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史上最牛的时事评论员
不知道什么时候，仿佛是一个盹儿的工夫，电视、报纸、杂志乃至网站上，突然铺天盖地兴起一种职业：时事评论员。走南闯北，随便到一座大城市翻开一份新闻报纸杂志，很容易发现一群热血沸腾的“时评家”们，针砭时弊，激扬文字；随便调到一个频道，但凡讲述新闻的，总免不了要正襟危坐、口若悬河地评论一番，著名者如凤凰卫视的一群年过半百的老头们，各个神采飞扬、指点江山，刹那间只让美女主持们“六宫粉黛无颜色”。
于是乎，时事评论大家、美女评论家、青年评论家、特约评论员……各个三头六臂、四面出击、八面威风。这时，不得不说起鲁迅，尽管他戴上了琳琅满目的各类帽子，每一顶帽子都价值连城，让人顶礼膜拜，但有一顶帽子至今无人奉送，那就是一顶“史上最牛时事评论员”的帽子。
关公使刀，张飞使矛，李逵使斧，元霸使锤，鲁迅先生使得是小说和杂文，尤其后者几乎达到无人望其项背的境界。从文学的角度看，他的确使的主要是那两把武器，但从新闻学、媒体学角度看，他的武器还可以分化出一种来：时事评论。
他的一些名篇足以证明，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大师，更是一位杰出的时事评论员，倘若放至今日的传媒爆炸时代，李敖、阮次山、杨锦麟、白岩松这些红得发紫的评论员们，一定认为那位叫鲁迅的“时事评论员”是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甚至发出“既生鲁，何生吾”的慨叹吧。
在1924年10月28日发表的《论雷峰塔的倒掉》里，鲁迅慧眼识珠发现了一座塔倒塌的社会新闻，进而开始评论：从历史到文化，从法海到专制，从传说到现实，最后讽喻的是逆历史潮流的过气军阀，支持的是顺应潮流赶直系军阀曹锟下台的冯玉祥和其北京政变。从一件小小的社会新闻入手，最后旁征博引、环环相扣，最后笔锋直至专制、历史进步等宏大命题，看得人五体投地，换成电视评论，那一定听得犹如醍醐灌顶。作为时事评论员的鲁迅，其新闻敏感性之强、知识之丰富、逻辑之严密、勇气之可嘉，跃然而出，叹为观止。
再看另一篇写于1931年12月的名作《《友邦惊诧论》。当时社会最热的是什么事情？正是“九一八事变”，其受关注程度不亚于今人对“非典疫情”、“汶川大地震”的关注。一面是日本侵华，一面却是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寄望“国联”维护正义的幻想，甚至还要弹压学生的爱国请愿。鲁迅百感交集、怒发冲冠却又不失理性，以冷嘲热讽、绵里藏针的风格痛斥了其间的丑恶，将事件本质剖析得入木三分后，在情感上也是大快人心。时事评论员的良知、义愤、理性和表达技巧，喷薄而出，震撼国人。
作为一名成熟的时事评论员，鲁迅不光关注宏大的命题，就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题材、现象，也善于从中挖掘鲜活的、雅俗共赏的观点。在1933年6月的一篇时事评论《关于女人》中，对于当时的“卖淫嫖娼”现象，他这样评论：“自然，各种各式的卖淫总有女人的份。然而买卖是双方的。没有买淫的嫖男，哪里会有卖淫的娼女。所以问题还在买淫的社会根源。这根源存在一天，也就是主动的买者存在一天，那所谓女人的淫靡和奢侈就一天不会消灭”。天哪，你不得不惊叹鲁迅思想的远见，这样的观点即使放在今日，依然如雷贯耳，言之有理。
另一则1934年8月发表的关于教育的时事评论《从孩子的照相说起》，就更体现了鲁迅大脑的敏锐、开放和超前，因为那里面的观点放到今天，一定会被“网络愤青”们骂得狗血喷头。：鲁迅这样说：“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的，是中国孩子；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他分明是说我们应当向日本学习长处。反观今天一些“对日新思维”屡遭诟病，可以想见在“九一八”之后的中国，鲁迅竟然称应当向日本学习，其思想之独立、勇气之威猛，让人肃然起敬。
在当下的和平时代，时事评论员们的风起云涌，固然代表了一种言说权利的进步，但用显微镜细细观察，却发现这个领域实在是良莠不分、泥沙俱下：时事评论员的门槛越来越低，一些口才好、胆子大的人也常被冠以“评论家”之号，就像那个大嘴的宋祖德以“骂人”为嗜；时事评论员的勇气和理性越来越淡，要么评论起事件来躲躲藏藏、蜻蜓点水，好像刚过门的媳妇，要么怒气冲冲、狂轰滥炸，好似以痛打落水狗为能事的阿Q。
当然，在鲁迅之前也有许多时事评论大师，比如司马迁，比如梁启超，但从时事评论给历史和人的影响力、持久力而言，鲁迅在时事评论领域显然具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地位。木匠奉鲁班为祖师爷，商贾奉关二爷为守护神，茶业奉陆羽为鼻祖，织布业奉黄道婆为祖师，那么，作为开一代风气的“史上最牛时事评论员”鲁迅，也足以称得起“广大时事评论员导师”的称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