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九
我在纽约的学习生涯过得乏善可陈，基本可以总结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痛苦适应，痛苦到第一周的时候我天天就想着扭头回北京了。老师上课讲的基本是听不懂的，课下作业基本是按时做不完的，睡眠时间每天基本是不足三小时的，精神状态基本是委靡的，自信心基本是被打击到崩溃的边缘的，放弃的念头基本是日日增涨的。。。唉，我说过了，人过三十，我这学得哪门子艺啊？！真是不能不服我这突然冒出来的亲爹，你是跟我有仇啊，是有仇啊，还是有仇啊？
第二阶段，发奋图强，不蒸馒头争口气。其实，现在想想在纽约的那段学习对我以后的人生还真是挺有帮助的，至少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只有能有一口气坚持下来，就能迎来“否极泰来”。我算是明白啥叫“黎明前的黑暗了”，靠得来，那应该是一天中最黑暗的时刻了。但是，呵呵，我自己也开始没完没了地“但是”了，只要你能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下，你就能迎来一线曙光。真的，现在回想起来，就好像昨天晚上，我还在痛苦地写作业，一遍遍地思索着逃学的“正当”理由呢，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彻底地忘了这些了，唯一顾得上的就是随便抓起一件衣服穿好，拿着片面包，背上书包，狂奔下楼，一路小跑，冲进商学院楼里，因为那天早上8点之前，是市场营销学教授Jerry要求的Paper的Deadline！这个老头是商学院的院长，据说在北美排名相当靠前，是个很牛X的来自遥远的德克萨斯州的人，他对时间的要求非常严格，而且这个Paper占最后总成绩的35%呢！想想吧，要是因为晚了半小时，他老人家一怒之下不收俺的作业了，其他我再随便错几个题，这门课，我基本上就只能拿个C—了，换算成我们的成绩，估计60分不到！
也就怪了，从那个短跑冲刺交作业的早上起，我就再也没有想过弃学回家这事，只是每天赶着上课，忙着写作业，准备着一门又一门的考试；上课的时候也能大概齐听明白教授在得吧得吧的讲什么了，偶尔也会举手发个言啥的。不过，仅限于第一轮发表自己的看法，个把不开眼的老外同学但凡想和我争论一下，我立马歇菜，因为语言障碍，我一时半会反驳不了他们。那个时候明白啥叫“茶壶里煮饺子了”，有货倒不出呀。郁闷的我呀，这叫一个恨这个课程呀，好好的你要求大家都用中文不成呀。要是用了中文，看姑娘我怎么收拾他们丫的这群老外！
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我也将就着跟得上全班同学，虽然大多数的成绩都徘徊在B+,B-的样子，但也不乏有两三个A,A-，不过，也曾出现过C。。。我给自己的评价是：还行。
第三阶段，我的权利我争取，不用白不用。感觉上，美国的教育和我们的教育不太一样。在中国，我们是学生，老师是绝对的权威，地位等同于父母，是有恩于我们的人，所以，才会有“恩师”“师父”这样的词汇出现。从小到大的教育告诉我们，老师永远是对的，作学生的就应该乖乖听老师的话，少费话；美国的教育似乎不太一样，学生对于老师而言，除了学生的身份外，更像是客户。学校的课程设计更像是学校为客户提供的商品或是服务，因为学生（或者至少是大学生、研究生什么的）是付了费的，是有权利要求等值的商品和服务的。记得开学第一天那个胖胖的叫做Steve的教导主任就给大家上过一堂课，在我看来，更像是产品推介会。他会告诉我们这个课程项目是怎么安排的，在不同阶段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我们进去之前是什么样的，希望我们毕业的时候能够得到什么。说实话，那是我听得最有尊严的一次“教导主任训话”了，没有任何的说教在内，只是详细地介绍，突然间，我有种当“甲方”的感觉，真挺好。
就是这样的教育体制，才会给我这种不太安份的创造争取权利的机会，有些倒霉的还就是那个著名的商学院院长Jerry.
说实话，Jerry一定是个很好的教授，他的课讲得也应该是非常的精彩。Jerry给我们带两门课，一门“市场营销学”，一门是“领导艺术从来不用讲义，不会去照本宣科，也不按书上的内容讲。有的时候他来上课会给大家带很多面包甜甜圈和咖啡，然后他自己会拿着一杯咖啡，随便坐在哪个课桌的一角，或是站在教室的某个地方，“开喷”！Jerry是个地道的美国人，还是一个语速很快的美国人，他总是从自己或身边某个朋友的一件小事讲起，比方说一起去钓鱼什么的，去引出一个市场学方面的现象或是原理或者理论什么的；Jerry应该是个很风趣的老头，非常愿意引经据典，也非常愿意用俚语去将一些深奥的道理很易懂地讲出来。事就坏在他爱引经据典，爱用俚语了！靠，他忘了，这班上有好几个中国人呢，中国的典故我们都不一定完全整得明白，更何况你们美国的？我们中国的歇后语，俺都不一定全懂，何况你们美国的？这扯不扯呀！本来应该很有意思的课，就因为这些典故这些俚语，听得吴缘同学这个一个雾水呀，这叫一个郁闷呀，这叫一个百爪挠心呀。。。。
打个比方吧。有一天在讲职场规划的时候，说明职场中要努力向前，因为有人会一直盯着你的位置，有一天会取代你。人老先生突然说了一个俚语buttock chucker，听得我这一脑门子不明白啊。就这俩词儿吧，第一个是“屁股”，第二个是象声词，形容咬东西时的“咯吱咯吱”声，凑到一起，用中文解释，愣是“觊觎”！光解释这个词就费死了劲了！先是一个懂些中文的ABC同学（美国生的香港孩子，基本不懂中文，偶尔和家人说说鸟语）连说带比划，带中文带鸟语地解释是什么意思，然后就是中国同学集思广义地猜呀，双方无数个回合下来，10分钟后，终究有人冒出“觊觎”这词儿来！中国文学造诣也算够深了。甭多想，这词横竖不能够是吴缘同学想出来的。总之，最后，我们就算是整明白了一个俚语吧。
虽然说吴缘同学文学造诣不够，但吴缘同学基本属于不能够吃亏那种，而且是迅速掌握是美国教学的“服务意识”。于是，下了课后，我就撺掇着一个同学陪我一起去了教务处.
其实，我本来是想找Jerry老先生直接说的，希望他下次上课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本班有若干西方文化底蕴并不深厚的中国学生，他们的理解能力是受文化，当然还有语言能力限制的。换个角度，就算大山这样的老外，你跟他讲“即生瑜，何生亮”，他也不见得明白你想说啥，虽然我肯定他每个字都认识！结果呢，Jerry老先生社会事务繁杂，上完课后就离开学校参加一个什么学术交流会了，我迎面碰上了服务意识很强的教务主任Steve先生。于是，本打算找Jerry商量讲课方式的事情就直接改为我向Steve投诉Jerry的授课方式了。
后来，我听说，我是NYU商学院头一个去投诉的中国学生，也是Jerry自担任商学院院长以来，头一次被投诉，还是一中国小混混！我是出了名了，他也够背的，教谁不好，非教我！后来，在Jerry再次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他是抱着一堆打印的资料和一个挂图走进教室的，讲课的过程中，还偶尔会在黑板上写些关键词，在讲到俚语的时候，会想到问问我是不是明白意思……说实话，我没有投诉成功后的喜悦，却有很多的感动。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是Jerry带的最后一期学生，属于关门第子了，我们还参加了他的Fairwell Party(告别晚会)。在那个Party上，我专门去找Jerry说声谢谢，感谢他后来对我们中国学生的照顾，不过，说了几句后，我就哭了，Jerry也哭了，他抱了抱我，说：“我知道你们都很不容易，我为你们的成绩感到骄傲，我不知道如果换了我是你们，我是不是坚持得下来。”
再后来，Jerry成了那个著名的长江MBA的外聘专家，还经常来中国出差。有一次来北京的时候，我带他去吃东西，逗他说：“请你吃鸡爪子吧？”吓得老头直摇头。最后，我们吃的是涮羊肉。
我在纽约的学习生活，能总结出来的也就这些了，没能一件能写进学习总结报告里。就放在这里，纪念一下自己短暂的留学生活吧。
不过，我在纽约那几个月的生活，虽然平平常常，却也不乏乐趣与巧合。
还是那句话，这世界还真TMD的不太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