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地研究一下实用主义？”（修改）
有位博友在关于范美忠的辩论中援引实用主义的哲学作为论据，写道：
面对天灾，难道不应该从目的上思考？天灾来临人的目的是”活命”，而不是”不朽”。活命的方法可选择多种而非一种。“跑”，就是最简单，最直接的自救。有人说：“跑掉了理想和道义。”范跑跑认为：“跑出了自救的新径。”如果，大家学习之，都能在第一时间跑而自救，虽然失去了许多英雄的造就，却挽救了更多的生命。从这一思路出发，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地研究一下实用主义？
遵从她的建议我们确实应该“好好”地研究一下实用主义。
杜威在１９３５年的《自由主义的前途》一文中说在美国，自由主义是一种“利用政府力量去补救那些更加不幸的阶级所遭受的灾难的观念。它是进步运动中的一种‘向前看’的观念；它至少在名义上是罗斯福新政的基础。”他说：“在目前情况下，自由主义为了能继续存在下去，必须采取下述这种意义上的激进主义，即不是用社会力量去改善制度的恶果，而是用社会力量改革这种制度本身。”他认为：“自由只能通过个人的参与而争取得到，这个事实是民主自由的本质，某些特殊的政治机构并不是它的本质。”
杜威的这种实用主义自由主义还表现为，力图在现实生活中把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统一起来，并认为人和社会同样是可以通过实践经验的努力加以改造的。在杜威看来“社会先于个体并塑造个体”。对提高我们实现自我素质而言，改进我们的社会似乎是根本性的。而且，杜威认为，如果人实实在在是“社会的动物”，人既需要又享受社会生活，那么个体只有通过“走出自身并在共同生活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她才能完全实现她自身。” “任何真诚地强调个体重要性的自由主义，都必须深切地关心人类共同体的结构”。
杜威强调创造一个“真正的社区”来确定自由主义。“社区”这个字的意义广泛，可以指居民生活的社区，也指导学习或工作的群体，如大学、企业集团等，还可以指极其广泛的“公社”，总之是一种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和谐的社会的集体的生活范围。如杜威所说，在其中“每个成员在为公共利益作贡献时可以实现自我”。这种对社区的重视在资本主义世界，特别在美国，已经形成一种与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对峙的社区主义或社群主义，杜威当然起着领风气之先的作用。
以上对实用主义谈不上研究，更谈不上“好好研究”，只是把杜威的某些关于个人与社会群体关系的观点原样端出，不加个人的阐发和评论，似乎得不出这位博主认为的那样：当灾难来临，一位教师可以丢下学生不管，自己逃命要紧。再者，把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截然对立起来也不能认为是“好好研究”的正确结果。实用主义主张多干实事少说漂亮的空话并不等于不要理想。它主张以改良实现社会进步的理想目标，特别是它与宗教信仰的结合形成一种道德理想。由于杜威反对少数精英贵族上层的统治反对资产阶级，并他在２０年代末参观访问苏联回来后曾新生苏维埃政权大唱赞歌，冷战时在美国被认为是左倾的，一度遭到冷遇。然而，由于他３０年代组织了组织了托洛茨基案的调查，并为这一事件喊冤叫屈，并批判斯大林主义的独裁，方被看成当时的社会主义的敌人。冷战后的新时期，实用主义正在经历“杜威复兴”，更强化了其平民主义、平等主义向弱势边缘群体倾斜的民主意识。新世纪美国新实用主义代表人物舒斯特曼认为，在“杜威复兴”的光环下，实用主义有望突破作为美国官方意识形态的框架，适应于新时代的要求，哲学家有望不再封闭在校园中写书，发文章以求自我实现，而是融汇到全球时代的大语境中为新世界的创建生产他的新思想。这个新思想就是哲学服务于人类。哲学家从这一目的寻找自我实现，即以这样一种伦理的审美生活来重新塑造自我人格。
把地震中救人的“目的”说成追求“不朽”在我看来更是一种建立在臆测上的曲解。在那一瞬间根本没有考虑个人死活以及如何被奉为英雄而不朽的余地——只有一个瞬时动机，那就是“关爱生命”“拯救生命”。至于“忘我”不“忘我”，“舍己”不“舍己”，只是没有时间权衡自己的生命与他人的生命之间何者更宝贵的问题。在那一瞬间保护生命的本能性冲动使自己的生命与他者的生命一体化了。这是非常实用主义的问题。在那地动山摇的时刻没有一个正常的头脑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进去救人，如果出不来，会不会登上英雄谱？”再者，孩子比起大人是弱小者，保护弱者是一个成熟社会的公德（正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缺少这种公德意识，才把学校的建筑质量普遍搞得这样差。这与范美忠振振有词为自己辩护是同一社会根源）。一个教师，保护学生更有不可推卸的职责。这也不是什么理想主义的问题，正如一些榜样们所说的“这是应该做的”。我们不能把这样的话看成伪君子在唱高调。正因为,他们不是为了当英雄,为了追求"不朽"去牺牲个人,我们才把他们看成不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不过，我以为，像杜威所说的那样去思考怎样“用社会力量改革这种制度本身”,是比责怪、羞辱范美忠更应该做的事。因为像范美忠这样的事例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时期都会不罕见，罕见的是范在做出这样的事不是闭门思过扪心自愧，而是振振地为自己辩解；更罕见的是他竟然赢得那么多的认同与支持，批评他的郭松民反而受到了攻击（尽管他有些过激）。这样的道德状况恐怕除了“中国特色”，没有其他解释。
我们不能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范美忠”辩解这种行为，但当范美忠从自我辩护转变为自责和忏悔之后，可以以此对他有所宽恕，给他挽回错误并继续发挥自己的教学才能与知识特长为社会服务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