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有人在杨佳一案上搅局
沈善增
杨佳一案，只从媒体上知道些匪夷所思的现象，不知就里，本不想发言。但看到司马南声讨长平的檄文《让外国法院来审理杨佳案？》，以“一贯风格”来浑水摸鱼，栽人以罪，所以觉得有必要出来说几句。
长平，我不知道是谁，看司马南的口气，长平与《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关系很深，所以批判长平，就是直指《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长平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些传媒、一伙人的出头椽子，批判长平，就是揭发这一伙人的阴谋。司马南是条汉子、是条硬木棍子，他不仅不讳言这意图，而且千方百计突出这一点，说杨佳母亲失踪是“如果杨母自己出于某种原因不愿意会客（包括不愿意见到《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自命不凡的列位大人）”，“如若听信某些媒体不负责任的宣传，不加分析地对整个上海公检法系统做整体性否定，眼下的问题非但解决不了，反而会堕入别人预先挖好的陷阱之中”，“公民长平，请注意，你目前还没有获得授权来调度指挥上海警方具体办案过程。警方什么时候发布消息，应由警方依法自主进行，非由阁下及其阁下所服务的媒体即兴决定”，“有人呼吁杨佳案‘应该异地公开审理’，某些人某些报最近兴奋异常”，“长平自己未必不知道，‘公民’－‘警方’－‘失踪’，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像自己文章刻意营造的那样，但唯有如此讲话，才符合某些人的口味和个别报纸近年一以贯之的普世价值原则”，不管扯得上、扯不上，“不负责任的宣传”、挖“陷阱”，“兴奋异样”（就是别有用心，溢于言表），“近年一以贯之的普世价值原则”（照以前的说法，就是资产阶级新闻观以及虚伪的人权价值观），一顶顶帽子就扣上去了。其中只要一顶帽子一不小心落实，譬如挖“陷阱”，就够你受的，就可能要你到被告席上去为自己辩护了，就像他当年对胡万林等人做的那样。所以，司马南一上来便说“就是那位著名的长平”，按他的“写作一贯风格”，就是长平和《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某些人某些报”已经上了他的黑名单，等着“拔出萝卜带出泥”吧。
长平与《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以前有什么“劣迹”，我不知道。从司马南已加分析、批判地引用的长平在这件事上发表的意见看，却并没有越雷池一步。长平文章披露了一个事实：“案件发生的当日下午，杨母被警方带到北京大屯派出所配合调查，随后就和亲属失去了联系。亲属到派出所去询问，得到的回复竟然是按走失人员报案。带走她的是上海警方，但上海警方称不知情，或曰‘此案侦查阶段结束，不再发布消息’。”对此事实，司马南并没有否认，也没有说长平捏造。但如果事实真是这样，是派出所要亲属“按走失人员报案”，那么，长平说杨佳母亲“失踪”，并无不妥。而对杨母在这种情况下失踪，媒体知道后就此提出质询，是完全正当的。不仅是维护公民正当、合法的权利，也是维护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是党和人民对媒体的要求，也是媒体人有责任心、有良知的表现。不是长平在质询上海警方，在企图“调度指挥上海警方具体办案过程”，而是代表希望弄清事实真相、澄清疑问的读者，在质询具体的办案人员。如果“上海警方”真如长平所说、司马南所引的那么回答，那显然是不到位的，说“搪塞”也未尝不可，就是说“失职”也不为过。上海警方的办案人员，如果真对杨母“失踪”不知情，也至少要公布杨母此日是何时离开，离开时情绪是否稳定，有没有传讯笔录上的签名，有没有表示要到什么地方暂避等有关情况，以缓解亲属与其他对杨母失踪的表示关切的人士的担忧，同时，请北京警方紧急协助寻找杨母，及时公布杨母下落的消息（可以不公布具体下落，以免别人对她的打扰，但亲属应该知道）。因为杨母是此案一个关键证人。杨佳袭警一案，疑点不在作案事实，而在作案动机，而杨母对杨佳作案动机的说法，可能最有价值。尽可能弄清杨佳的作案动机，有利于从此案吸取教训。即使杨佳杀警，纯由人格扭曲、心理变态造成，弄清在他与闸北警方已就赔偿金额达成初步协议的情况下，突然矛盾激化，他来上海，有预谋地策划了这一行动的原因，对以后防止类似事件发生、举一反三，都是有利无弊的。就是杨母证言并无价值，出于人道主义，也不能对传讯后即刻失踪的证人漠不关心，只以“不知情”推托了之，只以“按走失人员报案”公事公办。上海警方如果没有对传讯后即刻失踪的杨母下落有个明确交代，检察院应该不能认为此案侦查已经终结，可以起诉。检察院如果没有这样做，指定为杨佳辩护的律师，应该提出寻找重要证人杨母下落的要求，提出在杨母没有找到的情况下，推迟对杨佳一案审理的要求。警方、检察院、律师都没有这样做，媒体完全可以代表舆论提出质询，乃至提出“异地审理”的要求。
对上海的公检法与律师界，我还是有所了解。我一直认为，上海的公检法与律师，不能说没有问题，但整体的文明执法、公正执法的水准还是比较高的，上海市民的生活安全感也是比较高的。所以，杨佳杀警一案，使我非常震惊，至今没见到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我相信上海的公检法与律师，会使坏事变好事，使上海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更上一层楼。这也可以告慰流血牺牲的六名民警烈士。我个人认为杨佳一案并无异地审理的必要，但长平的质询是完全合理的，并不是煽动、更不是“陷阱”，长平的意见，有利于上海的公检法与律师界，把此事做好，提高社会主义法制的公信力。
因此，我觉得必须指出，司马南出来横插一杠子，看似为“上海警方”说话，看似批评“某些媒体不负责任的宣传，不加分析地对整个上海公检法系统做整体性否定”，其实是司马昭之心。司马昭之心是什么？从他的点题一句：“多米诺骨牌效应过后，让外国法院来审理此案吗？”可以明确看出。怎么“异地审理”，“多米诺骨牌效应过后”，就只能“让外国法院来审理此案”呢？不就是说，长平等人，和《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报，是要借杨佳一案，把中国整个司法系统“做整体性否定”吗？这个滔天阴谋别人没有看出来，他司马南凭敏锐的政治嗅觉嗅出来了，并加以揭露了。他司马南不仅是反伪气功的斗士、反科学的斗士，他现在又要出来做反伪舆论、伪人文精神的斗士了。见识过当年他仅仅是“质疑”，就把搞全息生物学的科学家张颖清搞得申诉无门，抱恨而死，我觉得有必要在已经上了司马南黑名单，可能是他“质疑”的下一个的长平，受到正式讨伐前，先说几句，以免像美国某块纪念碑上刻的，后悔当初“没说话”。因为我多次撰文批评过司马南，也批评过何祚庥，尽管网上有人来警告我、诅咒我，但未见司马南、何祚庥有任何反应。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没准我在他们心目中也很“著名”了，所以，还是把话挑明了，也算“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但我更要说的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民主与法制的过程中，既要警惕全盘西化、不问国情、不谙民意、盲目照搬的倾向，更要警惕形左实右、浑水摸鱼、构陷罪名、激化矛盾的伎俩。对这些伎俩，我们经历过文革的一代，是深有感受，痛心疾首的。不能让居心叵测者，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民主与法制建设新阶段来搅局。因此，我这篇文字，不仅是为个人计，但愿是未雨绸缪。
附：司马南：让外国法院来审理杨佳案？
今天，在南方的一家报纸上，长平（就是那位著名的长平）发表一篇很引人注目的文章，标题为《杨佳的母亲哪里去了?》,文章承袭了长平写作一贯风格，悬念式的标题像个急速舞动的花布条，读者目光再一次地被迅速吸引过去。看来，凤凰评论员何亮亮昨晚关于“对突发事件不要过度解读”的忠告，确实有其现实针对性。
部分人已经被带进了一个误读的怪圈，长平们声嘶力竭：“杨佳的母亲哪里去了”，有人便一窝蜂地跟进，若大山般回响：“杨佳的母亲哪里去了”。
杨佳母亲哪里去了？长平当然不满足于提出这样简单问题，后边跟进的话才是用心所在：“新华社电讯中暗含了一种解释：杨佳和父亲关系不融洽，他只信任母亲，这两位律师手里的材料上有母亲的签名。更加戏剧性的是，扮演着如此关键角色的杨母，却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暗含”－“戏剧性”－“莫名其妙’一类词语的使用，长平有效地烘托了杨佳案诡异森严的气氛，令看客的心猛然收紧了。
接下来，长平开始炮击了：
“案件发生的当日下午，杨母被警方带到北京大屯派出所配合调查，随后就和亲属失去了联系。亲属到派出所去询问，得到的回复竟然是按走失人员报案。带走她的是上海警方，但上海警方称不知情，或曰“此案侦查阶段结束，不再发布消息”。要知道，如果一个公民被警方带走，然后就失踪了，那么这是另一桩案子了，而不是“此案”。这一桩案子本身就非同小可，加上与“此案”的关系，自然备受关注。警方有责任向当事人的亲属和社会公众释疑解惑，而不能以“此案侦查结束”为由来搪塞。”
可惜，大炮轰得呼隆隆作响，细看，却没有什么真凭实据的东西，对警方的指责，除了表达“我根本就不信任你”之外，激情偏狭矫情有余，理性逻辑不足。我们且就甲乙丙丁戊己庚请教长平先生。
甲、依你所说，杨母去了派出所，然后与家人失去了联系。您有什么证据支持“杨母的下落，警方必然知情”？
乙，警方回答“并不知情”何错之有?您到底有什么理由认为，警察的话必然有诈,必然有鬼？
丙，在媒体上公开指责“警方搪塞”，那么“不搪塞的回答”应该是什么样的？如果警方确实不知道杨母的下落，你叫他怎么来回答你们才满意呢？
戊，如知情者所说，上海警方在与杨母了解了一些情况之后，便收兵回营了，你逼问杨母下落，非叫他对杨母的下落给出说法，岂非强人所难？
己，如果杨母自己出于某种原因不愿意会客（包括不愿意见到《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自命不凡的列为大人），自己选择了一个地方呆着，叫警方必须说出杨母此刻在什么地方，君为警官，如何说得出呢？
庚，杨母有权利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地点生活，有权利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联系某些人或不联系某些人。杨佳杀人，警察殒命，偌大悲剧，报道溢沸，身为生母，心若刀割，暂避一时，不亦正常乎？
家人联系不上杨母，担心情有可原，如果认定杨母为失踪，当然依照照规定应该“按走失人员报案”。您抨击公安“按走失人员报案”说法不对，应当告诉我们不对在什么地方，说不清为什么不对，却空喊不对，无非展示个人信念与偏好，或与事实根本无关。
“非同小可”，进而“倍加关注”，如此积极是您个人的选择也是您个人的权利。但是，公民长平，请注意，你目前还没有获得授权来调度指挥上海警方具体办案过程。警方什么时候发布消息，应由警方依法自主进行，非由阁下及其阁下所服务的媒体即兴决定。
长平先生用“大词”宣称“杨母失踪”属“另一桩案子”，很有些振聋发聩。长平先生会讲政治，致力于创造暂新的话语境界——“一个公民被警方带走，然后就失踪了”。长平自己未必不知道，“公民”-“警方”-“失踪”，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像自己文章刻意营造的那样，但唯有如此讲话，才符合某些人的口味和个别报纸近年一以贯之的普世价值原则，这一点，我想大家能够理解。
长平曰：“谢有明不适合做杨佳的辩护律师”，理由是“谢有明是上海闸北区政府的法律顾问”.不知长平先生依据的是那一条法律执此高论,何妨搬出法典来，让我们也长一点见识?谢有明若是闸北公安分局的法律顾问，此要求好象还有一点道理，现在，谢为政府法律顾问，为什么不能代理杨佳案?司马南若是市政府法律顾问，全市的案子我都不能接了？简言之，谢有明代理杨佳案并不违法，长平如此著文100篇，无碍事实与法律规定。
有人呼吁杨佳案“应该异地公开审理”，某些人某些报最近兴奋异常，从法律角度说，杨佳案没有什么理由不能公开审理，一不涉密，二无隐私，三非未成年。
但是，主张“应该异地审理”的朋友，恐怕这个“应该”的理由就不那么充分了。但凡讲法治，核心当为依法办案，长平们著文强调“应该异地审理”之前，“应该”翻翻法条，以保持对法律必要的敬畏。
有人坦白，主张异地审理，出于“技术性思维”:无非不放心上海警方，不放心上海公检法系统，担心他们官官相护。对此，我有三条回答，愿得到方家教正。
其一，笔者实在想象不出，如此万众瞩目的大案要案，哪一位有胆量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混淆视听颠倒黑白？非具体当事人又有什么必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越过检察院、法院众多的办案环节搞一场彻底埋葬自己清誉与前途的舞弊？其不得营私，又缘何舞弊？
其二,《最高法院刑事司法解释》、《刑诉法》规定，回避制度的适用主体，仅包括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书记员、鉴定人和翻译人等，并不包括其他主体。上海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一并回避，干脆选择另一个省市自治区公检法系统来办案，长平先生鼓吹的“程序正义”如此浪漫，不知在哪里曾经践行，笔者未之闻也。
其三，如若听信某些媒体不负责任的宣传，不加分析地对整个上海公检法系统做整体性否定，眼下的问题非但解决不了，反而会堕入别人预先挖好的陷阱之中——“异地审理”移师北京，南报再声称北京靠不住怎么办?天津又如何靠得住？广东又如何靠得住？山西又如何靠得住?……
多米诺骨牌效应过后，让外国法院来审理此案吗?
杨母下落不久自会水落石出，长平们的卓识与公正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