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转非”到“非转农”
首先发布我的一项新发现:“农转非”电脑里有词组,“非转农”没有词组。也就是说,“农转非”已经约定俗成,而“非转农”还是新鲜事物。
曾几何时,“农转非”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奢望。为了一个“非转农”的指标,正置壮年已经担任了基层领导的父亲假造病历提前退休给儿子争取一个“农转非”的指标;女儿已经达到婚龄,重男轻女的父母非要让还在读初中的儿子顶替接班“农转非”不可,女儿一气之下喝下一整瓶的“敌敌畏”;为了一个“农转非”的指标,不惜给竞争对手写匿名诬告信,将对手拉了下来自己的孩子也没办成“农转非” 两败俱伤。八十年代前后的十几年中,县城干部职工带有“奖励性”的“农转非”的指标是2‰,也就是说,一个年度内1000人才能摊到两个“农转非”指标。1988年8月20日的市报头版发表了一篇《高青县为重点作者办理“农转非”》的消息,是我的两位文兄李耕田、李传平老婆孩子“农转非”之后我为报纸写的专稿,其兴奋之情还在字里行间。到了九十年代, “农转非”开始商品化。县里的技工学校学生可以花8000元“农转非”,那时候职工月平均工资不到二百元。后来“农转非”的价码逐年递减,从8000到7000后来3000、2000,这项收入自始至终叫做“城市增容费”,也不知道增了一个鸟人交8000到2000是如何换算出来的。
在大量农村人口“农转非”涌进城的同时,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倒闭,城市非但不能消化“农转非”的新市民,连原来的老市民也光荣下岗失业与“农转非”的新市民一齐成为新兴的城市无业者,于是“非转农”应运而生。
“非转农”,就是把已经转进城成为“非农业人口”的户口再转回农村。
“农转非”难,“非转农”更难。城市人口之所以选择 “非转农”,是奔着农村的土地而来。分上二亩口粮田,还享受着国家给种田人的许多好处,起码是口粮没了问题。然而农民也不是省油的灯,尽管村内宗族派系林立打得死去活来,但是在“排非”方面空前一致。于是在《村规民约》中写上:凡是“非转农”转如本村的村民,只落户口不分土地,每年每户交“户口管理费”100元。《村规民约》即使有点违法法律也奈何不得。农民也很有创造性,给 “非转农”的新农民创造了一个“户口管理费”。于是,“农转非”又“非转农”的“非农业村民”成了进城不能回村无路的“二混子”。
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丰功伟绩,此一景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