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有两类，一类是舍我而成大义者，能够担当，但大多无华，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舍我都是轰轰烈烈为人传诵的。最终成为英雄，或是危难时挺身被发现，或是在时间的流逝中凸显，更多的，成为时代沉默的基石。还有一类，是挟大义而成自我者，大义与之同在，他不痛快就是大义在受磨难。义正严辞，每做悲情状，幻想着自己孤身和这么庞大的体制、顽固的习俗斗争，那些可怜的百姓，可怜的地球，可怜的动物，那些信息不对等，丧失了知情权的人民啊……牢骚多于行动，激情溢出现实，偏激超过合作。每每被自己的悲情感动的激昂起来。
　　在国内NGO的圈子里，后者不少，前者不多。
　　　　
　　国内的ＮＧＯ有很多可以自豪的成绩，而且，也看到了公民社会未来广阔的天地。所以，他们可以毫不客气的夸自己：推动了社会法制进程；推动了环保事业发展；推动了民主改革深化、监督了政府帮助了人民……
　　但就国内ＮＧＯ现在的发展来说，只能讲，不甘寂寞的非理性和非建设性已经成了社会进步的羁绊。
　　砥柱中流，可你谁见过在中流激浪中招摇激动、作秀慷慨的砥柱？担当者无言，作秀者无义。
　　那年，一次讲座——恢复中国的自然生态。所讲句句为真，本土植被的自然恢复和自然群落，城市园林绿化应遵循的原则，人工化的弊端和高成本及不可自然递进。这些应该是从事此行的常识，最基本的理念和认识。
　　讲座结束，一位知名的环保人士上台发表感慨，诚恳的态度在表明那不是一般的礼节客套：这是我听的最受教的一次讲座。几欲昏厥，不知道此前的慷慨陈辞，对志愿活动的组织都是出于什么样的理念和认识。
　　理论，来自西方，来自一知半解的道听途说,而且是不完整和未消化的。考虑本土，考虑人文环境、语言环境的几乎没有。他们，更象一场炒作概念的行为秀。

　　怒江水电调查刚开始的时候，主张开工方的一句话，让态度坚决的在北京的很多反对者哑口无言：你们去过怒江吗？后来，一位也是很知名的环保人士说：我得抽时间去一趟，要不被人家问的没话说。等他们去了怒江后不断的问题仍让他们难以回答：有更好的生态替代方案吗？有生态保留的补偿办法吗？有更好的适合当地的社会发展模式吗？
　　还是在一次关于水坝的会议上，一位本不在圈子内但积极关注事态进展的，国家决策机构的工作人员说，有很多观点确实是地方官员和决策者们没有考虑到或者回避了的，但建议要有合作与交流的态度，像大家这样是无法与政府沟通和交流的。原本是好心的建议，结果有人站起来，激奋几乎咬牙地说：我们的态度不是太激烈了，而是太不够激烈了。
　　　　

　　睿智与平和，恬淡与务实，这些原本是NGO组织应该具备的特质却是那么缺失。NGO虽作为第三部门，但其最大的特质应该是相容。与社区和服务对象的相容，与政府的相容，甚至与反对者的相容。“相克相生，生生不息”。绿色和平来到中国与媒体见面时沟通的第一个内容就是：大家所知道的绿色和平可能是电视上看到的驾冲锋舟阻截捕鲸船等激烈的行为，其实，这样的项目在我们的经费预算里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我们大多数的项目都是合作的，和社区合作，和政府合作……

　　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叫什么。除了他的朋友外,没有人知道他.对他的印象来自柴静的讲述，他是北医三院的一个医生，柴静的朋友，他是一个下班后喜欢和他的病人呆在一起的医生，后来，他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前程，请调去了医疗卫生管理部门中的政策法规司做了一名普通的科员。柴静问他，为什么。他说知道错误怎么发生的，就应该从制度源头上着手改良。问他为什么牺牲自己的专业前程？他引用了叶芝一句诗回答“我和你都深深嵌在这个世界当中……”

　　柴静后来在一次演讲中引用这个故事说道：我和你深深嵌在这个世界当中，所以如果刚才片子里那个吸毒女还会在戒毒所被贩卖，如果一个小镇上的孩子会在绝望中连续自杀，如果一个学生会因为教育腐败而失去自己的前程，那么我的个人生活也就绝不可能得到安宁。

　　我们不是别人的拯救者，我们所做的，看似利人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自己内心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