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氏盘》局部
青铜时代
周代文字书刻及书法艺术的代表是青铜器铭文，从书法史角度，我们称之为青铜书法。
青铜铭文实质上是指商、周时代青铜礼器、乐器及其他器皿上的文字。早期的铭文一般皆与青铜器同时铸成，从战国开始，有些铭文是在铜器铸成之后刻上去的。由于钟和鼎为青铜重器和巨制，古青铜器铭文又被称为“钟鼎文”。铸刻的文字形态有两种，一是凹入的阴文，称为款；一为凸出的阳文，称为识。
《礼记·祭统 》所说：“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名著之后世者也。” ，可见其用途在于铭上自己的名字，来颂扬祖先并流传后世。
初周铭文书法的代表作是“大盂鼎”。此鼎于清道光初年1821出土于陕西岐山县礼村。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铭文铸于内腹壁，共19行291字，书法趋圆劲转折的弧形比较柔和，笔画粗细变化不太悬殊，结字严密 ，大小整齐，行款趋于规范。既有行又有列。书风已退去殷时的诡异，而变得茂密凝重，标志着周代书风开始形成。
西周中期的铭文书法的主要特点是：1、笔画圆匀，起、收、转、换多为圆笔，粗细匀称，为“玉箸”线条的滥觞。 2、结体比周初铭文等为紧密、方正、稳定，统一字的结构笔画较为统一，少见图画文字。3、章法上纵成行，横成列，字距拉大，茂密中见疏朗。
西周晚期，出现了许多各具风神、气势磅礴的鸿篇巨制。代表有《虢季子白盘》。此盘长方形，重450余斤，为世存的商周青铜水器中最大的一件。铭文8行111字，记录了虢季子白在征伐异己中的战功，天子称赞他并赏赐给弓箭大钺，鼓励他征战蛮夷。其笔法圆润朴茂，结体公正稳敛，行列疏朗，布白整齐，开启了后世《石鼓文》的章法构成。
西周晚期出现了两篇堪称青铜书法的典范作品，一是《散氏盘》，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有铭文１９行，共３５０字。书法特色，中锋用笔，笔锋内裹，起笔藏锋，收笔回锋。转折多用圆笔，横笔略向右下取势，竖笔讲究对称，上收下张，略显弧势而充满张力，线条稚拙圆浑，粗细均匀，结字宽约，左右合成字以左大右小为多，避就揖让变化多端而中心安稳，斜势天成；章法紧密而灵空，寄欹侧于纯正之中，风格粗放而含蓄，别具一格，雄视千古。《毛公鼎》铸于周宣王时期，清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铭文３２行，４９７字，在书法上与散氏盘铭文异曲同工，结体纵形，点画追求均衡，布白以形施势。有行无列，雍容自然，磅礴流畅。
战国玺的出现。战国时代是我国印玺书法的第一个高潮期。战国印玺可分为：官印、私印、谏言印、吉语印及肖形印多种。其形式多为正方形，其次是长方形、圆形或椭圆形，少数作心形，有的作缺角形三角印，还有五面壳子的吉语印。印文分阴刻（白文）和阳刻（朱文）两种，前曰款，后曰识。都用古体篆文，字数有一、二、三、四字不等，四字以上叫多字玺。印玺书法可以说是少字书法。由于幅式小，在笔法、结字、章法以及风格方面，都显示了精工细刻，力求完美的匠心，成为战国时代书法精品。在工艺上，古印玺可分契刻后翻铸和直接契刻两种，从而带来了风格的迥异。但总体上圆笔多，方、锐笔少。不同国家印玺的字型与该国其他铭文相似，地域性、国别性特征比较显著。如楚国的“大府”印，与1958年安徽寿县出土楚国铜牛腹下铭文“大府之器”、《铸客鼎》、《王子齐镐》的“府”字风格完全一致，因而证明了此为楚物。此印线条雄强有力，黑白块面分割对比强烈，多画字与少画字的笔画安排在不平衡中求得平衡，是难得的佳品。在秦代统一文字后，古篆文及籀文应用范围日益缩小，但秦汉印玺却仍然常以先秦古文刻铸，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使篆刻史充满古代圣美意趣，表现了对青铜书法恋恋不舍的怀旧情怀。在今人书写的隶、真、行、草篇章上，钤下一放古篆印章，会使人感受到文化底蕴的厚实和深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