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条平时用肉眼很难看清的裂缝，然而任何一点风吹草动，任何一丝不祟之音，都使它如地震般猝然崩裂，嬗变成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国民对日本的民间态度，可以用这样的语言来描述。远的不说靖国神社，不说钓鱼岛，不说集体买春，就在前两天日本西北部新潟地区发生地震后，作为民意表达途径之一的网络，上面很快想起一阵欢呼雀跃，即使有哀悼和惋惜，却被狂风暴雨般的批判打得抬不起头。这是一种很习以为常的“国民仇恨运动”了，每一次那个岛国的一次灾难，都如同气象学里的那只蝴蝶，在海的彼岸卷起阵阵幸灾乐祸的飓风。甚至，再把眼界放宽些，还会发现这样“欢呼雀跃”的场景还跨出了亚洲，走向了世界，“911”发生后国民弹冠相庆的一幕幕我们不会陌生吧。
对于这样的现象，喜欢观察社会的人不难发现，其很有规律性——一旦某个历史上和我们有过恩怨的国家遭遇天灾人祸，国内就不约而同地出现很多人欢呼，感慨“恶有恶报”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啊！拿此次日本地震来讲，不论后果如何，其潜在或现实受害者，更多是和你我一样的小老百姓、守法公民，他们和我们一样为生计奔波、为儿女呵护、为社会出力。在他们身上，没有军国主义的影子，没有鹰派政客的嘴脸，没有极右狂热者的脸谱，甚至可能还有不少人是中国人的朋友。他们更多应该是一个个生命，怀有一个个朴素的情怀吧。然而，不知为什么，总有数不清的中国人，就像14世纪的朱元璋，看得“则”字就以为有人暗讽他是“贼”，就像阿Q，看到一男一女在说话就断定一定有勾当了……联想力发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一听说某国遭灾了，马上就联想到N年前的国仇家恨，翻出历史的旧账，让“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反华分子”所在国度的后人们来偿还。多少年过去了，这种单一错乱的“报仇”思维依然生生不息，而“生命至上、同类相悯”这些最基本的人本价值观却还没有深入人心，实在令人错愕。甘地、马丁·路德·金在执着反对某个恶的制度的同时，不忘告诫人们要学会宽容，因为“因剑得到的也必将因剑而失去”——改革开放了近30年，这些思想还寂寞地躺在蒙尘的书本里吗？难道“宽容和仇恨”就真的在我们这里时时刻刻都格格不入吗？
毫不宽容的仇恨只会蒙蔽我们的眼睛，只会阻碍我们理性发展、融入全球的脚步。从1945到2007，日本的军国主义之“可憎”实质上已经更多转变为国民素质上的“可怕”，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对“可憎”奢侈地井喷我们的口水，但对“可怕”除了自省别无他路，如果再不对“可怕”做出理性的反应，我们将来只能做一个可怜的“怨妇”——可怜之人必有可憎之处。日本国民的“可怕”之处在哪里？
——1994年广岛亚运会闭幕式结束后，6万人的体育场竟然没有发现一片废纸、一点果皮垃圾。次日，世界上好几家报纸惊呼：“可怕”的日本民族!
——一位北京学者在日本遇到一次严重的堵车，成千上万辆车首尾相连排了上百公里。然而令他感到震撼的是，所有的车辆都很有秩序地排在道路的一边，而另一边逆向车道空空荡荡，无人争抢。
——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一家信用社向很多灾民提供了一笔不菲的无息贷款，这些贷款无须担保，只要把姓名和联系方式留下即可。三年后，“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所有贷款全部还清，没有一例拖欠。（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李建权《日本精神》,新华出版社2007年出版）
联想到十几年期那场震惊全国的“中日夏令营较量”，对今天的日本民族，笔者似乎只能用“可怕”来惊呼！
这是怎样的一种“可怕”——是高度的文明素养，是高度的诚信，是高度平和自信的心理，是高度发达的教育。这样一种“可怕”，我们或许很陌生，但我们也曾经拥有过——那是在中国历史上最强大包容自信的唐朝，据《旧唐书》记载，贞观四年时，唐太宗李世民将全国290名死囚放回家过年，约定年后回来归狱。结果，所有死囚全部按时归狱，唐太宗因此释放了这些囚犯。这不是孤立和偶然的，是和当时“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道德风貌和民众文明素养相呼应的。这也是一种“可怕”，正因为极度稀缺所以让我们看来不可思议，才知天下竟有如此之高的文明素养，所以才会令人惊诧得可怕。
简单的仇恨让我们忽略了日本民族的“可怕”，让我们失去了从他们身上汲取养分的意识，让我们忘却了自己历史血液里曾流淌的荣光。宽容不意味着怯懦，而是一种强大后的自信，自省不意味着忘记，而是让悲剧永不重演的自我强大。如果所有这一切还不足以让很多人警醒，那么就听一下一位研究日本问题的西方学者的话吧：日本人会比大多数人都更快地向不可抗拒的力量卑躬屈膝，并与在道德上占有优势者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