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肉”与“骂娘”/“癌细胞”与镇痛剂
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6月6日在《齐鲁晚报》上发表《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写道：
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
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
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
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余秋雨也“含泪”劝灾民不要去为惨死于豆腐渣工程之下的孩子向政府“请愿”，追责问罪讨还公道，以免被“反华”势力利用……
美国一位教授在一篇学术论文中写道，在美国，如果一个教授,出版了一部强有力的批判资本主义的著作，多半就会得到一笔高额酬劳；“批判愈是有力，酬劳也就愈高。拥有更为宽敞的写字楼、更大量的助理研究人员”。这种机制便“加强其 ‘反资本主义’的生产”，把这位教授再包容到这种酬劳的体制中，正是这种包容和酬劳机制足以显示资本主义的“宽容”，其所赢得的正是“强化资本主义的权力”。 虽然他们“名义上是反现状的，通过反抗，他们所能做的只是使现存的社会秩序得以再生”。[1]
上面所引这段话把资本主义体制内与反体制的知识分子对体制的作用统一起来了，充分揭示了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现有体制和权力的批判与对体制本身加强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已经反映在对知识分子的社会经济分配上。同时也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能够不断调整自身的生产关系以适应简略发展而超越其垂死阶段的秘密所在。与二战后前期大不相同，后“冷战”时期，资本主义体制愈来愈懂得以高薪俸养自己的“骂娘者”，而正是这批“提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者标志着西方战后社会结构的一个巨大变化，那就是一个富裕的“白领”或“中产阶层”的形成，并缓解了贫富两极分化造成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当然，从更根本的意义上来说，不从事直接物质生产的人文知识分子俸禄来自纳税人，社会批判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天职意义在于：对“公仆”进行监督，抑制官僚主义和腐败。从这个意义上看，国家以高薪供养现有体制的“骂娘者”与“高薪养廉”是一致的。
以知识的直接“有用性”代替真理性来评估与测度知识分子及其工作的价值，在金钱与权力的双重压迫下，人文知识分子被驱于以实利的权衡计较与政治风险之忧虑和惊恐代替对真理的追求与自身价值实现正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大大落后（不仅在上述方面落后于欧美，甚至在某些方面也落后于印度、巴勒斯坦、阿拉伯等“后发展”国家、地域和民族）的根本原因。
王兆山、余秋雨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姿态，就是怀揣一腔“爱党”“爱国”心，与国同庆，为党分忧。这种心态可能使他们升官发财的同时还能得到一种良心上的自我安慰。殊不知，这种自我安慰实际上是自欺欺人。正如任何一个普通百姓都能懂得而并不都能做到那样，娇惯不是“爱”而恰恰是“害”了命根子“小皇帝”。宠物文人的奴颜媚骨歌功颂德对“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的机制无啻误诊癌症患者之庸医，一味以蜜糖裹着的麻醉剂镇痛，或以营养保健品哄着患者，只能加速病人死亡。
老子说得好：“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那就是只有把病当作病，“知病”“病病”，并且懂得“良药苦口”，才谈得药到病除，病体康复。一个把良药当砒霜，自谓“身体健康，万寿无疆”，弃药绝医；一个，奉蜜糖献假药，躬“圣上吉祥”，万世平安……宠物文人正是绝对权力的必然产物。
柏杨指出：“我们的文化有病”。我们的“病”根子当然是在“绝对权力”这个“癌细胞”，此外还有这个“癌细胞”所派生为数不少的“热爱党国”“忠于党国”甜嘴的王兆山、余秋雨们，还有跟随他们后面更是大量的“愤青”追星族……
对联一付相赠：
前呼后拥 作诗为文 有哭有笑 全心取媚
天南地北 搔首弄姿 无人无格 万般奴性
横批：宠物文人
附: 绝大多数网民把王兆山的词当作赞诗，不排除将其作为讽刺诗来读。那么这种“二花脸”的剧场效应也是我们这种特异的文化氛围的怪诞现象。据说，作者口碑甚佳，并且作者对自己因此遭到的强烈批评，处之泰然，这样就说明作者更有可能不是人们所批评的那种人。
[1] Haynes Horne:
Jameson’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in Postmodernism /Jameson/Critique, Maisonneuve Press, 1989, p. 2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