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格格，你不总嚷嚷着要废我这个‘帝’吗？这回，‘朕’真的被废了……”
电话那端，“皇上”依旧没心没肺地开着玩笑。这位将要放下麦克风的资深新闻发言人，听起来似乎心情不错。
“皇上”，是跑教育的记者们给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起的外号，他大咧咧地笑纳了。
王即将调离教育部，到语文出版社当社长。新的职位，跟新闻基本不沾边。一个最不会说话的新闻发言人的闭嘴，引得记者们纷至沓来。星期六，采访他的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杨潇，正是我大学的师弟，谈话间提起我来。于是，王一时兴起，跟远在香港的我来了个连线。
电话里，我问王：终于决定离开了？答曰：咱是党的人，这是工作需要。杨潇说：师姐，我们写一篇“皇帝出宫记”如何？我笑：应是“末代皇帝”。你以后不会再遇到他这样的新闻发言人了。
这两天，王即将履新的消息被越炒越热。其中，中国青年报副社长谢湘拍摄的一张照片，让我眼眶一热，竟落下泪来。谢老师拍的是王站在办公室窗前打电话的背影，看上去有一丝落寞。窗前花瓶中插着一束凋谢的百合花——记者朋友们送的，他舍不得丢掉；在他身后，办公桌上厚厚地堆满了稿纸和文件，地上是大大小小的纸箱——他说，临别时，每一张纸片都沉甸甸的。
我认识王是在八年以前。那时，“新闻发言人”基本还是个新生事物，政府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还没有今天这么普遍，除了外交部，很少有人站出来对公众发言。王当时是新闻处的处长，其发言人身份好像是２００３年担任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时明确的。那一年，非典使政府的新闻发布成为非常时期的常态。自此，新闻发言人制度由外交部、卫生部向各个国家机关逐渐推开，后来在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固定下来。新的形势下，政府部门与媒体如何合作？新闻发言人和记者怎样打交道？在新闻发言人制度这最初五年的探索中，王不仅是历史见证人，也成为这段历史中热门的研究对象。
和很多记者一样，这些年我的工作得到王的很大支持，我们的合作还算愉快。但是，他也曾不只一次因为报道对我“兴师问罪”，甚至扬言“封杀”。我们给他惹出的麻烦当然也不少。
有件事我一直感到内疚。几年前，我刚出道不久时，有一个重要的采访没被安排，影响了工作。我怒气冲冲地找王理论，声讨衙门作风，从国务院新闻办一直追到车上，说着说着就变成了争执。中途，我又气愤又委屈，对司机大喊一声“停车”，然后跳下车去，还重重地关上了车门。“砰”的一声，震出自己两行眼泪。
当晚，新闻处打来电话。原来，他们在工作安排上出现了小小疏漏，还有机会补救。而且，王并不知情。我开始为自己的失礼懊悔不已。被一个当记者没几天的小姑娘莫名其妙大闹了一场的王新闻官，事后半开玩笑地说：你现在要是向我道歉，我可以原谅你。小记者嘴上仍毫不示弱：我接受道歉了。
这件旧事一直压在心头。两个月前，在朋友们为我离京赴港送行时，我忍不住对王提起。他笑笑，作大度状，说已经不记得了。于是，我那句预备了好几年、已经到了嘴边的“对不起”，又咽了下去。
另一件事，王一定不会不记得。我把两位同事带到他办公室沟通有关报道情况，并就某些教育现象展开了讨论。在这个没有镜头和麦克风的场合，会谈亲切友好地进行着。谈到高等教育收费问题，他说这是惯例，高等教育不是义务教育，个人要分摊教育成本，各国都是如此，老百姓要树立起“教育消费”的观念。接着，他又打了个不太恰当的比方。
这段话，被写入我们的报道，又在网上被人总结为“上大学如买衣服论”。这一论断，使王新闻发言人迅速成为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他为此受到广泛、持续、猛烈的攻击。在很长的时间里，他连同他的家人，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网上成千上万条评论和留言，以及一封封寄给王的信件，批评和谩骂占多数。有人说：这样的人怎么还在发言？怎么还不下台？我看到后心情十分沉重。
如果料到后果如此严重，王还会讲出这番话吗？如果料到会对他个人造成这么大的影响，我们还会写下这段话吗？……恐怕，无论新闻发言人还是媒体，都会陷入职业要求与个人情感的博弈。
那篇三人共同完成的报道，使王又多记住了两位原本不熟悉的记者的名字。没想到，王后来看到那位第一作者的一篇报道，大为感动，对我说：此人是个有良知有正义感的记者，请一定转达我对他的敬意，欢迎他有时间参加我的发布会。他甚至说：你们那篇稿子其实写得不错，虽然害苦了我。
继“买衣论”后，王的各种奇谈怪论层出不穷：“名校生养猪论”、“媒体无知论”、“新闻发言人熊猫论”……人们对捕捉这些论调的兴趣，往往超越了王所发布的正题。对他观点的评价，有时也不乏断章取义。
就拿“媒体无知论”来说吧。在一次关于贫困大学新生资助政策的新闻发布会上，王指责个别媒体只顾报道产生的“眼泪指数”，一味渲染贫困生的家庭情况，而不宣传国家出台的资助政策。他又说了句过火的话：这样的媒体，往浅了说是无知，往深了说是对国家政策的漠视。
矛头直指媒体，后果可想而知。离开发布会现场，我问：皇上这样公然与媒体对立，难道是想自我炒作吗？他的反应比发布会上还激动：那些媒体，占有大量公共资源，却不承担宣传国家公共政策的义务，只追求自身收视率和广告效应！他们一个栏目要来的捐款能有多少？能资助几个学生？能解决什么实质问题？国家一再强调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困失学，不断提高资助力度，他们不报道。穷孩子要是因为不了解国家资助政策而不敢去大学报到，那些媒体是否负有责任？不去弘扬贫困大学生在国家资助下自尊自立自强不息的精神，反而助长“等靠要”思想，对孩子们的成长有什么好处？我批评错了吗？我就是要说。我不吐不快！……
不出所料，“媒体无知论”生成并传开。很多人骂王冷血，说他对贫困学生缺乏感情。不知王心里是否真的痛快。其实，当过老师的王帮助过很多贫困的孩子。在考察贫困山区基础教育时，他曾经一次就掏出１万元。这些，只有少数同行的记者看在眼里，外界鲜为人知。我从未听到他以此为自己辩解。
一个记者出身的新闻发言人，怎会不明白应该如何对媒体说话？一个一步步走上领导职位的公务员，怎会不懂得官场的规则？言多必失的简单道理谁人不知？一个新闻发言人，若是明哲保身，当然少说为佳。开新闻发布会，照本宣科念念文件，讲讲官话套话，肯定最保险。可是，王这位新闻发言人就是标新立异，就是明知故犯，即使想到话一出口可能招来口诛笔伐，也要把自己的观点一吐为快，也要不惜代价坚持“个性化表达”。
在教育界，有人把王称为“以身殉职”的“活烈士”，戏称他的女儿参加高考可以加１０分，享受烈士子女待遇。
王确实有一种大无畏精神，这是他的性情使然，也与他做新闻发言人的理念有关。他常说，新闻发言人绝不能仅仅传达政策，还要引导自己所在的领域走向深刻。他想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一角色的能量，勇敢地表达自己内心的观点，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推动教育事业走向美好的愿景。作为一个新闻发言人，他不够专业，不讲究与媒体周旋的策略和技巧。但谁也不能否认，他确实是想干出点名堂的。他的个人表现有时显得喧宾夺主，但他也引起了公众对教育投入更大的关注。不知道，人们对教育问题的思考是否被引向深入？他以一人之躯分散了人们对教育问题本身的炮火，也增加了教育面临的舆论压力。不知道，教育决策能否因而变得更加科学慎重？
新闻发言人不好当。麦克风后，他们所说的每一个字都被扩音并写入沉甸甸的历史；聚光灯下，他们的个人素质经受着全方位的考验和苛刻的评判。更为不易的是，我们的新闻发言人身在这个新闻发布制度起步的时代，身在这个政府信息公开的脚步还在追赶公众对满足知情权的强烈要求的时代，身在这个社会变革转型的时代。他们的身份，是曝光率很高的政府部门的代言人，也是地位显赫的官员，还是媒体公众与政府之间对话的重要桥梁，更是双方观点交锋时的火力点，民众不满情绪的宣泄对象，同时，他们也是具有喜怒哀乐和优缺点的普普通通的人。承担着多重角色，又被公众寄予厚望的他们，大有可为，却没有多少先例可以直接拿来借鉴，没有国外那样强大的专业团队提供智力支持，没有一部明确规范要求、提供指导、维护权益的职业守则……
五年的新闻发言人的生活中，王和教育一起颠簸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一定有很多酸甜苦辣珍藏于心底。那些感受和记忆，当是一束不会凋谢的百合花。
华丽的转身后，生活将是怎样的？我希望，在他面前，每一页展开的日子都变得轻松愉快；我相信，在他身后，关于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思考和探讨仍将继续。
这是王最后一次以新闻发言人身份接受我的采访——
“港校内地招生热”为何不再升温？
香港６月２５日电（记者吕诺）持续多年的“港校内地招生热”，今年突然出现了拐点。记者走访香港高校发现，内地学生报名人数除香港大学等个别高校仍有增加外，大多数港校首次出现滑落。“港校热”为何不再升温？
报名人数：从持续增长到明显回落
香港高校招收内地本科生始于１９９８年。目前，香港招收内地全日制本科生的院校已增加到１２所，他们是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岭南大学、香港教育学院、香港公开大学、香港演艺学院、香港树仁大学、珠海学院。
１０年来，香港高校对内地招生规模不断扩大。２００８年，香港更加热情地向内地优秀人才招手。特区政府将２００８年大学非本地生的比例上限由１０％提高至２０％，部分高校也扩大了在内地的招生名额。一些高校还增加了奖学金名额，如香港理工大学全额奖学金名额将在去年基础上酌情增加，部分院系还设立不同年期的奖学金, 金额由每年３万至１１万港元不等，名额不少于５０名。
与此同时，香港入境处放宽了非本地生在港工作限制，允许他们从事兼职或全职暑期工作，毕业后也可申请在港逗留１年找工作，此举有利于内地生在港发展及就业。
面对一系列利好消息，内地报名人数持续上扬的势头却在２００８年出人意料地逆转。浸会大学教务处助理教务长梁慧儿说：“浸大自２００３年起对内地招生，报名人数由最初数百人按年递增至去年的５０００多人，今年数字首次回落。”
多所香港高校今年内地生报读人数大幅减少。其中，浸会大学减少近２０００人，科技大学减少近２０００人，理工大学减少１０００多人，香港教育学院减少近百人。
内地报名人数较去年大幅增加的只有香港大学。港大中国事务总监黄依倩认为，这可能与港大去年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名列第１８位有关。
考生心态：从趋之若骛到趋于冷静
香港高校普遍认为，今年内地报名人数下降，主要是因为港校入学门槛高，招生分数线令不少学生望而却步。不久前发生的四川大地震，也对川籍考生报名造成了一定影响。
据香港教育学院助理教务长姜瑞麟介绍，截至６月１４日，教育学院收到来自四川省的报读人数只有３人，而去年有１６人报名；不仅四川省，就连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报名人数也减少了，可见内地生清楚认识到入读港校并不容易。
香港理工大学传讯及公共事务高级经理黎明辉说：“高招透明度越来越高，历年录取分数线上网公布，考生自己会衡量能否考取，一些人会选择放弃。”
港校的“神秘”色彩，最初可能会令一部分内地考生因好奇而盲目追捧。
浸会大学教务处助理教务长梁慧儿认为：“此前内地生报读香港高校的人数逐年倍增，一方面是因为不用漂洋过海就可以接受国际认可的大学教育，另一方面，各地媒体炽热的报道，令一些从没想过来港升学的学生及其家长开始留意港校。”
“今年报名人数下降，表明内地考生心态趋于理性，不会再听到‘香港’二字便一窝蜂拥上来。”黎明辉说，“考生也越来越关注香港高校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专业。”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港校内地招生起步时的“热”，有“新奇”、“不了解”等多方面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渐趋理性，“其实没有什么‘最好’的教育，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据了解，目前，教育部已和德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３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学历、学位和文凭互认协议。这表明，内地高等教育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
近几年，香港高校在内地招生规模为每年１０００多人，其中只有部分成绩特别优秀的考生才能获得全额奖学金，大部分是缴纳高额学费的自费生，学费和生活费加起来，每年在１０万港元以上。考生必然要考虑经济承受能力等因素。
高等教育：从“狼来了”到“鲶鱼效应”
内地多家机构２００８年高考前夕发布的《１９９９－２００７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显示，仅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７年，香港高校就招收了近３０名内地高考状元，打破了北大、清华的垄断局面。
调查表明，北京大学还是高考状元首选，香港大学排名第四，紧随清华及复旦，而香港科技大学及中文大学亦排行第五及第七，先于不少内地老牌名校。
这份调查报告访问内地各省份高考状元６５３人，约占总数的９８％。近年来内地和香港在高考招生中的尖子生争夺战从中可见一斑。
近年来，香港高校以高额的奖学金、灵活的人才选拔和培养方式、与国际高度接轨的办学体制以及香港的国际城市地位等优势，迅速赢得内地考生垂青。一些内地“高考状元”放弃清华北大转投香港高校的消息不时传出，甚至有人质疑内地名校是否已沦为二流，更有人惊呼：“狼来了！”
如今，随着内地考生的选择日趋理性，各界对港校招生的态度也变得平静。在教育全球化的背景下，不但中国学生可以更自由地选择留学海外，本地优质生源不足的境外高校也纷纷将中国作为全球招生地。人们越来越认同的是，境外优质教育资源的进入，使内地高等教育发生了一种“鲶鱼效应”。
黎明辉认为，“港校招生热”只是内地高等教育经受全球化冲击的一个信号。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教育面临的国际竞争将日益激烈。
香港高校对内地招生，不但使内地考生在“一考定终身”中多了一种全新的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内地名校的竞争意识。近年来，内地正在推进高校自主招生和教学改革，积极开展中外合作办学，提高对学生的奖励和资助力度。而香港高校的办学模式、招生模式、培养模式，都给内地高校提供了一种参考。
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近年来自主招生改革步伐的加快，曾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上海交大副校长印杰明确表示，要通过港校升温，反思内地高校现行单一的人才选拔、人才培养模式。他说：“与其害怕抢夺优质生源，不如多练内功，使自身水平在竞争中上升。关起门来保护自己是没有出路的。”
王旭明认为，香港高校到内地招生，增进了香港和内地之间的教育交流与影响。不仅仅是对高等教育，对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都有积极作用。（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