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萦回之三]
为儿子起名引风波
这个荒唐故事发生在38年前，真人、真事、真姓名、真情节，绝对真实的故事——
喜得儿子巧取名 傲霜斗雪叫笑寒
1968年1月6日，星期六，这天晚上，我与祖莹侠在黑龙江日报社小会议室举行婚礼，主持人杨福栋策划了一个让在场的人意想不到的“黑色幽默”：他让我们撕开用多层报纸密封的纸包，最后里面是两块红纸黄字的牌子，上面写着“走社会主义道路新郎”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新娘”，同事们强行把牌子挂到我们胸前。模仿“文革”岁月里挂大牌子批斗“走资本主义路道当权派”的情景。
挂牌子结婚，这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一张“文革”婚礼照。
1968年1月6日晚上，我与祖莹侠在黑龙江日报社小会议室举行婚礼，主持人杨福栋(右3)策划了一个“黑色幽默”，让我们挂上写着“走社会主义道路新郎”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新娘”的牌子举行婚礼。(刘歧祥摄影)
十个月以后，10月30日子夜时分，我的儿子呱呱坠地，在那风风雨雨的岁月里，这个小生命的诞生，给初为人父人母的我们夫妻带来了无限的欢乐。为我们儿子的出世更加高兴的，是企盼多年终于抱上孙子的爷爷和奶奶，还有早就想抱外孙的外公和外婆。
没有想到的是，儿子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给我们带来的是意想不到的烦恼，竟然是由于为儿子起名而引出的一场风波。
早在这个小生命尚在他妈妈腹中怀胎孕育期间，我们夫妻就在商量着为孩子起名的事儿。当时，考虑到两个方面的因素来为儿子起名：首先，是考虑到“文革”中正在深入开展的反右倾斗争的“政治因素”，我作为正被批判的邢、李、王、朱“地下黑司令部”的骨干成员，对这股来势汹汹的逆流，心中自然是蕴藏着极大的愤懑，总感到是一股寒流袭人。其次，是考虑到孩子出生时节的“自然因素”，按照医生诊断的预产期，这孩子大约在进入冬季的10月底出世，这时正是冰城哈尔滨迎来漫长严寒季节的时候，我们想到了寒冷与冰霜的北国之冬。
不论是政治气候，还是自然气候，都摆脱不了严寒与冰霜的阴影。思量再三，我为孩子起名的立意确定了：“笑对严寒，傲霜斗雪!”便用“笑”字与“寒”、“冰”这两个字相联，为即将出生的和数年后将要出生的两个孩子起名。当时与妻子商定：如果即将出世的是个男孩，就叫李笑寒；如果是个女孩，就叫李笑冰。
当时，在报社“支左”的一伙“革命小将”凭空从革委会成员中挖出一个邢、李、王、朱“地下黑司令部”，我们刚掌权一年多又被作为“保守派”打倒了，我正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每天要面对周围那一张张曾经熟悉而亲切，如今却被仇恨和愚昧弄得冷酷与陌生的面孔；一年前还是一起“造反的战友”，如今却纷纷表态要与我们划清界线，还不时挥舞拳头高喊打倒的口号。
医生诊断的预产期很准，儿子于10月30日在与黑龙江日报社一街之隔的哈尔滨市商业职工医院降生了。我看着刚出生的儿子双眼紧闭的小模样，对女医生说：“这孩子怎么这么难看啊？”
“刚生下来的婴儿都这样，长一长就好看了。你赶紧去和你爱人商量一下，给你们宝贝儿子起个名字，我要填写在出生证上，你就可以拿着这张出生证去派出所报户口了。” 妇产科的那位中年女医生笑着说。
我看着刚出生的儿子双眼紧闭的小模样，问女医生“这孩子怎么这么难看啊？”医生说“刚生下来的婴儿都这样，长一长就好看了。”
“我儿子叫李—笑—寒！”我大声地对医生说。她抬头看看我，未见我与妻子商量就说出了名字，一副诧异的表情。她不知道究竟是哪两个字，我干脆在一张纸上清清楚楚地写下:笑寒。
“这名字挺有意思嘛，也挺有味道嘛!是不是有什么寓意呀？还很少见到用这俩字起名的，看来你们这两个当记者、当编辑的父母是早有准备了。那么，以后要是再生个女儿该叫个什么名呢？”医生一边填写出生证，一边问我。
“生了女儿就叫李笑冰。”我脱口说出早已定下的名字。
“要是第二胎还是个男孩呢？”女医生又问道。
“老二还是个儿子，也叫李笑冰。‘李笑冰’比较中性，男孩女孩叫这个名都行。”
后来，我们夫妻下放柳河五七干校劳动两年多又回到报社。1972年2月6日，也是一个寒冷的冬日，第二个孩子降生了，说来也巧，正好是个女孩。李笑冰，这个早就准备好的名字，终于派上了用场。
本是"红色新闻兵" 竟然变成"黑司令"
文化大革命已经两年多了，红色狂飙在华夏肆虐，极左之风在神州盛行。
“一月夺权”风暴中，有一伙哈尔滨市大专院校的造反派学生，打着“支左”的旗号，在一名青年教师陈延政的带领下，杀进省报社里安营扎寨，“久驻沙家浜不走了”，这一伙人以“革命师生”作为他们的造反群体名称，在报社里横冲直撞，不可一世了好一阵子。
1968年春天，大搞极左的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发动一场“反右倾”运动，报社这一批“革命师生”在“支左”军代表的支持下，由省革委会于这年2月“空降”报社任常委并兼政工组副组长的聂刚在暗中鼓动说，是邢世良、李振盛等在革委会以“专业不对口”极力反对学生留在报社工作，“革命师生”为搬倒阻止他们留在报社的绊脚石，硬是无中生有地从黑龙江日报社革命委员会里挖出一个所谓的邢、李、王、朱“地下黑司令部”，这4个人当中有两位是革委会常委，有两位是革委会委员，其中排名在前3位的人都是编辑和记者，最后一位是电工班的一名工人。我也被卷进这个所谓的“黑司令部”，并排在第二名。他们采取分划瓦解个个击破的策略，先打倒邢、王、朱，指称副处级干部邢世良是我们的“黑司令”。打倒他们之后又冲我发难，竟改称我才是实质上领头打先锋的“黑司令”。
记得在1968年8月20日，报社革委会为欢送一部分“支左小将”返校要照合影，那时我已处于半停职状态，主抓政治运动的聂刚正在暗中指挥“革命师生”内查外调整理打倒我的材料。这一天，聂刚突然来找我，他说请我下楼去照相欢送“支左小将”返校，我说这与我已经没有关系了，他说你还是常委嘛，非要拉着我去照相不可。我心里一百个不高兴，这不是明摆着在变相羞辱我吗？当时，“地下黑司令部”先期打倒的三人当然是没有资格参加照相了，已靠边站的我很不情愿地站在边上照了相，脸上的表情很复杂。那次没有尊严的照相给我留下痛苦的记忆，一直保存着这张照片。
1968年8月20日，黑龙江日报社革委会欢送一部分“支左小将”返校，后排左六为军代表王志民、左九为革委会主任刘保胜、左一为革委会副主任王雪亮、右一为革委会常委李振盛，左三为“支左”的“革命师生”领头人、青年政治教师陈延政，右三为省革委会于这年2月派到报社任常委的聂刚。当时，邢、李、王、朱“地下黑司令部”先期打倒的三人没有资格参加照相了，暂时尚未打倒、已靠边站的我(右一)很不情愿地站在边上照相。
38年后的2006年4月30日，我重访哈尔滨时拍摄的黑龙江日报社老楼的照片。当年那张“欢送支左革命小将”的合影照片就是站在这个位置上拍的，如今已物是人非，一切尽在不言中。
一时之间，报社走廊上和礼堂里到处都贴满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揭发我们这个“地下黑司令部”所谓的“疯狂反对‘三红’的罪行”，“革命师生”们多次召开全社批判大会，对我们四个人先后轮番批斗……
我手头至今还保存着这一伙自称“革命师生”的人，当年打字油印的一份长达20多页的《邢、李、王、朱地下黑司令部的罪行材料》，其中关于我们这几个人的“罪行”有这样一段描述：
邢世良、李振盛、王家彬、朱松林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假造反，真投机，钻入革委会内部，相互勾结成为一伙，形成一个掩在红色政权的“地下黑司令部”，妄图建立他们自己的“家天下”和“独立王国”。他们采取赤膊上阵、幕后指挥的两面派手法，积极配合北京的“二月逆流”，恶毒攻击与反对“三红”：恶毒攻击“东北的新曙光”——黑龙江革命委员会，猖狂反对“支左”的解放军代表，排斥打击报社“支左”的革命小将。他们大搞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大搞右倾机会主义，把报社里一些本该打倒批臭的“走资派”和“牛鬼蛇神”统统提前“解放”了……
正当我们几个“地下黑司令部”的成员们在这一场“红色恐怖”的狂飙中，苦撑苦熬了半年多还处于审查与反省的阶段，我的儿子却不识时务地在这时候出世了。
1968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5岁的生日。就在这天晚上，我被一伙“革命小将”揪到全社大会上批斗了6个多小时。由那个尖嗓门的“革命教师”陈延政主持大会，他和那一伙“革命小将”指责我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说我伙同“地下黑司令部”成员“反对三红”：攻击“支左”的解放军代表，攻击“东北的新曙光”省革委会，排挤“支左”的“革命小将”。
他们还指责我中学时与海外通信交换邮票是搞特务活动，是里通外国。还揭发我大学毕业时原本被新华社选中去学英语培养驻外记者，因曾上访国家电影局长陈荒煤被定为“搞非组织活动”改为发配黑龙江。他们偷看过我的日记，抄录日记里内容的大字报贴满报社一楼的起廊。说我“为发泄对党的刻骨仇恨”而在日记里写下“两条决心”：一是“决不老死黑龙江”，二是“不学外语照样游走世界”。大全社职工大会上狠批我不甘心扎根黑龙江干一辈子革命，质问我：“3200万人民祖祖辈辈在白山黑水之间繁衍生息，为什么你就不能老死黑龙江？”还批判我写下“不学外语照样游走世界”的日记，是比鲁迅笔下的《狂人日记》还要狂百倍，狂千倍，实质是一心向往资本主义世界，妄想投敌叛国去游走世界。
这是文革中黑龙江日报社召开各种批斗大会的地方，现在挂着“老干部摄影班习作园地”红条幅的墙上，当年是挂批斗大会横幅的位置。文革初期我造反时曾在这里主持大会批斗过别人，一年过后我又站在这里被在报社“支左”的一伙“革命师生”批斗。如今，这里已经重新装修，旧貌换新颜，成为老干部活动中心。当年这里回荡着打倒×××的口号声，现在变成了打麻将的搓牌声和老人们的欢笑声。
批斗大会结束时已是第二天凌晨一时多，一个瘦高个子的王姓“革命小将”带领着几个人连夜乘吉普车去抄我的家。那时我儿子出生还不满两个月，妻子正在家里休产假。寒冷的冬夜里，这伙“革命小将”押着我闯进只有一间住房的家里，一股寒气冲进没有暖气的屋里。他们抄走了我的日记和收藏的邮票，将我与印尼、日本友人交换邮票的来往信件，以及我与妻子结婚前的私人通信和照片等等全部抄走了。所幸的是，我埋藏在地板底下的几万张“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底片躲过一劫。
那次噩梦般的夜半抄家事件犹如一块巨石，重重地压在我的心上。我总想从记忆中抹掉它，但怎么也忘却不了。
1969年元旦休假期间，原任报社革委会副主任的汽修工杨敏堂到我家闲坐，我们俩平日交往颇深，常在一起喝酒叙谈。这一天三杯酒刚下肚，我便开始酒后吐真言了，说出了为儿子起名的真实涵义，说出了我的想法和寄托。他连连称赞“笑寒”这个名字起得好。
可能是杨敏堂不经意对他人谈起这件事，不久便有好事之徒有人把这件事当作“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向报社革委会检举揭发了，说我借为儿子起名之机，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情绪，发泄对狠抓阶级斗争的反右倾运动的仇恨。
那时，那一伙“革命小将”勒令我离开我原任革委会常委兼办公室主任的那间办公室，也不准我回到摄影组去，没收了我的照相机，安排我独自在资料室一间空屋里反省和写交待材料，实质上是半隔离状态。
元旦过后的1月18日，是个星期六。上班后拿起当天套红印刷的报纸，觉得特别新鲜：四个版面的上端都印着“毛主席最新指示”特号黑体的7个大字，头版的上方是工农兵簇拥着一轮红日中镶着毛泽东像的通栏宣传画，每个版上都是用黑体字密密麻麻地印着毛泽东语录。这天报纸之所以给我留下难忘印象，是因为四块版上竟然没有一条新闻消息与报道。当我正在看报时，有人来通知说，报社革命委员会主任刘保胜同志要找我谈话。
我一边慢慢地往二楼刘主任的办公室走，一边寻思自己又出了什么“问题”。这个时候找我谈话，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但我怎么也想不出究竟是为什么要找我谈话，更不知道将要谈的是什么话题。
把酒痛饮吐真言 祸从口出惹风波
走进革委会主任办公室，只见里面坐着两个人，一位是革委会主任刘保胜，他端坐在大写字台后面的转椅上，另一位是革委会副主任王雪亮，他们很热情地让我坐到早已摆好的椅子上。看来今天是要由他们二位共同与我谈话了，在报社除了“支左”军代表王志民之外，这两位正副主任算是最高领导了，由他们两人找我来谈话算是最高规格了。
我出任报社革委会常委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曾先后与这两位革委会的主任、副主任一起在报社的“领导班子”里共过事，相互之间的关系都还不错，从来没发生过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他们与我的谈话是在并不紧张的气氛中开始了——
“振盛同志啊，今天我请雪亮同志也参加，咱们仨在一起谈谈心，你看好不好?”
这位老革命出身的革委会主任，称呼别人向来是不称姓只呼名，而且一定会加上“同志”，好像这样更亲近更联系群众。半年前，我作为革委会常委经常与他们坐在一起开会，自从我被打入“地下黑司令部”之后，名单早已列入另册，很少再听到他们称我“同志”了。今天，刘主任竟然以同志相称，不能不让我有些意外。
“好啊，咱们可是好久没有这样坐在一起谈话了。在这大半年里，凡是能见到你们的时候，大多都是在批判我的大会上。你们总是坐在主席台上，而我则站旁边挨批斗……”我这个人一向不愿顺情说好话，他们明明是找我来谈什么问题的，却偏要说是“谈谈心”，这种废话让人一听就觉着别扭，我说起话来自然是话里带着剌儿。
“你可不能这么说话啊，这样说就不好听了不是？谈话刚一开始，你就白菜地里耍镰刀——把嗑(棵)给唠散了，那么往下还怎么谈呀，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刘保胜主任赶紧打断我的话，生怕我接着说出让他们更难堪的话来，那可真的是把嗑唠散了。
“那好吧，多余的闲话也不必再说了。保胜同志，就请你们把今天找我谈话的正题端出来吧。”
在报社革委会领导班子里共事一年多的过程中，对于他这个当“班长”的，没有人叫他的官衔“刘主任”，一直都是习惯称呼“保胜同志”，应当说这种革命传统作风还是不错的。我仍照原来的习惯称呼他，并催促他赶快亮出底牌来。
“其实呢，也没有什么大事儿，是不是，雪亮同志?”
他还在绕弯子，冲着王雪亮说了这么一句，如此看来，今天他要谈的事儿还不是很容易一下子说出口。
“是啊，是啊，就像保胜同志说的那样，确实没有啥大事儿，就是随便谈谈……”
坐在一旁始终没开口的王雪亮副主任，听到“班长”点到他的名，便应和着说。
“对，对，没啥大事儿。听说小祖为你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我妻子祖莹侠在文艺部当编辑，大家都习惯叫她“小祖”。刘保胜突然点到妻子为我生儿子的事……我在想，他们俩总不会是专门要恭贺我喜得贵子吧?
“是，我是得了一个儿子，胖胖乎乎的，很可爱。”
我已经猜到了他们今天为什么找我“谈心”了。
“听说你给儿子起了个什么名字?叫，叫……叫那个……那个……什么来着?噢，叫……笑寒。这个名儿是什么意思呀?”
他一边说一边看桌上的一张纸条，那上面写着“笑寒”两个字，旁边用红笔画一个大问号。
“是，我是给儿子起了个名字，叫李笑寒。也没有啥意思，要是不起个名，派出所不给上户口。我儿子出生在冬季，给他起名叫笑寒，就是让他具有笑迎严寒、傲霜斗雪的革命精神!保胜同志，您说这是不是一个很积极的名字啊？”
1969年夏天，笑寒坐在松花江边玩耍，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已经给父母带来很大麻烦。(李振盛摄影)
笑寒的爷爷从山东荣成老家到哈尔滨看孙子。那时钱少，我父亲舍不得花钱，从烟台买五等统舱船票到大连，再买硬座火车票坐20多个小时到哈尔滨，老人的双腿都浮肿了，好几天不能走路……现在我一想起来这件事就想流泪。
我们陪同爷爷到松花江边游玩，爷爷和妈妈分别抱着笑寒留影。
"歪批三国"瞎联系 唇枪舌剑终解脱
我心里盘算着，为儿子起名的真实意图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出来的。
“有的革命群众向组织上检举揭发，说你是对当前狠抓阶级斗争的反右倾运动不满。你认为这是一股逆流，更是一股寒流，你借给儿子起名来发泄对现实不满的情绪。是不是这样啊？嗯？！”
他一边说，一边用两眼直直地逼视着我。我暗想：怎么说也不能承认这个“发泄对现实不满”的政治问题!那时候，就凭着“对现实不满”这个罪名，就能给你扣上一顶大帽子，批斗、抄家都还是轻的。
“哈……哈……这不是瞎掰吗?如果这种说法能够成立的话，那不是就像著名相声段子《歪批三国》一样，把乱七八糟的事儿都瞎联系到一起，来一通歪批了吗？”
我故作镇静地哈哈大笑起来。
“你怎么能说这是‘歪批三国’呢？明明是你借着给儿子起名的机会，来发泄不满。据革命群众揭发，是你酒后吐真言，是自己把底儿说出来的嘛。”
这位革委会主任对我穷追不舍，听他提到“酒后吐真言”，我心里便暗暗骂自己——活该，这是祸从口出啊！表面上仍是理直气壮地应付着。
“那好办，谁亲耳听了我说过这些话？我敢与他当面对质!”
我坚信听我说过这番话而无意中说漏了嘴的杨敏堂，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站出来当面揭发我的。
“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嘛!还用得着当面对质吗?”
刘主任自信地说。他也知道，敢于背后揭发的人是不少，但敢于公开站出来斗争者绝少。假如真的要为这等事情当面对质的话，是不会有人愿露面的。
“今天报纸上登的毛主席‘最新指示’中的最后一条是：‘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你们没有作调查，也没有证据，就向我头上扣政治大帽子，这不是在搞逼、供、信吗?”
我一边说着，一边抓起刘主任那张大写字台上的当天报纸，指着这一条毛主席语录给他们看。
“我们找你来谈话，这本身就是在调查研究嘛，怎么能算是搞逼、供、信呢?根据我几十年的革命经验，用起名来发泄对现实不满的事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并不少见。”
看来，这位多年来抓惯了阶级斗争的老革命，大概确实见过不少用起名来“反党”的事例。
他这话倒也不假，1964年我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时，就遇上一个与村党支部张书记同姓的人，为发泄不满给儿子起名“舒纪”，天天满大街追着儿子骂：“王八羔子，张舒纪，快滚回家吃饭！”人家是在骂儿子呀，弄得张书记哭笑不得。“四清”运动来了，那家伙被当敌人揪到大会上斗得死去活来，非逼他承认是刻骨仇恨共产党不可。
“如果采用你们这种歪批方法的话，那么很多人的名字都会查出政治问题来。就拿您刘保胜同志的姓名来说吧，其中的问题也不小啊!”
我灵机一动，脑子里突然跳出来一个制胜妙招儿，要用智慧和幽默来化解这场政治危机。
“我？我的名能有什么问题呀？我的名字是爹妈给起的，那时我还没参加革命呐。”
刘主任微微转过身，朝着坐在一旁的王雪亮笑了笑。
“我儿子李笑寒的名字，也是他爹妈给起的呀，你们却偏要说这里边有政治问题。”
他们俩以一种异样的眼神看着我，肯定不相信我能把“刘保胜”这三个字也给“歪批”了。
“依我看，您这个名字的问题可大了！刘—保—胜，按照‘文革’两年来的政治形势来看您这个名字，用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您这个名字，问题不仅很大，而且还相当的严重！你姓刘的，怎么敢说能保证革命胜利？这刘，是谁？是刘少奇！举国上下天天在喊‘打倒刘、邓、陶！’中央给刘少奇定性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他被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永远开除出党’了。他这个姓刘的，怎么能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呢?你要是不姓刘了，而改姓毛，叫毛保胜，虽然未必合适，但至少不会有政治问题，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这位革命多年曾担任过地委书记的老干部，大概从来还没有听到有人敢在他面前如此这般“戏说”其姓名，而且“歪批”得令他哑口无言。他默然无语地深陷在转椅里，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不时露出尴尬的苦笑。他看着王雪亮副主任，似乎是在求援。
“振盛同志，你这样对保胜同志说话，我看是不太合适!保胜同志的名字是参加革命前就有了的，那时也没有‘文化大革命’啊，你也不能这样东拉西扯地瞎联系呀!”
一直在旁边陪坐而不言语的王雪亮，这时候有点儿坐不住了。他插话为刘主任打了个圆场。
“雪亮同志，如果不瞎联系，怎么能叫做歪批呢？你还是先别替保胜同志说话了，我看你这个名字呀，在政治上的问题也不小哇！”
我暗想：反正都是在瞎掰，瞎联系，不把这两个人的名字都给“歪批”得让他们无话可说，我自己就没法儿得到解脱。
“你净瞎说，我王雪亮这三个字，虽然没有什么大的讲究，但也不至于有什么政治问题。雪，总是白的，也是亮的嘛！雪亮，就是这么简单的意思……我倒想听听你怎么歪批‘王雪亮’这个名字。”
他两眼微微眯了起来看着我，在等待我的“答案”。
“你‘王雪亮’这三个字，王字，这个姓氏基本没有什么问题，就不用批了。但是，‘雪亮’这个名字的政治问题可就大了。你刚才还说雪是亮的，真是这样吗？按照当前最正确的政治词汇来说，世界上什么最亮？当然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光芒可以照亮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你怎么能用‘雪亮’来与‘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相提并论呢？”
王雪亮听我这么一说，也是满脸哭笑不得的样子，竟然一时语塞。
我接着说，咱们不是天天都在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我的心……
片刻，室内的空气好像一下子凝固了似的，我们三个人六只眼对视无语……
“算了，算了！不谈了，不谈了！今天的谈话就到这儿吧。”
仰坐在大转椅上早已不耐烦的刘保胜主任，听了我这两番“歪批”之后，让他也没脾气了，便急忙草草宣布鸣金收兵。
“保胜同志，雪亮同志，今天，你们说我儿子的名字有政治问题，那是在歪批。我指出你们二位的名字也有政治问题，也是在歪批。反正啊，咱们三个人今天是在这里演了一场‘歪批三国’……”
我想干脆把这件事彻底说清楚，当面了断，省得以后再来找我的麻烦。
“不管是也好，不是也罢，都不要再批了。这件事就谈到这儿，振盛同志，你可以走了。”
刘主任打断了我的话，他极不耐烦地挥了挥他那只大手，示意我可以走了。到了这个时候他仍没有忘记叫我一声“振盛同志”，但这个“同志”怎么也不能让我有丝毫的亲切感，直觉得后脊梁上一股飕飕寒意。
当我刚刚迈出那扇磨花玻璃门时，就听到那位大嗓门的刘保胜主任在屋里大发感慨：“这个李振盛啊，真是个大白呼，他那三寸不烂之舌，真是能说……”
一场因给儿子起名而引起的风波，就这样在“歪批三国”的幽默戏说中化解了。
38年后的2006年4月30日，我重访曾任记者20年的黑龙江日报社，当年找我谈话的革委会主任刘保胜的办公室，是两扇并不隔音的磨花玻璃门。如今是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子报的发行部，玻璃门也换成了木制门。我站在门前忆当年，感慨万千。(冯羽摄影)
三十年后忆往事 一切尽在谈笑间
山东老家的爷爷奶奶一直想看宝贝孙子的相片。两个月后，我和妻子抱着刚满五个月的儿子，到中央大街很的哈尔滨摄影社去照相。我们每个人的胸前佩戴一枚毛主席像章，是那个年月里的时尚。
儿子单独照了一张半身像。我请照相馆的师傅在照片上加印：“笑寒五个月，1969.3.30.”。特别强调将“笑寒”两个字写得大一点，醒目一些。还从照相馆固定的几条加印字中选择“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印在照片左侧的宽边上，以表示自己对儿子“笑迎严寒，傲霜斗雪”的期望。事后我把照片制成棕色，并把毛主席像章涂上红色和金黄色。
1969年3月30日，笑寒五个月时到照相馆拍的照片，他浑然不知自己的名字已经引起一场风波。
这家照相馆的摄影师傅与我熟识，平日里相处得还不错。交谈了一会儿后，他劝说我们一家三口人合照一张“全家福”。 尽管摄影师一再喊“笑笑，笑笑，要照了”，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
当摄影师正要按下快门时，我又想起了两个月前的那次谈话，一股无以名状的悲凉情绪泛上心头，脸上的表情是哭不哭、笑不笑的忧伤的样子；妻子似乎觉察到了我的心事，也变得忧心忡忡，强作笑颜。只有刚刚来到这个世界150天的儿子，脸上带着天真的微笑，好奇地瞅着摄影师叔叔手里摇动着的那一串小铃铛。
1969年3月30日拍的全家福，我想起两个月前的那场风波，一副忧伤的样子，妻子也是忧心忡忡强作笑颜。只有刚刚150天的儿子，脸上带着天真的微笑。
时光流逝，当年天真可爱的婴儿已经长大成人，那张珍贵的全家福也已经陈旧发黄……
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我数次应邀南下深圳和珠海讲学，在珠海的黑龙江省政府老干部休养所里先后两次见到已经离休的刘保胜主任。由于病魔折磨的缘故，他看上去衰老了许多，背也驼了。我几乎无法相信站在面前的这个人就是当年那个人高马大、身强力壮、嗓门洪亮的刘主任了。他告诉我，一到冬天就犯哮喘病，每年冬季都要由他夫人陪伴着从哈尔滨到珠海来休养几个月。
我坐在他的床前，谈到20多年前给儿子起名引起的那场风波——
“咱们当年那一场‘歪批三国’的谈话很有点儿意思，等以后有闲空儿的时候，我要把它写成文章发表。这样的故事肯定会让今天的年轻人觉得荒唐可笑，也许会在笑声中感受到一点什么东西。不过我写这个故事时会提到您和雪亮的大名，不写真名实姓就没法表达歪批的语言效果，就难以讲述这个绝对真实的故事了。我现在就向您打个招呼，希望您能理解与谅解呀。”
“那都是事实嘛，况且也都成为历史了，当然可以写成故事发表。提到我们的名字也没有什么关系嘛。不过，我对你当年‘歪批’的水平还是很佩服的，一想起来就想笑……”
刘保胜确实是一位性格豁达的人，说起话来还像当年那样的率直，回忆当年那一批所谓的“革命小将”无事生非地在报社革委会内部硬挖出一个邢、李、王、朱“地下黑司令部”，他说那纯粹是在胡闹、瞎折腾。他解释说他自己虽然是革委主任，但也得听军代表的……我说这都成为历史了，不必为此歉疚。
临分手时，刘保胜披上衣服，扶着墙壁慢慢走出房间，站在冬日的阳光里与我照了一张合影，作为我们阔别20年后重逢的纪念。原先他是一米九十的大个子，高出我半头，如今我反而比他高了，真是岁月不饶人啊。
1993年11月，我与阔别20年的刘保胜主任在珠海重逢，我们笑谈当年那场“笑寒风波”并一起合影留念。他原是1.90米大个子，高出我半头(有当年欢送“支左革命小将”的老照片为证)，如今我反而比他高了，大概是病痛的折磨让他弯腰驼背变矮了吧。(孟祥武摄影)
王雪亮和我一直保持着友好联系。“文革”初期，我和王雪亮同属一个“红色造反团”，1967年“一月夺权风暴”中，哈军工红卫兵杀进报社“支左”，支持我们这一派成为掌权派，成立革委会时王雪亮是副主任，我任常委，我们相处得很好。一年后我被那一伙想留在报社的“革命师生”打倒时，王雪亮并未落井下石。我举家南迁到北京不久，有一次，时任报社财务处处长的王雪亮带领一位同事张其清进京出差，他们特地挂电话热情地约我出来与他们见面，我们曾在天安门前冒雪合影留念。
1982年我举家南迁到北京不久，时任报社财务处处长的王雪亮带领一位同事张其清进京出差，他们特地挂电话热情地约我出来与他们见面，我们曾在天安门前冒雪合影留念。有一次我回黑龙江参加新闻研讨活动时曾与他相逢，王雪亮还是像当年那样的热情。一碰面他便兴奋地高喊着：“盛子，又见到你了!”并习惯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像讲笑话一样对他说起当年那场风波。
“日后，我要写一篇《为儿起名引风波》的故事，必定会提到保胜同志和您的大名……”
我把在珠海对刘保胜老主任说过的话，又对王雪亮说了一遍。他点了点头，也像刘保胜同志一样爽朗地笑了起来。
2006年4月30日，日本NHK电视台跟随我重访黑龙江日报社时，在老干部活动中心巧遇王雪亮，我们在一起握手笑谈当年事，并合影留念。(冯羽摄影)
看了以上这两张照片让我好生纳闷：原先王雪亮与我一般高(有当年欢送“支左革命小将”的老照片为证)，这一回拍的照片他怎么变矮了？年长我16岁的刘保胜原先高出我半头，大概因病痛折磨让他弯腰驼背变矮了；那么，比我年长8岁的王雪亮又是怎么了？没听说他闹病啊，等有机会问问他。
1998年10月30日，笑寒已届而立之年。当我们在纽约为他过30岁生日时，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儿子瞪大眼睛疑惑地问：“爸爸，您是在拿我的名字编故事吧？”
笑寒而立之年时，我在纽约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他瞪大眼睛疑惑地问：“爸爸，您是在拿我的名字编故事吧？”
他妈妈一再解释这是真人真事真情节的真实故事，但他仍一个劲儿地摇头，怎么也不相信竟然会发生如此可笑的事情。
看到这种情况，我越发觉得应当把这些不可思议的真实故事写出来。
2000年5月，我们一家四口人在纽约团聚，这是在曼哈顿时代广场支起三脚架自拍的合影照片。
以下是当年与笑寒有关的几幅照片：
笑寒刚刚学走步。在他刚出生时我把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负面”底片埋藏在他身后桌子靠墙角的地板底下。
1969年9月，我和妻子先后下放到柳河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笑寒还太小，无人照管，只好送回山东荣成老家交给爷爷和奶奶扶养，这是我抱着儿子在老家院子里的自拍照。
奶奶抱着宝贝孙子笑寒坐在炕头上拍照留影。
笑寒很快与山东农村的孩子们打成一片，成了好朋友，他们一起坐在土堆里尿尿和泥玩。
笑寒在山东老家院子里帮奶奶喂鸡。
我们夫妻俩在五.七干校劳动两年多之后，落实政策又回到报社重操旧业。1972年2月6日，我女儿降临人世，四年前准备好的另一个名字“笑冰”派上了用场。
我们夫妻俩回山东荣成老家接儿子笑寒回哈尔滨，这是笑寒、笑冰与妈妈在济南大明湖畔拍照留念。
笑寒坐在前面照相的这张“一头沉”桌子，是我们结婚时凭票花38元钱购买的唯一大件物品，他坐的那个方凳是我自己动手做的。1968年10月笑寒出生后不久，我就是在这张桌子压着的墙角地板上锯开一个洞口，把“负面”底片用油布包起来藏在地板下面，在12月26日后半夜抄家时才躲过一劫。
1972年冬天，我们夫妻俩抱着儿子笑寒、女儿笑冰在只有一间陋室的家里自拍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