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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前30年是现代海外游学最为繁盛的时期，也是中国新文学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30年。海外游学者身跨中国与海外两个场域，经历了异常剧烈的新与旧的思想激荡
海外游学与中国现代作家
20世纪前30年是现代海外游学最为繁盛的时期，也是中国新文学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30年。海外游学者身跨中国与海外两个场域，经历了异常剧烈的新与旧的思想激荡，往往会拿起手中的笔书写历史缝隙中求生存的中国，这种观念交锋上的优势使他们的文字格外厚重而深沉，他们也成为使中国文学脱胎换骨的主力军。那么海外游学经历究竟为现代作家的生成和现代新文学的发生产生了怎样的内在影响？
鲁迅留学照片（后排左一）
以异域的眼光“发现”
20世纪初，新旧激荡，风云四起，封闭屈辱的国家现状使热血中华儿女纷纷睁开眼睛，走出国门，希望能够学习新知，救亡图存。中国现代游学之发端肇源于是。这些游学海外的学子在救亡心理的主导下，早期以学习实业和技术为主，这多少也是受到“中体西用”的影响。鲁迅、郭沫若习医，成仿吾学兵，胡适治农，可以看作晚清洋务运动的延续……但最后却不约而同地走上文学启蒙之路，以文学作为改造人心、改造中国社会的手段。在异域的切身体验和思想激荡，使鲁迅们拥有了重新“发现”世界的眼光，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救亡道路和文化选择。还有一类游学作家寻找的是革命救国之路，其中包括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以及上世纪20年代赴苏的瞿秋白、蒋光慈等人。虽然他们各自对革命的理解不同，但是游学的感受与经历却都引发了他们对革命的深层思考。游学者到了国外并没有被异化成一个他者，而是与祖国同呼吸、共患难，显示了那一时期海外游学的某种特质。他们在异域的成长中，同时肩负着祖国的希望，深深烙下时代中国的印痕。
在那个时代，较为先进的日本、欧美、苏联等国家以经济蓬勃、文化多元、制度先进吸引有识之士海外游历。正所谓“淮南为橘，淮北为枳”，海外作家在不同国家吸收着不同制度文化的营养。到欧美的作家具有强烈的人文倾向，重视民主科学，新月派成员主要是在欧美，如胡适、徐志摩、闻一多，学衡派主要是在美国。即便欧美，具体到不同的国家，也有所不同，徐志摩在美国期间还想成为一个金融家，可到了英国就变为在诗国里尽情歌唱的夜莺。到日本的作家之所以比较激进，是因为日本人的鄙夷、谩骂、侮辱给作家上了生动的一课，“只有在世界的竞技场上，才能确切知道中国人的命运”。苏俄和法国的革命传统使得游历到苏、法的作家也革命、激进。
海外游学作家笔下的自然环境描写也出现了异于传统文学的新质。日光云霁、山川名胜自古就是中国作家的重要题材，但在游学作家笔下，异域风光更有一种新奇的陌生美：日本的沐浴、衣食住行，威尼斯的山水，太平洋的浩瀚波澜、海上日出……这些异域风情的出现，拓宽了中国传统的审美范畴。而且自然毕竟是人化的自然，在对自然的展示中，又时时表现出现代主体的主观情思。自然不仅是重要题材，还是孕育作家诗情的摇篮，如博多湾之于郭沫若，康桥之于徐志摩，慰冰湖之于冰心。
从相对较小的场域范畴来看，校园环境兼具自然和社会文化的特点，集中彰显出一个国度一个时代的文化价值。游学作家到西方求真知、得新意，正是奔着这些世界一流大学去的。如美国的常春藤联校，日本的大高学堂，英国的康桥……校园环境对现代作家的成长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怎样估量都不为过。正是这里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港湾：大高学堂诞生了鲁迅、周作人、创造社，哥伦比亚大学诞生了一个现代的胡适之，哈佛大学诞生了后来的学衡派。
中西夹击下的文化反思
海外游学的过程是作家主体脱离历史传统进入西方他者的过程，在这之中，个体生存、社会制度、社会语境发生了变化，思维方式、情感结构等文化精神也呈现激变状态，这是社会转型必然引起的生命体验的激荡。中国现代化不是自发的，而是被以西方侵略的暴行强行卷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化，这使游学作家对现代化怀着复杂的情绪。除了欣喜、惊叹、羡慕之外，还有怨恨、愤懑，这也是中国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体验本质的不同。游学作家的体验是在面向两个场域——中国与西方中建立起来的，内在的隐藏着本土与海外的比较，最终往往指向国家建设的需要。游学体验归根到底是空间的延展，是在从传统中国向现代西方的转换中形成的双重或多重情感空间、价值空间、审美空间的对立转化、矛盾发展。它一方面是新奇的、不断变化的，另一方面又是分裂的，在时间上分为现代与传统、新与旧，在地域上分为西方与中国。欣喜、惊羡和怨恨、忧患构成了现代游学作家的文化心理坐标。
“批判国民性”是这种怨恨心理的重要表现，它根植于事事不如人的自我批判。国民性本来是一个中性词，但在现代作家的笔下，却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代表作家是游日的梁启超、陈独秀、鲁迅等，但衡量民族劣根性的坐标是不一样的，梁启超是从我奴隶我的角度直斥国民劣根性，陈独秀则从国家残害人民的角度批判封建清王朝，而鲁迅从中国人缺乏“诚与爱”的角度来批判国民劣根性。在批判国民性的背后，是一种最深沉的爱，正如梁启超所说，“吾愈爱之，便愈恨之”。“五四”新文学运动之所以能蓬勃兴起，一方面是由于胡适所持的文学进化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另一方面也由于现代作家这种“批判国民性”的文化心理导致了对传统文化、文学的否定与批判，使新文学的发生成为可能。
在创造社身上体现出“怨”和“羡”的双重情感。创造社受到日本现代文学的影响，表现出对新生自我、新生祖国的渴望和羡慕，对当下的自我、祖国以及恃强凌弱的日本都表现出强烈的怨恨和不满。在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文化失衡、文化失范正是在找不到文化立足点的情况下，渴望寻找新生自我、重塑新生自我、肯定新生自我和张扬新生自我，“新生自我”成为自我羡慕的对象。而这种怨羡心理可以说是时代社会感受的集中展示。创造社小说中体现出的性政治，不仅是属于个人，更是殖民主义的身体书写。它把民族生存发展的需要通过个体生的痛苦和性的苦闷予以集中展示。生存不仅是个体的生存，而性也不仅仅是个体欲望的满足，更是种族的延续，是自我发展的需要。正如詹姆森所说，即便是在个人利比多里，也包含了民族的生存之争。郭沫若诗歌《凤凰涅槃》、《天狗》等作品就是“新生自我”的体现与展示，渴望新生、渴望创造的国家与个体，在话语政治和生命政治上互为表里，前者指向对主流话语的反思和批判；后者提供了抗争、改变个体生存的可能性。
二战后，西方文化表现出自身的缺点，游学作家认识到中国文化也不是一无是处，于是上世纪3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学愈发从容自信，许多游学作家表现出清明平和的文化心态，其标志就是梁启超的文化转型。梁启超认为西方文化面临危机，要等着中国文化来解救。闻一多强调中国文化的主导作用，自己要生产的就是“中西文化结合后的宁馨儿”。而对西方文化中各种缺点的认识在老舍的《二马》中体现的更为清楚，中西文化优劣互现，各得其所。
源于“超我”的文学新质
海外游学的过程是现代青年作家在西方语境下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中走向成熟的历史。在周围环境作用下，原来的我也在不断发展，构成了一个历史发展链条。鲁迅初到日本是想学医的，可是幻灯片事件使他认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身体如何强健是没有用的。”从而走上文学启蒙之路，实现了从原初之我向现在之我的转换。
中国第一批留学生
在作家成长过程中，这种自我发展的原动力主要来源于社会、时代、民族对自己的要求与期望形成的“超我”。这对个体发展产生重要作用，并形成了作家的期待视野：对新生祖国的企盼、对新生自我的设计。郭沫若诗歌中的凤凰涅槃、梁启超笔下的少年中国正是超我意识的具体表现。在每个作家心目中都有一个这样的“超我”，但在不同的时期，超我的具体内容是不同的。在上世纪初体现为政治独立，到上世纪20年代表现为文化立国。它已不仅仅是本能欲望受到压制而产生的病症，更是民族求生存求发展的强大内驱力受到压制而产生的集体性焦虑，这种焦虑在上世纪初游学者身上有深刻体现，日本游学者梁启超、陈独秀、鲁迅等正是在民族危亡的焦虑下对民族劣根性予以怨恨、反思、批判。“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正是这种民族生存受到压制后的反映。
只有对外界敏于感知体验、善于吸收异域营养的游学者才可能真正走进文学的殿堂。在周围环境激发下，将会出现独具特色的“这一个”。在鲁迅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挫折——反抗”的文化心理，是对中国人麻木、无知、任人摆布的命运的反抗。周作人在日本文化中感受到自然人性而忽略其他，从文化的共通点上来寻找人的共性，成为《人的文学》的潜在基础。梁启超身上所表现出的政治人格使他格外敏感于日本的国家意识、民族觉醒，在两相对照中，发现了国人身上存在的民族劣根性，从而开启了批判国民习性的先河。创造社成员早熟、感伤的性格在创造社前期得到鲜明体现，而创造奋进、自我期待、渴望新生的热情又构成了他们的原动力，为他们日后从文学革命走向革命文学奠定了心理基础。
现代游学作家作为中国新文学的核心力量，体现了中国文学崭新的素质，并且由于在海外的感受体验，使得他们能够与世界文化、世界文学同步，从而表现出更强烈的探索性、先锋性。(赵亮 李妍)
《中国教育报》2008年8月1日第4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