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地震后我们社会矛盾更加突出？
文/汪华斌
今年的汶川大地震，使所有的中国人得到了一次灵魂的洗礼；于是我们认为中国的社会风气开始好转，社会矛盾则会减小。然而可惜的是，我们这次风雨过后并没有见到彩虹；反而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却是阴风阵阵。从瓮安县的群体性暴力事件，到上海连续捅伤九名民警和一名保安的袭警事件；还有通山县的抢夺案件嫌疑人的事件。这虽然是一个个孤立的案件，却透视着我们社会矛盾的加剧激化；这与我们在地震中的期望差距太大了，所以很多人实在无法理解我们社会和我们中国人。
其实这并不是我们社会的矛盾增加，而是我们的心理发生了变化。在地震中，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与老百姓零距离；人民警察更是特别地爱人民。正因为如此，结果我们社会的所有人都以地震中的行为要求我们的政府与警察。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我们和平时期的特权思想和对老百姓的怠慢依然如故；于是人们的情绪就突然爆发，是压抑的社会矛盾在突然中释放并进行放大；结果社会矛盾激化。这是谁的错，表面上看是老百姓的错；不应该对政府和警察有太高的期望；期望越大就是失望越大。然而在这里我欣赏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一次群众座谈会上表示，‘6.28’事件必有深层次因素；‘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一些没有得到重视，一些没有及时解决；干群关系紧张，群众对我们的工作还不满意’。这就是地震过后老百姓期望过高，而官员依旧后所激化成的社会问题。
是啊！一起起因简单的案件，却能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这肯定不是老百姓的错，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公信力何在；这样的政府如果遇到地震，又如何能帮助老百姓呢。所以说这次群体性事件，实际是政府自己造成的。我们见到报道说，当地公安、武警‘保持了极大克制，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而且‘在事件处置中，没有任何人员死亡’。这并不能说是官员们的功德，而是自己贴金的托词。既知今日，何必当初；看我们的汶川大地震，这样的突发灾难都没有群众性事件；一个小小的‘死亡’案件，竟然能酿成国内外都知道的群众性事件；这样的领导，我看全部撤换都不为过；因为这些人已经没有民心了，而民心竟然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这的确是发人深思。
同样我们再看上海袭警事件，一名男子持刀闯入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连续捅伤九名民警和一名保安。然而该男子的行为，竟然是因为涉嫌偷盗自行车被闸北分局依法审查而不满；为了报复公安民警，故而实施了这次行凶犯罪行为。然而我们同样要问，如果涉嫌偷盗自行车是一起错案呢；这起悲剧恐怕警察也脱不了干系。
我们知道，社会矛盾是转化的；大的社会矛盾同样能够化小，而小的社会矛盾同样也能转化成大的社会矛盾。这个转化社会矛盾的肯定不应该是老百姓，而应该是我们的政府官员和执法者；你们的行为就是社会矛盾的润滑剂。‘公事公办’只会冷落老百姓的心，冷漠无情只会刺激社会矛盾的激化；因为我们地震中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为透明了，老百姓就会用这个行为来要求所有的干部；所以我们地震风雨后没有迎来彩虹，却到处传来冷风阵阵；虽然有当事人的法制观念，但我们相关人员激化矛盾的责任同样不能忽视。
是啊！我们现在是经济社会，社会利益分化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瓶颈。我们的权力者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把党性原则和法制观念丢弃；这是我们很多社会矛盾的内在根源。此外我们社会现在进入矛盾群体化时期，如我们华南虎案中的‘打虎派’和‘保虎派’；这样一些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很容易形成社会矛盾群体化。如我们在抗震救灾中见到的成都‘帐篷门’事件，就是不同利益群体的较量和抗争；结果也引发成一个群众性事件。
我们社会现在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与改革的利益缺损者形成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而我们的执法者全部是既得利益者阵营；所以有些个体矛盾加剧，实际是连锁反应；从而引发成社会事件。这实际告诫我们，任何时候都要换位思考；把工作做深做细。如果永远是特权思想，自己永远高高在上；就是没有矛盾也容易造成矛盾。‘我是警察，谁敢动我’；这是民警将一位满嘴酒气的男子带回调查时，这名男子拉住警车门时说的。‘我是警察，谁敢动我’；暴露的不仅是少数警察的法律意识淡薄，而是我们社会所有既得利益者的特权思想严重；他们是时代的宠儿，所以骄横跋扈是他们的一贯本色。‘人民警察为人民’，‘人民干部为人民’；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要有实际的行动和与自己的日常工作连在一起的。因为我们不仅担负着为人民的职责，还有保一方平安与公平的神圣职责；如果是这样依法当好人民的公仆，我们社会的矛盾还会激化吗。我们社会的矛盾激化，是有些公仆不仅不是一个好公仆；而且本人还不是一个好公民，这才是我们社会矛盾激化的真正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