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恶性事件的社会矛盾和历史分析
杨佳袭警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近来连续发生的一系列恶性案件中的一个典型。根据2005年的《社会蓝皮书》披露，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２００８年，从3·14西藏事件以来，4.20云南文山州袭警，6.28贵州瓮安袭警，7.1上海闸北袭警，7.18郑州袭警，直到８月４日喀什袭警事件连续不断。瓮安事件、淅江玉环事件、广东惠州、湖南张家界、云南胶林事件、河北广宗公安局办公大楼爆炸事件、上海、昆明的公交车连续爆炸事件…直到奥运开幕后新疆库车的爆炸案……普遍的印象是我们的社会被一种弥漫的仇恨情绪所笼罩。暴力的滥用和连续不断，使人感到缺少安全的危机和恐惧。这种现状打破了多年来以经济持续增长所造成人们对太平盛世的乐观，与“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号召和主张形成强烈反差。频频发生的恶性事件使奥运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成为历届奥运恐怖威胁最大的一例。正是在开幕式第二天,人们骇闻，在如此戒备森严之下，8月9日京钟鼓楼上,一个杭州人无端地袭击美国游客，造成一死一伤，他们是美国排球队教练的父亲和亲戚。凶手当场跳楼身亡——张艺谋用再多的笑脸也无法掩盖被仇恨扭曲的狰狞与失去亲人的悲痛。这些尖锐的社会矛盾除非得到根治，否则不会随着奥运而过去。这些突发的恶性事件无论具体触发原因和程度怎样不同，它们之所以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在于：它们是对正义、公平、善良的挑战，也是对社会公德和人类良心的拷问。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事件除西藏事件有着更为复杂的民族和宗教的历史原因之外，以上各种冲突从社会的矛盾有着长期的历史积累与发展的过程，所以我们应该对社会矛盾进行历史的分析以求合理的解决途径。
“一个巴掌拍不响”，冲突总要从矛盾双方来看。而矛盾的双方总有一方面要负主要责任。回顾一下历史，毛泽东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关于少数人闹事”一节谈到在１９５６年个别地方发生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毛泽东指出，这些人闹事的直接原因是有一些物质利益没有得到满足，但是“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应该说这个分析还是客观公正的，它把责任揽到了权力者一方,而且没有通过抓坏人给罢工罢课的工人学生制造压力。然而这种书面上的正确性没有在实践中贯彻下去。这篇文章发表于１９５７年２月７日。在４月份发动开门整风运动，号召群众以大字报等方式帮助党整顿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然而，所提意见有些比较激烈，特别是那些从政体结构上指出这个官僚主义（也涉及腐败）根源涉及权力的民主化监督与竞争，使得各级领导受不了，反映到上层使毛泽东也感受压力，于是形势急转直下,于６月８日以<人民日报>社论宣告开始发动反右斗争，自下而上的整风顿时变成自上而下的“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策略。
反右没有解决固有的矛盾只是使用压力使之掩盖下去。特别经过大跃进等大轰大嗡的方式，矛盾转移到经济层面反映到党的高层领导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这些矛盾在６０年代激发出“文革”这样一种特殊的解决方式——毛泽东一人亲自发动，自下而上的“整”党内当权派的斗争。５７年被压制下去的“民”与“官”的矛盾再度被提了出来，毛泽东加以利用,解决他与刘少奇等党内高层领导的矛盾。1968年.他说，有些领导干部“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老百姓有气，平时没有机会讲，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毛泽东以他敏锐的政治嗅觉,在60年代多次告诫可能变成"法西斯党"的问题。但是他把“法西斯化”的可能仅仅归为阶级敌人“打进来，拉出去”，没有看到，法西斯主义除了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外还有极端独裁的问题。毛泽东觉察问题提出问题往往是极其尖锐的，但是他被摆到了神的位置，也就超脱了自己对这些矛盾的责任。１９５９年他在庐山会议期间批彭德怀说：“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他把独裁当做一种超历史的力量，一种人类无可逃避的命运。他曾说，什么“天赋人权”，我看是“人赋人权”。周恩来当总理就是我任命的。（大意）由于中国革命的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是千百万人的鲜血和头颅换来的。毛泽东为革命牺牲的直系亲属就有七人。所以执政以后“权力”一直是一根最为敏感和脆弱的神经，一有反对的意见就被认为是为“夺取政权制造舆论”，上升为敌我矛盾而导致对敌斗争扩大化，从胡风、林昭到遇罗克、张志新，李九莲等……酿成以文字狱为特点连续性的系列千古奇冤。
“文革”的结果同“反右”一样，在权力进一步绝对化与个人进一步被神化的结果之下，矛盾没有解决，而潜藏得更深，在一定的气候和条件下就会激化。“文革”上权力结构内部的矛盾最终转为与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人民对“四人帮”的斗争在１９７６年以悼念周总理为导火线爆发了“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以这样的规模人民没有任何组织形式的完全自发的抗议运动。我们可以想像，在１９５９到１９６２年的饥荒中，成千上万的人宁愿饿死也没有起来抗议，可见人们对倒行逆施的当权者已经忍无可忍。由于当时“四人帮”没有受到更高权力者的批评，这场在天安门广场以写诗诵诗为主要方式的和平抗议运动已经暗暗指向伟大领袖（是对他利用“批林批孔”整周总理的抗议）。当时没有动用军警而是出动工人武装平息了事件。
粉碎“四人帮”与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矛盾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９年的爆发来看，已经从毛泽东所定性的官僚主义和民主作风问题转为权力腐败（官倒），以至冲突激化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矛盾升级到必须大规模地动用正规部队介入方能平息下去。这次事件表明，“反右”与“文革”暴露和提出的官民之间的矛盾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并未得到真正解决，这些矛盾潜藏下来，在改革开放以后非但没有消除，反而因为社会分配不公引起的贫富之间裂痕的急剧扩张而变得更加尖锐和突出，致使爆发了数万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7天的抗议，其间社会各界数十万人游行声援。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记录。冲突的激烈程度、镇压的手段、暴力使用的程度都在全面升级。
1989事件平息之后，邓小平曾说“这个党不整不行了”。此语重千钧，掷地有声，然而，却如轻烟一缕，过而无痕。这一声“知病”的由衷感叹与毛泽东类似的自省同样被辉煌成就的赞歌遮蔽，没有起到“病病，不病”的作用。打个比方，这就好像一个病人上了手术台，当手术疼痛使他难以忍受时，他就用自己的刀砍向医生。之所以导致这样的相反的结果就是权力绝对化的原因。通过对民主要求和反腐败斗争的镇压，权力再次被绝对化。腐败在权力的庇护下更加有恃无恐，面对腐败的人民更加无能为力。于是，我们在此后２０年间看到的是社会腐败并没有减弱反而愈演愈烈。腐败向高层发展，如胡长清,成克杰,郑筱臾、陈良宇等……并向每一隐蔽的角落蔓延，如川北地震暴露出的豆腐渣工程之腐败,贵州瓮安之黑暗腐败等……而这些仅为冰山一角。据统计，２００３到２００８五年间，全国法院共审结刑事案件４２４万余件，平均每年递增２·７５％，其中贪污贿赂等腐败案件判处罪犯１２余万人，同比上升１·８７倍。在判处的罪犯中，原县处级以上公务人员４５２５人，同比上升７７·５２％。
另据新华社报导，学者统计，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都有“情妇”；腐败案件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在1999年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贪污受贿案件中，贪官100％包养了二奶。
“这个党”要是“整”得好，早就好了，还等到这会儿……。“这个党不整”照样“横”。如此腐败、黑暗何以维持？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靠的是“两杆子”——枪杆子、笔杆子——枪杆子吓人；笔杆子，唬人。
与此同时，社会矛盾和冲突也随之愈来愈激化。矛盾转为一种民间的信仰和修炼形态的方式曲折地表现出来，就此也受到取缔。
改革３０年来一方面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普遍贫穷的状态，在经济增长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由于分配极度不公（吉尼指数大大超出安全警戒线）与权力腐败，造成社会财富急剧流向少数利益群体，改革成果被少数人享有，贫富两极分化尖锐。急剧的市场和激烈的竞争使中国进入一个高风险的社会。而政治民主改革的严重滞后以及相应市场秩序的混乱，国家垄断与自由竞争的掣肘更加深了加剧社会不公引起的矛盾，并使之更复杂化。“仇富”与“仇腐”“仇官”混合交杂一起，使整个社会满一种蘑菇云状上升毒性的仇恨心理和情绪。眼下摆在我们面前的社会矛盾现状，一是官与民，一是贫与富。这两对矛盾由三方构成，“民”与“贫”为一方，是占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据陆学艺的《中国社会阶层状况分析》考查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工人在经济等社会地位上处于十大社会阶层中第九、十层）；另一方是“官”与“富”。这两对三方形成我们社会当前的基本结构也是基本矛盾和对立的状况。从矛盾双方的力量对比来看，官与富的一方，由于权力和金钱的作用，在一时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胳臂拧不过大腿”，似乎权力方要怎样就怎样，似乎权力主宰着社会的前途和历史的命运；而从历史的长远来看，从“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来看，从“载舟”“覆舟”的决定必力量来看，由于“民”的一方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是真正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决定着历史前进方向的。所以要真正彻底地解决这个矛盾，必须服从人民的意志，对权力进行限制和改造。然而，长期以来由于“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现象的普遍化，使得权力绝对化与腐败化同时并进，充分验证了阿克顿所说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官商勾结、官官相护、警匪互通形成了一个社会黑暗势力的网络压在无权无势的百姓的头上，随着市场竞争的深化，在诸如圈地、拆迁等重大利益问题上，执法不公或处理不当，导致社会冤案层出、权力对暴力的滥用、百姓苦情冤情无处声诉，不堪忍受。房地产、医疗、教育三座大山压在百姓头上，使人喘不过气来。这些矛盾集中在奥运之前，通过瓮安事件与杨佳事件，达到前所未见的激烈和极端程度。并且从网上对各种事件的态度来看，反映了民意中一种激烈的“覆舟”情绪。如把杨佳称为“民族英雄”“大侠”等等。把社会结构性的矛盾通过民族主义煽情，以冷战思维化为“西方列强亡我之心不死”也无济于事。一个社会的矛盾是作为“内因”的结构和性质所决定的，不可能通过转向外部使之缓和与消失。
对杨佳事件进行就事论事之个案分析，如果他不是狂暴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话是什么导致他如此疯狂残暴地杀了那么多人？任何情况下，即使是正当防卫，这样的杀人也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正当性和道德上的正义性。“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杨佳一条命不够抵6条命。然而，这个惨烈的社会悲剧之所以应该进行动机和因果的分析在于，我们不是从中得到某种幸灾乐祸的非理性之快意，而是要引出怎样避免此类悲剧重演的途径。然而长期以来由积压的社会矛盾产生和一种狭隘盲目的报复心理笼罩着我们的社会，一方面易于导致一些非理性的冲动；使我们对许多悲剧性事件失去的冷静分析的理性。
（一）在作案前杨佳有冤情。他认为得到的赔偿不公正——为什么？与他拘押期间的遭遇有关；（二）如果仅仅是误会他偷了自行车的话，如果他没有受到身体伤害，向他赔个礼道个歉，也就够了何至杀那么多人方足泄愤；（三）问题的关键在于他到底受到了怎样的（刑讯逼供）身体伤害。（四）苏州有人发布消息说他生殖器遭到攻击，丧失了生育能力——警方说这是造谣并拘捕了此人。然而如果真是造谣的话，警方应该出具杨佳生殖系统健康的证明，这是很容易办到的。（五）如果不出具证据对“谣言”的判断本身就不具法律上的，警方再对杨佳进行任何非法的伤害或对证据、证人进行非法控制，那就更进一步违法。（六）再从扬佳报复的极端和激烈程度来看，如果他受到的伤害不是致命的，为什么要拿自己的生命和那么多条（可能完全是无辜者）的生命和他们亲人的悲痛作为报复的代价？
“各走一笔账”，法律这杆天平的公正性在于，既不因为杨佳的动机而使他的犯罪行为得到宽恕的同时，执法者违法就更应该加以法律的整肃。否则决计无以服天下人，而且后者的枉法正是进一步产生更多杨佳与更多瓮安之原因。然而，问题常常在于权力变成维护权力本身的东西，以至造成这杆天平的不当倾斜。如果仅以一纸判书裁决结束这一案件恰恰反映了司法的黑暗腐败程度。这是社会普遍愤怒不是指向杨佳而是指向另方的原因。把这一个案分析用于瓮安，以至放大到一系列事件便可以得出 “覆舟”情绪从何而来的结论。
许多网民分析的“官逼民反”是有道理的。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归结为：（一）国家机构内部相当的一部分成员执法不严、不公，甚至本身无法无天，作恶多端,导致作为天下公器之权力机构社会公信力的普遍丧失；（二）某些执法者由于缺乏监督和制约,在权力使用上强制和暴力手段的扩大化和滥用；（三）由于以上两点造成真理公平正义善良之类社会普遍价值观念的丧失；至使整个社会黑白颠倒，是非错位，荣辱不分，香臭不辨；（四）社会矛盾缺少正常有效的宣泄疏解渠道，对言论自由的不正当控制，特别是不允许批评的反对的意见的存在和公开——舆论的开放与信息的透明的缺失。各地维权上访人员受到围追堵截,甚至人身迫害,不仅百姓有苦无处诉,也使许多解决社会矛盾的批评、良策之言路被阻塞。 特别是网络这一高科技提供的信息共享的自由开放空间也被"网警"和"网络评论员(五毛党——某些高校以5角钱奖励写歌颂贴子的学生)所占领、控制，封锁。（我之所以进入这个博站，并非自以为是什么“精英”，而是想以实名尽量讲点真话）
由于这些原因导致人们有了纠纷和冲突不诉诸正当的法律的舆论的方式解决,而采取报复的“以暴易暴”“以罪治罪”“以非正义对非正义”的极端的手段，因此严重破坏了社会的安定。
而造成以上情况的根本原因则在于权力的绝对化。什么是权力的绝对化？那就是没有纵向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横向没有自由竞争的权力。这样的权力是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保护人民的安全，维护人民的正当权利，更谈不上“人民公仆”“社会公器”，而必然蜕变成为少数人的利益所利用的工具。权力的内部的矛盾斗争也正是权力绝对化所造成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毛泽东一方面能够正确认识到“党内有党，党外有派”，声称有允许人说反对的话，然而从他在党内对彭德怀到刘少奇的一系列斗争，和党外从反胡风到反右派，表明他不允许任何政治上的反对派存在。因此党内斗争发展到林彪－“四人帮”那样激烈的你死我活和程度也正是权力绝对化引起的后果。这个矛盾随着权力绝对化在世界新的民主浪潮中必将进一步发展。
如果“杀多少人就能够保多少年太平”是条规律话，那么相反，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的规律来看，以杀人换来多少年的太平之后，有如紧压的弹簧，带来的是更激烈的反抗和更大规模的流血，如此，社会将永远安宁之日。“老百姓有气，平时没有机会讲，一爆发，就不得了”,毛泽东的这个话还是对的，正如鲁迅所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以暴易暴”的最终结果是马克思所说的“同归于尽”。 而从根本上看，“死亡”永远不会属于人民，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解决以上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本办法是从它的形成原因着手，那就是对权力绝对化的民主性和人民性改造。这是走向和谐社会的根本之途，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在总结改革３０年经验和教训的今天，特别是在当前一系列恶性事件所暴露出社会矛盾尖锐和激化的状况下，不能不把这个问题提到最迫切的位置上来。否则改革就必将止步不前，甚至倒退，以至断送３０年取得的经济成果。
什么是“科学发展观”？任何社会总是在矛盾的发生，暴露和解决中发展，前进的。科学的本质是求真，尚实，科学地发现矛盾，通过调查研究，揭露矛盾，分析矛盾，群策群力地解决矛盾就是发展，就是科学发展。
讲的很实在，支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