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在上海的一次“扫黄行动”中，警方从某妓女的手袋里查出了三件物品：口红、避孕套和《文化苦旅》。这个传闻被评论家朱大可在其评论余秋雨的文章——《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中引用。朱大可的整篇文章贬大于褒，而这个看似充满了“挖苦意味”的传言，却被赋予了“积极的意义”。朱大可认为：“余秋雨的散文是一种文化消费品，但却比汪国真的诗更加‘耐用’，因为它不仅是用以点缀生活的‘文化口红’，而且还是‘文化避孕套’，审慎规避着那些道德病毒。”将余氏散文作如此“粗俗”的比喻，似乎有些不妥，然而当我们不断地体味这段传言时，就可以领悟余秋雨散文在上世纪90年代文坛的异军突起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经济的合力基础的。

    如今，从“青歌赛”脱身的余秋雨新出版了历史散文集《寻觅中华》(作家出版社2008年5月第一版)，读者却褒贬不一、是非短长、嘈嘈杂杂。但我们可以用余秋雨的一句话来形容他的写作：“任何一部真正的历史，起点总是一堆又一堆的资料，终点则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感悟，这是一个人心中的中华文化史，我锻铸了它，它也锻铸了我。”于是可以说，《寻觅中华》是历史的“壳”与作者感悟的结合体，形象言之，即“人文景点+历史文化+感伤情怀+‘睿智思辨’”的结合体。正是这样的“结合体”，使得中学生和理工科大学生成为余氏作品的最大数量的拥趸，他们均以极大的阅读热情和如潮的好评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动和欣喜，“洛阳纸贵”的故事迅速以现代版形式演绎出来。敢情这些少男少女们把余氏作品当成文史知识的普及读物了——这并不错，前人所云之“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倘用严格的标准来衡量，他的散文有很多方面的不足，而以煽情的文字(还应加上煽情的技巧)讲一些文科大学生所应知应会的文史知识，正是余氏散文作品的一大“长处”。

 

    事实上，无论是之前的《文化苦旅》等著作，还是这本《寻觅中华》，余秋雨都犯了“太过贪心”的错误和忌讳，像“着了魔”似的凭“见常人所未见，思常人所未思”的叙述方式，便妄图把中国历史人物的灵魂和思想一网打尽，那简直是贻笑大方。当然如果以史料为基础，以文学的手法来叙事，最大化地增强了历史书籍的阅读美感；在拿丰富的有说服力的史料来使人折服的同时，还不忘以精致的结构和颇有美感的语言来包装以助一臂之力——还是应该值得肯定的。但余秋雨在大多篇章中，凭自己的头脑发热加进了某些虚构的故事情节，好像数百上千年前的古人如何言语如何行事他都亲闻亲见过似的，这就造成了以言之凿凿的面目向广大读者灌输有悖于史实真相的不负责任的效果，并“蛊惑”了一大批少男少女柔软的内心世界。

    像余秋雨这样，重了“外观设计”(语言、想象、故事情节)，轻了“内墙砌砖”(历史的真实、真相)，自然而然便使文章华而不实，缺少了应有的“文骨”(质品)，削减了文章“质”的厚重和“品”的真正精华……换句话来说，内容真实性“缩水”，从而使散文远离踏踏实实的大地，远离了人性，而所缺的正是——赤子之心。想制造独具一格的作品，不管是真正的个性创作，还是模仿某一名家对西洋文化探索研究的创作，都没有什么错，可是为什么会有重外轻内的潜在意识呢。是故意？轻视？还是疏忽？潜在意识是主观意识的“根”，体现了作者内心最真实的一面，它决定了作者客观上的言谈举止。重外轻内的主观意识，让作者忘却了一篇文章的核心价值并不在于它穿了一件多么绚丽、耀眼的衣服，而在于它所想表达的不加修饰的、甚至难看的“真情实感”。说得直白简朴些，就是文章的内在品质，决定了文章的生命——这是文章，也是为文者的“底线”。

    在余秋雨历史文化散文的热情、激情甚至矫情叙述中，在如同老房子失火般的煽情中，我们分明看到了：他只是一个勤于“传经布道”、期望寻找到“健全文化人格”的文化商人；只是一个忙于在故纸堆中“搜寻”古人、沉于在山水间“思索”古人、急于在文章中“宣讲”古人的文人。从这个层面上讲，余秋雨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散文家、历史学家，或者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