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视野的“非虚构性”表达
文/潘启雯
阅读需要主张，在诗意浓重的夜阑时分，捧读这本《以生命的名义》（文汇出版社2007年10月第一版），就使我于“灯火阑珊处”的“意象”中形成了新的“阅读主张”。本书从思想的单一追求到精神的多面散射，“感受”映照了“人生”，“事件”折射了“时代”，而且是如此的亲切与真实。可以说，《以生命的名义》是个人视野真感情、真感受、真性情、真体验的真实流露，它是个人视野的“非虚构性”表达。
第一篇文章《文坛的那些事儿》，由《当代》杂志社资深文学编辑周昌义所写，作者所谈的正是他亲历或见证的关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废都》和陈忠实的《白鹿原》等长篇小说及给作家们带来的不同的命运故事。此文有怀旧与回顾的色彩，细节处还颇有情趣，再现了文坛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本文虽然读起来有些“轻松”，但内容并不轻松，尤其是“三巨头”之一的路遥，更是在《平凡的世界》之后，却英年早逝……并融化成中国现实主义创作的一座令人敬仰的丰碑，而这本被我们翻破了的《平凡的世界》也早已成为回忆，但作家强韧的态度和精神却凝成一种永恒的力量，涌入你我的心田。
相比于陕西文坛“三巨头”的壮怀激烈和长歌当哭，刘春的《北岛之后：事件与印象》则描绘了“朦胧诗”之后二十多年来中国诗人们的种种怪现象：杀妻自杀，卧轨自杀，杀人伏法，帮派打架，性丑闻与裸体朗诵……在一个诗意匮乏的时代，当对诗歌的信仰崩溃的时候，诗人采取极端的方式来进行控诉，只是我们不能理解，这种控诉更多的是对自身的不满还是对外部环境的不满。但人们对这种现象的反思要远远弱于对诗人无能、自私的指责，并往往认为诗人自杀只是文化界的个别现象，却没有人意识到，隐性的危机如同病毒一样随时会在这个圈子里某个人的身上“爆发”或者“蔓延”。
知青，特定历史时期特殊的一个社会群体，他们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上遭遇太多的荒谬和悲怆，与“知青”的往事记忆不同的是，逍遥的《被遗忘的“知青”部落》让我们看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问题，后遗症一直延续至今，一个支边青年好不容易回到北京，如今都往老年奔了，却只有户口，有儿子，而没有房子，没有家……在昨天与今天之间，作者展示的是一代知青的情感和命运经历。同样是写知青，德方的这篇《以生命的名义》，则从另一个独特而又最为具象的视角，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当年知青们的真实生活状况。在那个特殊年代和特殊环境：一个不该出生的孩子猝然出生了，在场的“我”沉默着，尤其是对她面临的死亡保持沉默。多年之后，“我”知道了——作为一个目击者，这样的沉默就是对杀婴的默许，也就是——很长时间使“我”既内疚又害怕承认的——杀婴的帮凶。作者始终被一种叫做人文知识分子的内疚和宿命感所苦苦纠缠着，而以“生命”的名义或者方式进行忏悔和剖析，才让作者的心灵更为平静、灵魂更为安稳。
知识分子的生存和精神是当下的一个热门话题，尤西林的《萌萌教授的精神遗产》和鲁礼安的《那个夏天，那个女生》，两篇文字均是对原海南大学萌萌教授的动情回忆，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曾经有如此美丽如此传奇又如此具有内涵的知识女性所进行的记忆、理解和反思，同时也是对逝去的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精神群落的一个精彩写照。蔡蕾的《本命年我向世界首富救助》，在作者貌似调侃的语调里，大伙可以触摸到心灵的伤痛与悲凉。在《城里的姨妈》中，作者以悲悯的情怀对姨妈卑屈苦难的人生进行叙述，解读了一个完整的“底层中国”。作家韩石山的《但愿人间花不败》，则是给读者端上了一盘与女人相关的“私房菜”。
在《以生命的名义》中，记忆、结构是散漫的、片断式的，而思维却是跳跃式的，充满着“浪漫主义”的追忆与“现实主义”的反思。同时，它又特别注意致力于民间及个人视野的开拓，注重在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中的大背景下，表达个人独特的人生感知和真实的生活体验。它向读者昭示着这样的表达意义和文化追求：这些个人视野似是一个个舞者，在记忆深处演绎着自己，表现着自己和同时代普通人物的命运，流失的记忆在一点点地被唤醒，唤醒的不仅仅是个体生命的记忆，唤醒的更是时代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