁一中，亲历了于右任在静宁一中为师生们写字的情景。七爷回忆说，当时的于右任个子高大，胡子比较少，一表人才。于老先生写字时，他也有幸站在旁边欣赏，这次让他一生难忘。据说，于老先生当时主要为学校题写了牌匾，为部分老师和学生留下了自己宝贵的笔墨。此时的于右任已经62岁了。

      后来七爷在兰州上学时又见过于老先生两次，这两次都是在学生大会上他作为代表时看到的。记得其中一次，听说于监察院长来兰州讲话，出场时由张治中和当时的甘肃省委书记扶着于右任出来，站到话筒前，老人讲话没上10句，就很快结束了，当时看上去说话已经很困难了。学生代表集会时，空中的直升机在不断地散发着传单，基本介绍的是监察院长讲话的内容和国内的形势。

      幸运的是，历史上，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总共来过三次甘肃，而七爷都是见证人之一。

        于右任先生。根据资料翻拍。             黎旭升    摄

 

      1949年上半年，兰州的形势非常紧张。当年5月的一个夜晚，当时的兰州师范学校校长李恭先生召集他们毕业班的同学，秘密在教室告知毕业班的全体同学，说目前形势很紧，情况很复杂，他要求同学们赶紧离开学校，最好是当晚能够离开！并且嘱咐学生们，不要带上任何东西，否则很难离开兰州。由于当时根本没有交通运输工具，七爷在校长的授意下，晚上就出发，根据安排，他带上当时的国民党钱币，拧成一团，塞进兜里，独自上路。

      这个时候，兰州的所有学生参加军训已经有几个月了，由于国民党部队在战斗中节节溃退，当时的国民党部队西北负责人马继援准备死守兰州，而学生们是主要的力量。在这种背景下，七爷和他们班的同学都为了安全在校长的授意下提前离开学校。

      七爷在路边等待着国民党运送粮草的军车，一辆辆车疾驰而去。到了深夜，其中一辆车在七爷的拦截下停了下来，他赶紧将拧做一团的纸币给了司机，司机二话没说，就让他上车。汽车沿着312国道线一路向陕西与甘肃交界的地方前进。到了静宁县城，七爷下车后庆幸地回家了，而那辆车继续向前行。此时，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部队在固关峡交战正酣。

      随着国民党部队的败退，战事渐渐逼近兰州城。

      当年7月的一天，静宁县教育科的科长任秉仪赶到家里来找七爷，他穿着麻鞋，披着粗布衣服，说静宁解放了，现在就要刚刚毕业的学生，因为学生都比较清白。七爷当天就上县了，在县政府培训了七天就工作，这个培训内容基本都是讲共产党如何为老百姓着想的事儿。七爷被分到界石铺，当时在界石铺工作的有一个书记刘通正，乡长杨文，他们两个任一直点清油灯。七爷刚去的时候，书记乡长晚上根本不睡觉，而七爷自己却睡在地下的草铺上。当时，整个界石铺镇就他们三个人负责着。其实，这个时候，老百姓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国民党刚刚垮台，共产党刚刚执政，处在政权的更迭之中，即使当时的干部也把握不准这个时候的政治脉搏。

      静宁解放后，当时共产党员部队继续北上，只留下共产党员程仪诚（音）在静宁负责全面工作，解放前的干部继续留用。

      后来七爷成了文教助理员。当时兰州还没解放，静宁作为后防主要支援解放军解放兰州，而七爷主要是动员支援的人们，有的是担架，有的是粮食，有的是抬担架的人员，他们用驴将支援的物品驮到定西去，而担架队也直接去了兰州，目的是救助战场上的伤员。1949年8月，兰州很快解放了，兰州训练的学生军还没来得及配上用场，国民党部队就很快被剿灭，而抬担架的人员基本都回到了老家。

      最让人难过的是那些逼迫被拉去为国民党当兵的西北的老百姓，他们自己什么都不懂，却在解放兰州的战斗中命丧黄河。作为共产党的敌人，他们却始终不知道自己的信仰是什么，只是在国民党的部队中充当着靶子，他们无知的死亡中不知让多少个西北的家庭为之痛苦和流泪。

      直到静宁解放后，共产党才通过群众集会的方式给人们解释党是如何对待人民的。据说当时安排的是“彭德怀”给人们解释，其实只是彭的部下给老百姓解释，说是自己的军队爱护自己的人民。这个时候老百姓渐渐知道了共产党。

在国民党盘踞西北多年的日子里，人们对共产党的了解几乎没有，解放才给我的老家送来了党的声音。

      1950年七爷被安排到了红司工作，开始任区长。七爷说，当时的区委书记不认字，是从共产党部队里下来的；1951年，七爷又到甘沟，继续当区长。

      到甘沟几个月后，“三反”就开始了。据悉，“三反”、“五反”运动是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统称。1950年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为了恢复国民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措施，其中之一是调整工商业中的公私、劳资、产销关系。调整后，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但资本家中的不法分子不满足于用正常方式获得一般利润，力图利用和国营经济的联系，以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手段牟取暴利，企图抗拒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削弱国营经济。他们在经济上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在政治上、思想上腐蚀了工人阶级和国家工作人员。

      “三反”开始后，七爷被当时的县长于光调到粮食局，于光亲自领着七爷上任。来到的时候，一些不懂世事的孩子正在抽打原来的局长，当时就被七爷制止，七爷说，你们这样会打死人的。但是，后来局长还是被迫害而死。

      紧接着，七爷又被任命兼任县银行行长，七爷刚到银行的时候，看见银行的帐全被“打虎队”放在院子里。七爷看到形势非常严峻，赶紧跑到当时的书记刘文政的办公室汇报了具体情况，刘书记让七爷赶紧将有关帐目封存起来，以免丢失。

      这期间，发生了1952年的“四二”回回叛乱，七爷和省地的粮食局长一起负责后防保障，主要是为全县会做锅盔的人家分发面粉，分发后将做好的锅盔送上战场。

随着“三反”“五反”的深入开展，七爷被当时的县委书记刘文政任命为定案组的组长。在那段日子里，七爷专门领着工作人员到各个单位订案，每天晚上给刘书记汇报工作情况。七爷说，这个时候他很痛苦，大部分人根本就什么都没贪污，但是硬是说人家贪污了，应该有罪!而这样的经历让七爷内心非常不安……

      1952年底，“三反”“五反”活动基本结束，没有问题的领导将被培训后送到苏联学习工业。当时静宁县全县就只有四个人，李田朋、石生、黄宝山，黎正奎（七爷）四人转为学习工业的干部。正当他们被分配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的时候，七爷却偷偷地回家了，因为那些触动让他感觉后怕。

      于光县长当时曾两次写信让七爷去学习，可以他还是以养育母亲为由推辞了。直到后来，县上还专门来人到黎家沟来拉他去，而他却逃避了……

      七爷四年的政治生涯就这样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