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突破艾滋病火线
――河南艾滋病疫区中医药治疗艾滋病调查纪实
【内 容 简 介】
（一）患者渴望“救命药”
上蔡县是河南省艾滋病重灾区，5年前，这里因出现艾滋病村而震惊世界。然而，在5年后，这里传来一个喜讯，有100多名艾滋病患者因服用中药而康复，他们把那种药视为“救命药”。2003年，这里掀起了一股强烈要求服用这种“救命药”的热潮。石佛、高李、文楼等村的艾滋病患者成群结队，多次到县艾滋病防治救助办公室等有关部门，强烈要求服用这种药，百余名艾滋病患者在大幅白布上集体签字画押，以此表达他们渴求这种药的迫切愿望。
2004年3月13日，笔者在老万家，碰到石佛村一些患者正往一块白布上签字画押。笔者问他们，他们说是自己自愿签的，问为什么要签这个名，他们说：
“为了活命。”
“为了健康的身体。”
“为了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服救命药。”
（二）临床治愈艾滋病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一种中药“ALK”经过在上蔡县4年时间的临床验证，已经达到了临床治愈艾滋病的效果：
一、停药两年不反弹。总共治疗160多位患者，其中150多位患者在服用“ALK”3-6个月后，基本症状全部消失，有效率达95%；其中，有100多位患者，只服用3个月药，症状全部消失，此后停药至今已有2年时间，无任何症状反弹。
二、 HIV抗体转阴。在160多位患者当中，由于经费问题，只有6位被带到省防疫站进行HIV抗体确认，其中已有4位抗体转阴；有5位被带到北京地坛医院进行病毒载量和免疫细胞指数检测， 2位查不到病毒载量；其余患者病毒载量大幅下降，同时，免疫细胞指数明显提升（见附件：化验单）。
三、部分危重患者起死回生。小琴、逢对、席民等患者都是在家里人为他们准备办理后事的情况下，服用“ALK”后起死回生的。小琴服药4个多月，就参加劳动；逢对服药3个月后，下地劳动；席民服药还不到两个月，已能下地活动（有影视资料）。进宝等服用“ALK”已经康复的100多位患者，他们都说，如果不服用“ALK”的话，他们早就不在世了。
四、无毒副作用，大部分患者加量服用此中药，其中部分患者加倍服药，患者均无不适反应，而且，药量加大疗效大增。课题组部分专家亲自服用此药，也无不适反应。
（三）官方关注民间中药“ALK”
自2003年12月18日，笔者在驻马店向吴仪反应了民间中医药药效治疗艾滋病的情况之后，民间中药“ALK”就开始逐渐受到官方的重视。
2004年3月10日、3月30日，上蔡县艾滋病防治救助办公室主任冯世鹏，遵照县政府主要领导的意图，先后两次正式邀请“ALK”的发明人S医生到上蔡县，商谈“ALK”有关事宜。县长王付兴代表上蔡县政府、上蔡县人民，感谢S医生在中医药防治艾滋病研究和救治艾滋病患者方面所做的艰辛努力和突出贡献，并表示，上蔡县政府将尽最大的努力支持S医生的工作，同时，希望将在进一步了解的基础上和S医生达成合作，以加快中医药防治艾滋病的进程和步伐，最大限度地救治救助艾滋病人。
4月23日，科技部“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到上蔡县实地考察之后，紧急召开了中医药防治艾滋病专题研讨会，会上播放了笔者制作的电视纪实片《中医药击破AIDS》，引起不小震动。
5月19日，国家药检局为“ALK”召开了一个特别的、史无前例的座谈会，邀请有关专家和药品研发人S医生、刘忠信，专门就“ALK”如何进入审批程序，提供咨询服务。此前，也就是“五一”节期间，国家药检局郑筱萸看了电视纪实片《中医药击破AIDS》后，受到极大触动，节后一上班就指令药监局注册司深入调查。
5月24日，科技部派办公厅调研处罗辉处长，赴上蔡县调查“ALK”等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效果。
6月10日，中医药管理局会同国家药检局，专门研究有关防治艾滋病中药新药的新政策。
6月15日，国家药检局组织有关方面专家，在上蔡县调查“ALK”治疗艾滋病的效果。
7月13日，“ALK”研发人受河南中医管理局局长夏祖昌的邀请赴郑州，探讨“ALK”新药的进一步开发及与河南中医管理局合作事宜。河南中医管理局局长夏祖昌说，经过调查，他们认为“ALK”疗效显著，如果将有关资料及时上报省中医管理局的话，他们将组织专家进一步论证之后，将把“ALK”列入七种在河南省进行临床试验的中药之一。
8月13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邀请“ALK”研发人参加中医药治疗艾滋病专题会议，与会的主要人物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赊晋、科技部办公厅调研室主任罗辉、科技部中医药战略课题组组长贾谦等。会议重点议定8月17日在河南周口召开中医药治疗艾滋病专题现场会，提出将给一些民间中医给予报考行医证的资格。
【内 容 提 要】
首位服用中药康复的艾滋病患者——老万
一位起死回生的艾滋幼儿——豪豪
一位为服用“救命药”而大打出手的邻居——生生
一位体验“救命药”的文楼村“艾滋明星”——老程
一位HIV抗体转阴的艾滋病患者——军军
一位见证“救命药”的发药人——林铁祥
一位断言中医药能解决艾滋病问题的艾防办主任——冯世鹏
一位“非典”期间给吴仪谏言的民间中医——S医生
一种引起国家有关部门高度关注的民间中药——ALK
一位敢向艾滋病叫停的浙江商人——刘忠信
一位为中医药治疗艾滋病“拦驾进谏”的志愿者——王廷民
一组形成强烈反差的情景——红指印和坟墓群、救命声和轰鸣声
注：为了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文中他们的名字不得不用化名
【详 细 内 容】
首位服中药康复的艾滋病患者——老万
号召集体签字和经常带队到县有关部门反映此事的是，石佛村第一个因服用S医生的药而康复了的艾滋病患者，他叫老万，今年50岁。他说，从2003年4月份开始，他几乎每月都要和众多患者到县里去，找县政府或艾防办反映此事，呼吁政府想办法让患者早一天服用上S医生的药。一年来，他已经去县艾滋病防治办公室反映过不下20多次。他说县里也很无奈，因为这种药虽然申请了专利，但还没有取得国家医药管理局的批号。
“S医生要是前两年早一些到我们这里来就好了，俺家的(指他的妻)她4位姐弟和1个孩子就肯定能活下来”。
一说起S医生，老万就不由得想起他的妻子安金花。安金花是石佛村发现的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她姐弟5人都是因为卖血传染的艾滋病。自1999年安金花被艾滋病夺去性命之后，她姐弟5人在3年之间相继死于艾滋病。妻子安金花死后，给老万留下了一个残缺不全的家、两个没娘的孩子、三四万元债务和20来箱没有派上用场的各类西药。
老万最担心的是自己也染上艾滋病，因为他也曾经是卖血大军中的一员“猛将”。他虽然没有妻子安金花“猛”(她4年卖了240次血，得了10000多元，家里现在的几间房子就是用这笔钱盖的)，但他也陆陆续续扎了108针，挣了6000多元。他在县防疫站连续化验了两次，结果都被初筛为HIV抗体阳性，又经河南省卫生防疫站性病、艾滋病防治研究所检查，确认无疑。拿到确认报告单的那一刻，老万绝望了，眼泪夺眶而出，因为他眼睁睁地看着妻子娘家5口人和周围其他一些患者被艾滋病夺去了性命。虽然国家很重视、很关心，采取措施，不惜代价，免费救治救助艾滋病患者，县乡村也建立了艾滋病医疗服务机构，而且来自全国各地30多家医疗单位、药厂、 民营研究机构的医学、医药专家和民间中医，在上蔡县免费投放的试验药物多达三四十种，尽管如此，不少患者还是没能逃脱厄运。
为了养家糊口，老万不得不携带艾滋病病毒去山西太原一建筑工地做包工头，但是没多久病魔就开始来折磨他。2001年10月的一天，他突然感到头晕，全身乏力，浑身发痒，而且满嘴溃烂，发高烧，吃不下饭，到当地医院做胃镜检查，说他是十二指肠溃疡、胃炎和伤寒。他按照医生的诊断治疗，结果21天时间把在3个月挣的10000多元血汗钱花得只剩下1000多元，而且没有一点疗效，后来都走不动路了。老万怕这把骨头扔在外地，就让儿子带他回老家。回家之后，老万还在四处寻医问药，郑州、北京都去过了，他只是奢望靠药物来减轻病痛，能多活一天算一天。然而，令老万意想不到的是，正当他病情严重恶化，胃上长出肿瘤，痛得吃不下饭，身上的带状疱症痒痛难忍，人已经骨瘦如柴、四肢无力的时候，S医生来到他们村里，并改变了他的命运。
“我刚回到家，就听说来了一个S医生。那是2001年腊月初六，我记得很清楚，我到宾馆来找S医生，那时候我浑身无力，上楼梯抓着扶手都很费劲。找S医生也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反正吃其它药不管用，再别无选择，否则只能等死。S医生给我7天的药，我3天半就喝完了”。
老万说到这里，有点神彩飞扬。看得出来，他是为他当初的大胆尝试感到自豪，感到幸运。他说吃了S医生的药之后，笫二天就明显知道饿了，也能吃东西了，接着吃药，慢慢地浑身越来越有劲。他犹如从悬崖上往下掉的时候，忽然抓住了一根稻草，兴奋之极，开始拼命地吃药，拼命地吃东西，7天吃完了第二次领来的本应该吃半个月的药。可结果没有以前明显。老万开始对S医生和他的药产生置疑，灰心丧气地找到S医生。S医生说他吃药不忌嘴，效果当然不行。那次，S医生又给他把了脉，还专门开了个中药方子。这时候已经离过年没几天了，S医生在给他和其他几位患者发了能吃一个多月的药之后，就回浙江过年了。老万遵照S医生的要求，在按照方子吃了三剂药之后，接着服用ALK。那个时候的ALK不是现在的胶囊，而是S医生在家里用煎药机把药煎好之后，从千里之外带来的一袋一袋真空包装的汤剂。老万吸取教训，忌口的东西坚决不吃，他又加倍服药，1个月的药他22天就吃完了。果不其然，症状一天一天消失，身体一天一天好转。正月出头儿，他的体重增加了10来斤。老万看到了生存的希望，又坚持服用了一个月的药之后，疮疹、溃疡、乏力、气喘等几乎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
2002年2月24日，老万到上蔡县卫生防疫站检查化验，结果是，HIV抗体呈阴性。对这一结果，防疫站的工作人员难以置信，老万自己也不敢相信。老万到底是不是艾滋病患者，周围人都在质疑，因为以前老万一直是瞒着别人的，他主要考虑怕影响儿女成家。这时候老万为了说明问题，就拿出了县防疫站所做的两次HIV初筛阳性的化验单，人们才不再怀疑。村支书李铁良为了见证老万抗体转阴的事实，2002年3月4日，S医生带他去河南省卫生防疫站性病、艾滋病防治研究所检验时，李铁良专门跟随到省防疫站。HIV抗体呈阴性的确认报告单出来以后，李铁良才服。老万说，知道这一结果的一天，也是他有生以来最开心的一天，他是上蔡县发现艾滋病患者以来第一位抗体转阴的艾滋病患者，抗体转阴就意味着他已经彻底摆脱了艾滋病，获取了第二次生命。
“我给S医生写感谢信的时候一直在流泪，我说，他比我父母都亲，因为我父母都救不了我的命”。老万说到这里，已是眼泪汪汪，他说他还给S医生送了一面锦旗，锦旗上写着“突破世界艾滋病治愈零屏障”。因为据他了解，他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抗体转阴的艾滋病患者。
老万一康复，使周围其他的艾滋病患者看到了希望，他们纷纷找老万，想知道他吃了什么灵丹妙药。就这样，S医生和他的ALK开始在石佛村传播开来，艾滋病患者争相服用ALK。仅2002年上半年，石佛村共有73名艾滋病患者经老万介绍，服用了ALK，后来这些患者也都一个个康复了。
2004年3月1日，笔者随同S医生到上蔡县给患者们发药时，在宏业宾馆，老万也讲述了他服用“ALK”而康复的这段经历。当时，有20多位患者在场。高李村的兰兰是其中之一，老万说，兰兰因为服用了别人不敢服的那份药，结果捡了一条命，而那位有药不敢服用的人已经命丧黄泉。兰兰说，当初S医生的药很紧缺，多数人想吃吃不到。同村患者赵桂芝，老万给她想办法弄到了药，但她不相信这种药能治好艾滋病。兰兰和石佛村、高李村其他100多位患者一样，当初只服了两三个月的药，已经停药一年零九个月了，现在的身体状况比停药时还要好。石佛村患者春儿、凤儿在服药3个月之后，到河南省防疫站检查，结果两个都抗体呈阴性，也就是说抗体由阳性转为转阴了。春儿和凤儿当时也在场。
春儿说：“我现在好好的，什么活都干，跟正常人一样，干活可有劲儿。”
凤儿接着说：“刚检查出来的时候，没敢往外说，心想孩子还小，怕影响他将来娶媳妇。后来病情严重了，感谢这位大哥（她指着老万），多亏了他给我这个药。”
春儿、凤儿抗体转阴之后，患者们开始把“ALK”视为“救命药”，要求服用的人越来越多。老万更加成了当地艾滋病患者眼中的“香饽饽”，一些患者为了服到这种药有的四处拖关系，有的给他送礼。老万早都不种地了，他西装革履，成了S医生和艾滋病患者之间的义务联络员。
老万说：“S医生救了我的命，我的后半生就专为他服务，那怕跟他喝凉水也心甘情愿。”
一位起死回生的艾滋幼儿——豪豪
老万说，2002年3月的一天，邵店乡后杨村人阳阳找到他，希望救救他的儿子，说他儿子才一岁半，叫豪豪，经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桂希恩教授检测HIV抗体阳性，属母婴传染，孩子已经浑身有许多紫色斑点，骚痒难挨，食欲不振，哭闹不止，瘦骨嶙峋，而且已经病情恶化，危在旦夕。阳阳拎了10斤鸡蛋，恳求老万只给他儿子找些S医生的药吃，说孩子妈看来已经没救了。老万可怜这个孩子，就马上从村里其他患者那里借了一些药。当老万把药送到豪豪家的时候，豪豪的奶奶感激涕零，觉得孩子有救了，当时恨不得给他磕个响头。
2004年3月11日这一天，笔者亲自走访了豪豪家。豪豪奶奶说，这孩子刚生下来足有8斤重，当时已瘦得不足8斤。他们此前给豪豪服用了一段时间另外一位中医的药，效果不大明显，而且村里有一个跟豪豪差不多大、病情类似的孩子，在服用了那位中医的药3个月之后，不治身亡了。家里人不敢再让服用那种药了，怕耽误了孩子，就让豪豪的父亲阳阳去找老万，要S医生的药。为了尽快控制豪豪的病情，他们加大量给豪豪服药，本来S医生要求5天服1包，他们却给孩子1天服1包。4月份，豪豪母亲撇下幼小的儿子，撒手人寰。那时候，因为药物供应不济，豪豪服药也曾一段时间断断续续，但他的身体日益好转。2002年5月份，豪豪的药物才得到保证，正常服用了半个月之后，全身的斑点消失，且不留疤痕。6月12日，阳阳带儿子到北京地坛医院检测，结果没查到病毒载量。
豪豪奶奶说：
“我还不放心，问S医生还要不要给孩子吃药，S医生说不用了。打那以后，再没有服过药，已经一年多了，身体一直很健康，从来没有得过病。”
笔者看到豪豪在院子里玩耍，活蹦乱跳的。
一位为服用“救命药”而大打出手的邻居——生生
老万这个“香饽饽”，有时候也变成了“出气筒”。2002年7月的一天，S医生来给患者送药，老万通知患者早上8点到宾馆来拿药，有几位患者来晚了，没有领到药，就把气撒到老万头上，对他拳打脚踢，并扬言还要找S医生算帐。S医生怕节外生枝，也出于安全考虑，很快从宾馆后门撤离，匆忙离开上蔡县。
“后来，S医生见到我就伤心地流泪了，他觉得他来救患者的命，不应该受到这样的礼遇”。
老万说，打那以后，S医生就不在石佛村和高李村免费治疗了。患者不知道这是S医生的决定，把问题依然看在老万身上，有些患者多次上他家里闹事，并对他拳脚相加。打他的人当中有他的邻居生生兄弟俩。生生弟兄三个，三对夫妻都患艾滋病。久久是老三，儿子和妻子2002年相继死于艾滋病。之后，久久辗转若干个大医院治疗艾滋病，结果花去了三四万元，而病情越来越重，万般无奈，他最后还是心灰意冷地回到家里，消极等待死神的到来。
此前，老万和其他一些人都劝久久服用ALK试试。久久是开车的，有点儿积蓄，他根本不听，他认为人家大医院都治不好这种病，甚至美国研究了几十年都没办法，凭什么相信一个江湖医生。尽管如此，老万还是三天两头地去给他做思想工作，可是过了几天，老万发现他送去的那两箱药还原封不动地放在久久的床下。
久久的哥哥友友和生生平时和老万的关系不错，看到老万和其他一些患者，服用ALK后，身体都逐渐康复了，加上他们不象久久那么有钱，可以住院治疗，他们别无选择，所以他哥儿俩还有他们的妻子也较早服用了ALK，他们也把久久没动的那两箱药给分吃了。当初，生生对老万说：
“哥，你一天喝两包，我们就一天喝三包”。
邵老三看两个哥哥和嫂嫂，都因为服用了ALK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也就不再固执，开始服用ALK。但遗憾的是，就在他亲身感受到这种药的威力和明显疗效，开始如饥似渴地服用它的时候，S医生停止了给石佛村供药。不久，久久离开人世，随妻儿而去。为此，生生更恨老万了，认为是老万故意使短，不让S医生给他们供药。有一天弟兄二人又到他家里去对他拳脚相加。
“老万真的是被冤枉了，这些患者应该感谢他才是，不是老万介绍，他们根本吃不到这个药”。
2004年3月1日那天，在上蔡县宏业宾馆，老万讲到这里的时候，S医生说了几句。
这一天，宏业宾馆不象往日那样寂静，人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不知道真相的人以为这里发生了什么大事儿，其实是艾滋病患者争相来这里领药。一部分已经身体恢复正常不再服药的患者，专门来看望他们的救命恩人，他们经常盼望着S医生的到来。
S医生对患者们说，当时停止了在石佛村的治疗，还有别的原因。石佛村一些患者争着吃这个药的时候，有位村干部来找他说：
“S医生，这个药实在是救命药，要求服用的人越来越多，我替你发药，这样你也省心”。
S医生觉得人家也是出于好心，就同意由他给患者发药。但是这位村干部在发药的过程中，并没有按照他的意图，而是随意发药，导致正常服药的患者缺药、断药。把本来可以发一个月的药，半个月就发完了，而且还向有的患者收取运费。S医生觉得这样做不行，再加上有人闹事，他就转到文楼等村去治疗，在文楼村只选定了三对夫妇进行治疗。
2002年7月份，S医生停止在石佛村和高李村免费治疗的时候，那里近百名患者当时只服了两三个月的药，到2004年3月份，已经停药一年零九个月，这些患者一直没有症状复发，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产生这样好的疗效，S医生也始料未及。
2004年3月13日，笔者到老万家去的时候，老万说，生生早上刚刚来过，为以前的事表示道歉，而且还希望继续服S医生的药。
2004年4月7日，科技部科技信息研究所“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研究员贾谦带领中医专家到石佛村调查ALK的疗效时，在村子里碰到生生，他心上的疙瘩显然到现在都没有解开。他对贾谦一行说，S医生是骗子，贾谦问他，S医生给他们治病收钱吗？他说不收，贾谦接着问他，那S医生骗他们什么了？生生又说S医生在骗国家的钱，贾谦问他S医生是怎么骗国家钱的？骗了多少？生生张口结舌，无话可说。
这时候村支部书记李铁良，也出现了，贾谦就问有关ALK的事儿，李铁良说：
“现在好多患者都指望服ALK，都不愿意服用政府免费发放的抗病毒药物。这样村委会完不成上级下达的任务，我的工资就要被扣掉。”
由于时间关系，贾谦一行没有在那儿久留。老万陪同贾谦他们，当时他没有说什么。离开石佛村时，老万气得直哆嗦，他骂生生真没有良心。老万说，要不是服S医生的药，生生早都和他弟弟家的三口人一样去见阎王爷了，还哪有机会在这里捣乱。
一位体验“救命药”的文楼村“艾滋明星”——老程
2004年3月1日那天，文楼村患者老程夫妇和其他两对夫妇，也到宏业宾馆来领药。老程他们是第一次见老万和石佛村、高李村的患者。老程在文楼村算得上是个艾滋明星，近几年到文楼村去的中外记者几乎没有不采访他的，他一听说有人比他们几个还好得早，并且早都不用服药了，他就很感兴趣，老万在讲述时，他时不时问老万一些问题。等老万讲完他和石佛村、高李村的情况后，他不无感慨地说：“S医生的药确实很有效，要不是服S医生的药，早都没有我了。”
老程说，和他一起发病、甚至比他晚发病的患者，一部分已经相继离开人世。他对门的那一家，已经人去屋空好几个月了。老程说，他们两家的关系不错，当初，他们两口子在体验到ALK的效果之后，劝这对夫妇服用ALK，可这对夫妇根本不相信。老程妻子接着说：“这两口子说，国家都治不好这个病，何况一个小医生。他们把送给他们的药摆在门口不吃，我们就搬来自己吃，他们就靠着抗病毒药物，结果现在封门闭户了”。
“生死就在一念之差”。这对夫妇付出了生命的代价，2004年春节前相继离去。笔者后来每到老程家去的时候，都会看到这家空空的院落和紧锁的房门。
老程说，他在服药之前，要是骑自行车去城里走一趟（文楼村离县城3公里），就会感冒、发烧，需要挂几天吊针才能减轻。自从服用S医生的药之后，这一年多，从来没有感冒发烧过，而且曾经一段时间每天早晨洗一次头也没事儿。
“他曾用过另一位中医的药，是吸一种烟儿，人家给他钱，差点儿把命送了。”
老程妻子对对丈夫冒的那次险至今心有余悸。她说老程服用ALK之前，曾用过另一位民间医生的药，这位医生有点“邪”，发明了一种可烫烟儿的药，说这种烟儿可以治艾滋病。谁试用他这种药，就能得到一两千元钱。老程为了那点钱，差点送了命。老程妻子也说，她老公要不是S医生的药，早就没命了。
老程妻子说，她服用S医生的药效果很明显，服药一个星期之后，口腔溃疡、乏力等症状就基本消失，身体恢复得很快，服药三个月以后就可以干活了。现在什么农活儿都能干，往地里挑农肥，以前挑一担要歇好几次，现在她一口气可以挑好几担。
“去年年底，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来到文楼村视察的时候，我给吴仪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反映了我们服用S医生的药而康复的事，并把ALK的空药瓶交给了那位工作人员。”
老程妻子自豪地说起那段经历，她说本来她想把这件事情直接告诉吴仪，但遗憾的是她无法靠近吴仪。今年春节前，听说是北京来的调查组到文楼村来调查，她见到了那几个人，并向他们反映了服用ALK的情况，还给他们一瓶未开封的药。
“人家都说我们是假艾滋病人”，巧儿不无风趣地说。
巧儿也是文楼村患者。文楼村，和老程两口子同时服用ALK的，还有金金、付付两对夫妇，都是老程的当家子，他们服药的效果都很明显。巧儿是付付的妻子，服用一个月之后，经北京地坛医院化验，病毒载量大幅下降。2002年8月21日病毒载量为24000CP/ml，到2002年9月25日，已经下降了一半，病毒载量为12000cp/ml， 2002年12月20日再去化验时，已经查不到病毒载量。
金金说他服药三个月之后，不但所有的症状消失了，而且体重也增加了30斤。付付和金金一直在跑三轮摩托，风雨无阻，他们两个不比其他跑三轮车的人少挣钱。他们到现在没有检查过一次，但他们说从身体状况来看，跟正常人没有什么差别。
2004年3月13日，笔者到文楼村卫生院调查时，几位住在村卫生院的患者也强烈要求服用这种药，其中一位是老程的堂弟，名字叫程俊奎，长得还有几份帅气。他说在省里工作队刚来的时候他们患者就反映了这一问题，说:：“政府免费发放的抗病毒药物副作用太大，有的患者宁可等死，也不愿意服用这种药，增加新的痛苦。”
2004年4月7日，笔者陪同贾谦一行到文楼村调查时，老程妻子说，程俊奎不久前已经死了，主要是抗病毒药物把胃给吃坏了，吃不进去饭。听到这一消息，笔者很伤感，也很遗憾，心想如果那时候给他解决几瓶ALK，也许他可以活下来，因为一个月前，他看起来精神还蛮不错的，还在村子里溜达。
2004年5月24日，贾谦陪同科技部办公厅调研罗辉处长到上蔡县调查时，在老程家，老程夫妇又分别说出了ALK在他们身上神奇的效果。
老程妻子捋起裤腿，指着膝弯小腿腹处一个小疤痕说，去年这里长了一个鸭蛋大的瘤子，找了很多大夫，吃了不少对症治疗的药，也没有见效，疼得连路都走不了。没办法，她就不再吃其它药了，只吃ALK，她没有想到，腿上的这个肿瘤竟然慢慢地消失了。
老程接着说，他多年以前就患有颈椎病，为了这个病他也曾四处求医问药，但是，一直没有好转，那时候他听医生的，每天要把头掉在房梁上做牵引，痛苦得很，掉了一段时间也就不愿再掉了，也没有服其它药。后来，随着艾滋病症状的消失，颈椎病也不知不觉地好了。
2004年6月9日，笔者再次来到文楼村的时候，老程说，ALK又从死亡线上把他哥给救活了。笔者同老程一起到新盖的村卫生院看他哥席民。席民今年70岁，他在病床上躺着。
老程说他哥前些天都能在外面溜达了，老程让他哥起来和我们说话。他哥就坐起来，说：
“5月初，都不行了，将近两个星期滴水未进，全靠输液，家里都开始准备后事了，连（下葬时需要的）鸡子都准备好了。”
老程说，就在那个时候，他给他哥服用ALK，本来就没有报多大希望，只是想试试看，没想到服了不到1瓶药就能吃饭了，服了3瓶药就能坐起来了，一个月后竟然可以下地活动了。
老程说：“我哥好象与这个药有缘，那个时候什么东西都吃不进去，可是，这个药一次给他喂7、8粒，他却不吐，真有点奇怪。”
当时陪同笔者的还有芦岗乡民政所工作人员林铁祥，老程哥服的药就是从他那里拿的。林铁祥说，“五．一”节那两天，他带了一个摄影师来，本想给席民照一张像。那时候，席民还躺在床上，为了照像家里人让他动一下头，他都动不了，最后像也没照成。
一位HIV抗体转阴的艾滋病患者——军军
军军，河南上蔡县刘庄村村民，1980年出生，高中文化程度。上高中时，由于缴不起学费，背着家长和老师，只卖过一次血。
2002年1月查出HIV抗体阳性，5月发病。县防疫站将他的血样带到省防疫站确认检查，HIV抗体阳性，他没敢家人公开，独自忍受痛苦，怕给家人传染，他开始单用洗脸用具和餐具，并尽量避免和妻子同房事，妻子多有埋怨，他经常失眠。妻子但凡回到娘家，军军就在夜里，蒙上被子好好哭上一阵子。
他叔林铁祥（芦岗乡民政所干部）义务替S医生给患者发药，他2003年10份开始服用“ALK”，近水楼台先得月，他要求叔叔先保证他的用药，他时常加量服用，规定一次喝6粒的，他一次喝8粒。2004年4月份全县艾滋病普查时，初筛HIV抗体阴性，县防疫站工作人员跟他开玩笑说：“你吃不了照顾了。”这句话指的是以后不给他提供免费的抗病毒药物了。他也自嘲说“人家的都转不了阴，单我的就能转阴，别作弄人了。”县防疫站又给他做一次，结果还是阴性。
2005年5月份，为了得到进一步证实，军军到省防疫站做确认化验，结果也是阴性，化验员崔为国也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因为2002年军军的HIV抗体阳性报告单也是他开的。崔为国反复做了几次化验，结果还是阴性。崔为国不敢轻易出具与以前完全相反的报告单，他去请示领导，领导也觉得奇怪了，希望他再做一次化验，做了以后结果还是一样。这样折腾了将近一天时间，最后，在患者家属的再三催促下，经领导同意后，崔为国才开据了HIV抗体阴性的确认报告单，崔为国在此报告单上特意加注了“只对本次检查负责”的意见。
2004年8月份，新华社记者专门去调查此事时，崔为国解释说，2002年县里送来的血样不一定是军军本人的，但县防疫站的人说他们抽取血样时是经过严格核对身份的。据新华社记者深入调查，军军确实卖过血，而且从2002年上半年就开始发病，2003年10月份开始服用中药，一直坚持了半年多。其他4位血清中HIV抗体转阴的患者，和军军情况不同的是，人家更不相信，说只能拿出省防疫站确认HIV抗体阴性的报告，而拿不出当初确认HIV抗体阳性的报告单，县防疫站出具的只是HIV抗体阳性初筛结果，县防疫站没有确认资格，但是，实际情况是，县防疫站把初筛HIV抗体阳性的都当感染者对待。
2004年7月份，军军第一次见到给他第二次生命的刘忠信和S医生时，激动万分。
一位见证“救命药”的发药人——林铁祥
林铁祥是芦岗乡民政所一名工作人员，自2002年7月份S医生将治疗从石佛村转到文楼村以后，就受S医生委托，义务负责给患者发药。
2004年3月1日，S医生来的这一天他照样来给患者分药，他最了解患者服药的具体情况。他说，据他总结，ALK有三大优点：一是见效快，一般服药三天左右都有明显效果，患者普遍就能吃饭；二是适应面广，艾滋病发病症状千奇百怪，而且出现各种综合症，服用ALK这些症状都会逐渐消失，包括患者以前的陈年老病；三是无毒副作用，一般加大药量，无不适反应，反而药效更快。“ALK的确救活了很大一部分病号。”
林铁祥介绍说，董寨村患者小琴，2004年春节前病发，当时眼斜嘴歪、四肢麻木、精神错乱、卧床不起、茶饭不进，在县人民医院住院救治8天丝毫没有好转，医院劝其回家。家人和村里人都认为她连年都过不了。小琴的小叔子是村干部，认识林铁祥，他向林铁祥要S医生的药，想给嫂子试试，林铁祥一听当时患者的病情，认为吃也白吃，不想浪费药品，碍于面子，只给了他一瓶。可是，没过几天，那位村干部又来向他要药，说患者已经能叫人扶着下床走路了，因为吃了药第二天就能吃饭了。林铁祥喜出望外，就保证给她供应药。小琴的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好转，一个半月之后所有症状基本消失，体重增加了10多斤，走路也基本正常，生活基本能够自理。
“我今天一定要去看看这位患者。”
S医生一听他的药最近又把一位患者从死亡线上给救活之后，欣慰的心情溢于言表。他说这位患者是病毒侵袭神经系统，这种情况不多见。当天下午6点多，S医生在林铁祥家见到了小琴，她丈夫和老公公陪她来的，一是想当面感谢S医生，二是想叫S医生在给号号脉。小琴老公公说：“感谢S医生，你救了俺儿媳妇的命，她的病好起来，给我们减轻了很大的忧虑。”
那时，小琴眼睛还有些斜，说腿有时候麻，走路没有劲儿。
2004年3月30日，笔者到小琴家去看她，她不在家，去村里转悠去了。她丈夫把她叫回来，此前，她丈夫提醒我们，家里人到现在还瞒着小琴，没告诉她得的是艾滋病。她家的ALK的药瓶子上面都没有标签。小琴说，她现在走路比以前有劲，尽管还是有一点儿瘸。她眼睛斜的毛病已经看不出来了。
2004年5月7日，笔者再次见到小琴时，她正在院子里和丈夫一起干活儿，搭凉棚。搭完凉棚之后，她一边给丈夫洗衣服，一边和我们聊天儿。此次和笔者到这里来的还有《欧洲时报》中医药专版的记者钟彗女士，钟彗连声称赞小琴漂亮。小琴真的变得比以前年轻、漂亮了，脸上有了光泽了。3月份笔者第一次见她的时候，以为她有40多岁了，这次，看起来30岁左右。她丈夫也乐得合不笼嘴，也承认她变漂亮了。
林铁祥说，据他了解，在上蔡县搞药物试验研究的若干名专家或医生中，只有S医生不给服药的患者“试验费”，而患者反倒争着服用他的药。林铁祥还说，S医生的药，实际上早已引起了官方的关注和支持，县艾滋病防治救助办公室主任冯世鹏，分管卫生的副县长聂荣，2003年就对S医生在免费救治艾滋病患者方面所做的努力和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副县长聂荣还曾经提出来让S医生研究一种能降低抗病毒药物副作用的中药。
一位断言中医药能解决艾滋病问题的艾防办主任——冯世鹏
2004年3月10日，笔者随同S医生再次来到上蔡县，S医生此次到上蔡县是受上蔡县艾滋病防治救助办公室主任冯世鹏的邀请，这是S医生在上蔡县免费救治艾滋病患者三年多来，第一次受到这样的礼遇。晚上冯主任在上蔡县宾馆请S医生吃饭，笔者作陪。
冯主任说，根据今年2月份召开的全国卫生系统厅局长会议精神，将筛选认定几种有效治疗艾滋病的中药，免费向患者发放。冯世鹏说，这是艾滋病患者的福音，县委、县政府对此事也非常重视。席间，忙于接待省卫生厅工作组的县长王付兴，专门来会见S医生，他代表上蔡县政府、上蔡县人民，感谢S医生在中医药防治艾滋病研究和救治艾滋病患者方面所做的艰辛努力和突出贡献，并表示，上蔡县政府将尽最大的努力支持S医生的工作，同时，希望将在进一步了解的基础上和S医生达成合作，以加快中医药防治艾滋病的进程和步伐，最大限度地救治救助艾滋病人。
冯世鹏听说笔者在专门跟踪调查ALK一事，就说不久前，他曾对新华社一位记者说过：“将来能解决艾滋病问题、彻底治愈艾滋病的只有我们中国的中医药。”
冯世鹏说，那位记者表示疑惑，问他为什么敢这么讲，他说事实将证明这一点。
2004年3月30日，冯世鹏再次邀请S医生洽淡有关合作事宜，笔者随同S医生又来到上蔡县。冯世鹏说他表弟也是艾滋病，前两年表弟媳妇死于艾滋病，表弟也已经病情严重，卧床不起，让S医生给发几瓶药试试。S医生叫林铁祥当天把药送去，回来说，主要症状是发烧。第二天，林铁祥又去给送专治发烧的药“艾热平”，笔者陪同。
“我过两天就要死了。”
冯世鹏的表弟叫逢对，39岁，此时，已面如土色，他有气无力地说。旁边伺候他的一位大伯说，逢对已经一周没有吃东西了。
2004年4月8日，笔者再次来到他家，他的气色、精神明显好多了，他说，服药第三天就能吃饭了。他娘说，逢对现在已经一顿能吃多半碗饭。这一天，他又发烧了，本来，服了“艾热平”第二天烧就退了，前两天觉得有精神了，就起床到门口坐了一阵子，结果又发烧了。
5月7日，笔者和《欧洲时报》中医药专版的记者钟彗女士去看望逢对时，他家的大门锁着。邻居说，逢对下地去看给麦子打药去了。我们正准备去地里找他，他骑着自行车来了。说实话，当时，如果没人告诉笔者他就是逢对，笔者根本认不出他来。他说，他已经出来活动有10来天了。
“不但我这一辈子忘不了S医生，也不能叫下一辈忘记。”
表弟起死回生以后，冯世鹏对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效果更是坚信不移，他后悔当初没有给表弟媳妇吃这种药。实际上，冯世鹏2002年就知道S医生和他的药。冯世鹏说，那时候就有人到县艾滋病防治救助办公室要这种药，而且，有的患者还专门来告老万的状，说老万不公平，只介绍他的亲戚朋友服用“ALK”，其他人沾不上边，要么就要给他送礼。冯世鹏说，2003年，老万又动不动领一帮艾滋病患者到艾防办等政府部门，要求政府给患者提供这种药。
2004年4月23日，冯世鹏应邀参加科技部信息中心“中医药战略课题组”的邀请，到北京参加中医药治疗艾滋病专题研讨会。在会上，冯世鹏强调：
“前几年，上蔡县处于艾滋病高发时期，那时，国家没有发放免费抗病毒药物，上蔡县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大县，又遇上这突如其来的灾难，使得县财政和老百姓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就在这种危难之际，S医生等中医专家来到上蔡，免费救治艾滋病患者，可以说极大地缓解了政府的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艾滋病的蔓延。”
冯世鹏在会上列举了他表弟的例子，说这是他亲眼目睹的一个中医药让艾滋病患者起死回生的例子，他重申了曾对新华社那位记者说的那句话，还补充说：
“上蔡县的艾滋病患者也已经看到了希望，上蔡县已经看到了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曙光。”
冯世鹏话音未落，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一位“非典”期间给吴仪谏言的民间中医——S医生
“当时四月份非典比较猖獗，中医药管理局出台了一些中药配方，我觉得这些中药配方，有几个配方，按中医理论不符合它的正确治疗。所以我给吴仪部长写了封信，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按照我的观点，写了一篇论文寄给他。不久，中医药管理局给我回了信，把这篇论文刊登在中医药在线，供临床医生和有关研究机构参考。”
2003年12月22日，笔者在上蔡县调查之后，赴浙江义乌找S医生了解情况。在S医生的S氏本草中医药研究所里，S医生拿出当时他给吴仪邮递快件的单子和信件的复印件说，他给吴仪的信中，还附有《ALK系列中药制品抗艾特征简介》及相关资料，当时由于举国上下都在抗击“非典”，所以中医药管理局对ALK没有做出反应。
在S医生的办公室里，最显眼的是墙上挂的5面红底黄字、精心制作的锦旗，这些锦旗都是上蔡县的艾滋病患者一年前给S医生赠送的。除此之外，就是柜子里陈列的许许多多荣誉证书和聘书。
上蔡县的艾滋病患者，大多数都知道有个医术高超的S医生，他有一种十分有效的中药叫ALK，但是这些患者多数叫不上S医生的名字。
这位被上蔡县艾滋病患者崇敬、感恩、思念并渴望经常能够见得到的S医生，他叫S医生，今年59岁，浙江人。
S医生中学时代就对医古文产生浓厚兴趣，几十年来，他一直在研究和探讨医古文、中医疑难病，在人类大脑优化、癌症肿瘤、艾滋病治疗等方面都有独到见解。
S医生撰写的论文《艾滋病证治钩玄》，先后获得了2002年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年会创新优秀论文奖、国际优秀论文奖和第三届中国名医论坛优秀论文一等奖，《大脑优化问题之我见》一文，荣获首届全国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文献一等奖。
S医生说：“我主要是理论上的成果。现在中医药走向世界，所面临的两个最大理论问题就是：一个是中医学是一门什么科学；一个是中医药是如何愈病的，它的愈病机理问题。这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医药走向世界。我就提出来，中医药是人体生态科学，它的愈病机理就是调整人体内环境，我对ALK的研究，也基于这一理论。”
S医生撰写的《“神”与“神明”究竟系何物》一文，2003年7月21日在《中国中医药报》上发表以后，引起了国内医学界、特别是中医药界的普遍关注，这篇文章的发表，结束了国内中医理论界持续三个多月关于“谁主神明”的争论。
2004年2月18日，S医生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中国中医研究院召开的全国中医基础理论研讨会，他的《中医学，超前的人体生态科学》一文引起了大家的重视。会后，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信息分析研究中心 “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研究员贾谦，专门邀请S医生到课题组与其他课题组成员，探讨有关中医理论、中医药防治艾滋病的前景等问题。
“我不管病毒不病毒，你去管病毒就治不好它。”
S医生谈到，他对艾滋病的治疗跟别人不大一样，首先是对艾滋病整体定位。在病毒的起源问题上，认为它是人体内生的，但是可以传染，传染的速度要比内生快。主要原因是近30年全球气温急剧升高，冰饮冷食风靡人间，物极必反，阴阳逆变。他对艾滋病的中医学定位是“内源性寒疫湿毒逆向转变”，突破和跨越了以往传染病的“外源性”定位。中医药如何防治艾滋病，S医生的观点是，不考虑病毒不病毒，不去以毒攻毒，而是抓住“寒疫湿毒”这一实质，逆转人体内环境，使其不利于HIV的生存，从而达到癒病的目的。他说检测病毒只是为了让西医信服而已，华佗、扁鹊他们那个年代拿什么来检测病毒。
S医生在这些专家面前胸有成竹，不卑不亢。他们交流得非常融洽，非常热烈。这里节选部分谈话内容：
贾谦说：“你是浙江的跑到河南免费救治艾滋病患者已达三年之久，这个精神可嘉，说句实在话，现在中医界的学院派，没有一个人愿意这么干。”
贾谦向S医生介绍了课题组的情况，说：“我们这两年主要是研究中医药的战略地位，中医药到底处在什么地位，发现西药处于主导地位，中药处在从属地位，这个不行。去年写了报告，说服中央领导重视这个问题，现在不可能马上受到重视，不可能的事，现在吴仪能这样说话，这么重视中医，已经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她现在的提法不是讲中西医结合，讲中西医并重。实际上是绝对不能结合，结合就非驴非马。只有中医药才能解决艾滋病问题。昨天开会的时候，我给他们说了，他们认为我说大话，说是没有西医支持的话，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实际上他这个观点本身就错了，因为中医不考虑艾滋病病毒的问题，根据症状辩证使用就是了，我们的想法基本一致。”
主任医师王文奎问:“S医生，从你开始研究介入治疗到现在治疗了多少病人？有效率有没有初步统计？”
S医生说：“总共160多人，凡是坚持吃过这个药的都很好。”
王文奎说:“就这个说法西医是绝对不可能相信的，但就中医来说治疗效果程度不一样，要说百分之百的有效，这绝对是有可能的。”
S医生说：“从临床意义超过一年，原来的症状不复发那就属于临床治愈，不管它病毒是不是还存在，不是彻底治愈，至少是临床治愈，能达到临床治愈那就行了。”
王文奎说:“S医生我想问一下，ALK主要是治腹泻还是高烧？”
S医生说：“高烧有专门高烧的药，腹泻有腹泻的药方，现在还有整体治疗的有3个药方，不止ALK一种药，ALK是主药，另两个药用的时间都很短，比如说发烧吧，发烧退了就好了，就不用再用了。”
王文奎说:“那口腔溃疡呢？”
S医生说：“口腔溃疡ALK就行了。”
王文奎说:“那疾病到最后引起多发性的癌症怎么解决？”
S医生说：“就用ALK就行了，因为艾滋病的肿瘤，跟我们平常的癌症是两回事，不是一样的。现在我还讲不清区别是什么，就是说艾滋病引起的肿瘤，吃了我这个药很快就消失了，当然我这个药用到其它肿瘤病人身上，有一定作用但是效果没有像艾滋病肿瘤这么快，一般艾滋病肿瘤在一个月之内都可以解决掉，说明一般的肿瘤比艾滋病肿瘤更顽固。”
王文奎说:“西医最怕的就是艾滋病后期的多发性肿瘤，这个恰恰是中医最拿手的。我想问你，对艾滋病病毒持什么态度？”
S医生说：“我讲过了，像SARS治疗一样，我们不要求管这个病毒，不要去管病毒不病毒，你去管病毒就治不好。抓住一个实质的东西就是寒疫湿毒，逆转它的内环境，这个是实质。”
贾谦说：“S大夫说的太对了，这是中医的思想，根本不考虑病毒的问题，就是调整内环境问题。”
S医生说：“我们为了说服人家，才讲病毒的，我们为了治疗不要去讲病毒，纯粹是为了叫人家理解。艾滋病的西医的定义是什么，并不是因为它有艾滋病毒就叫艾滋病，艾滋病的定义就是说病毒携带之后，晚期出现的一组复杂的症状，这个叫艾滋病。那么我把所有的症状消失了，就不是艾滋病了，那最多就是病毒携带者了，所以说我治好了艾滋病。”
贾谦说：“这个话可以讲。我说我把中医药的希望寄托在民间医生身上，不寄托在学院派身上。我现在希望是中医治好艾滋病，在世界上打响这一炮，这完全有希望。”
S医生说：“这就需要配合得好，靠我个人的力量很难。”
随后，课题组马上申报中心批准，特聘S医生为“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成员，负责中医药防治艾滋病理论与药品前景的研究。
2004年4月23日，中医药战略课题组召开的中医药治疗艾滋病专题研讨会，重点交流的是S医生在上蔡县治疗的情况，会议上播放了笔者跟踪半年来拍摄制作的电视纪实片《中医药击破AIDS》，林铁祥和老万也被邀请到会场，谈他们的感受。
一种倍受国家有关部门高度关注的民间中药——ALK
2004年5月19日，国家药检局召开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座谈会，主动邀请S医生到药检局向有关专家介绍“ALK”的情况，并专门为S医生如何申报新药提供咨询，而且就临床治疗效果显著的“ALK”如何打破常规，尽快投入临床使用方面，听取有关专家意见。
国家药检局注册司和药品审批中心的负责人、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和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科技部“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有关专家10多人参加会议。
国家药检局注册司曹司长在上做了开场白，他说，吴仪对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问题很重视，曾多次过问，2004年，“五.一”长假后上班的第一天，国家药检局局长喊他去，专门就S医生的ALK一事做出安排，希望能尽快地了解并为S医生申报新药提供服务。曹司长说：“专门这样的座谈会是不多见的，这是一个特例。”
国家药检局注册司中药处谢处长主持会议，他说：
“今天，我们召开这个座谈会，主题是探讨ALK的问题。”
尽管谢处长在会议开始时，阐明了会议的主题，但是有的与会者在发言时，过多宣泄国家有关部门在中医药新药审批方面对中医药的刻薄和不公正“待遇”的情绪，因此，谢处长不得不多次重申这一会议主题。
最为激烈的是，当中国中医研究院一位负责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专家，讲到他们在坦桑尼亚实施中医药治疗艾滋病项目17年来的总结时，一位中医打断他的发言，说：
“中医药对控制艾滋病病毒没有明显效果，那是你们洋中医得出的结论，而我们这些土中医的经验恰恰相反。”
这位中医不顾别人拦阻，进行发表自己的言论，他非常激动，克制住泪水嘶哑着说：
“中医之所以被西医瞧不起与你们这些洋中医有很大关系，何大一曾指着我的鼻梁说，你们中国中医研究院都说中医药没有办法解决艾滋病的问题，你在这里嚷嚷什么。”
当时搞得中国中医研究院那位专家真的很尴尬，他苦笑着说，我们的确在坦桑尼亚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我们的水平有限。
这位专家在会议期间用午餐时，对笔者透露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他说，实际上他们在坦桑尼亚治疗的患者当中有9位HIV抗体转阴，他还亲自走访过这几位患者，而且也有几个患者在停药10几年后，无任何症状反弹。可是他说，这些结果他们一直在抽屉里锁着，没有往上报，原因只是为了慎重。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专家冯寿章在认真了解了有关ALK的情况和广泛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建议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我国现在正处在艾滋病高发阶段，广大艾滋病患者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救人要紧，如果ALK真的取得了很显著的临床效果，通过专家评议，就未必退回去再做动物实验，还是应该特事特办。”
冯寿章还说：
“S医生等民间中医能够自费深入艾滋病疫区，免费救治艾滋病患者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希望国家抓紧解决这一问题，要不然老让个人掏钱，对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来说，也不合适。”
这个特别的会议开了一天。散会后，谢处长又专门留下S医生，让药品审批中心的工作人员为他提供咨询服务。笔者有幸参加此次会议。
应邀参加此次会议的还有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就是投资ALK的浙江恒信控股集团总裁刘忠信。
6月10日，国家药检局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中医药管理局会同国家药检局会议，研究有关防治艾滋病中医药审批政策事宜。
6月15日，国家药检局又组织有关专家赴上蔡县调查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疗效等问题。
一位敢向艾滋病叫停的浙江商人——刘忠信
“中国的中草药实际上是中国的国宝，没有很好地发掘。我从小就对中医药有浓厚兴趣，后来也有一些研究。我搞这个药的目的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人身的价值，为了服务社会，造福人类。世界上攻克不了的难题，我们攻克了，何乐而不为。”
这番话是2003年12月，刘忠信在杭州对笔者讲的。
2003年11月份的一天，笔者一次偶然的机会和刘忠信一起吃饭，听他说他和一位同乡在联合研制一种治疗艾滋病的中药一事的。
刘忠信和S医生同是浙江义乌人，很久以前就是朋友。刘忠信说，他从小酷爱中医药，小时候还经常到山里去采药，他知道什么药长在什么地方，也知道某些药长在哪些地方有用，长在那些地方没有用。刘忠信说起中草药神采飞扬，滔滔不绝。他说他掌握好多民间验方，也用这些验方治好过不少疑难杂症。他说，他一直有个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能为宏扬和发展中医药尽一份力。遗憾的是，他忙于经商，没有时间亲自为此做些工作。四年前，有一天S医生对他讲，中医药有可能解决艾滋病的问题，他觉得这个想法正合他的心意，他们就一拍即合，S医生负责实施，资金他出。
刘忠信那天在国家药检局召开的座谈会上拍胸脯说：
“我可以承诺，如果是经过化验确认的艾滋病患者，服用ALK三天不见效，赔付100万元。”
在中国中医研究院那位专家发言时，刘忠信的情绪也比较激动，他说：
“希望我们所谓的专家到第一线去调查调查，不要老是纸上谈兵。可悲啊，我们的洋中医，已经不知道自己是中医了，已经完全被西化了，总是在杀病毒上做文章，难怪几十年来没有搞出名堂来；可悲的还有，我们的中医药是祖先经过几千年在人身上的临床实践总结出来的，我们现在非要让耗子点头。”
2004年4月份，刘忠信开始将大部分精力用于开发ALK。
2004年4月23日，在参加完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召开的研讨会之后不久，刘忠信和S医生一起去上蔡县，和上蔡县有关部门商议对县中医院进行股份制一事。上蔡县政府对此事给予高度重视。
2004年6月1日，上蔡县卫生局局长翟留国、县艾防办主任冯世鹏、县中医院院长徐月星专程赴浙江义乌考察，并达成有关合作协议。
一位为中医药治疗艾滋病“拦驾进谏”的志愿者——王廷民
笔者了解到，副总理吴仪去年年底在河南驻马店市视察期间，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事件。2003年12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视察上蔡县艾滋病村，下午15时许，当吴仪正准备乘车离开下榻的驻马店市某一大酒店时，一名头戴黑色鸭舌帽、身穿黑色中长风衣的中年男子乘警卫不注意，跟着随从工作人员上了吴仪乘坐的面包车。他向吴仪打招呼：“吴总理您好，我以前是《经济半小时》的记者，占用您两分钟时间，向您反映一件事。”吴仪和这位男子握手，并把旁边座位上的包移开，请他坐下。那位男子道谢之后坐在吴仪身边说：
“我和一位中医专家专门到艾滋病村调查一种据说能有效治疗艾滋病的中药，经过与部分患者接触，患者普遍反映这种药确实疗显著，而且要求服用这种药。”
这时，车上有些随行领导和警卫才发现这名男子不是这个车上的，就往下拽他，撵他下车，被吴仪制止，她说：
“你们别这样对他，让他把事情说完。”
中年男子表示感谢后，给吴仪一连递了几张名片，都让旁边的人从吴仪手中夺走，他向吴仪重复说了一遍前面说的话，并补充说：
“遗憾的是，上蔡县公安局因为您要到来，而搜查我们，还没收了我们的摄影器材。”
这时候，车上有些人和警卫更加拼命地往下撵拽中年男子，又让吴仪制止了。吴仪对地方领导说：
“你们把这件事查清楚。”
在这名男子要下车的时候，特意向他要了一张名片。这一过程前后也就3、4分钟。那名中年男子下车后，吴仪一行离开了酒店，中年男子被众人连推带搡弄到酒店大厅，那名男子双手合揖向大家致歉，说：
“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我是不得已而为之。”
这名男子说，他并不是非要向吴仪反映那件事情，给大家制造麻烦，在这之前，他先后找到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和部分随行人员，向他们反映此事，但没被理睬。后来他又拼命地找随行的卫生部工作人员，但是没有找到，就只好直接找吴仪反映。
随后，他被驻马店市公安局的人带到酒店一间客房，接受审查四个小时。在接受审查的时候，他不卑不亢，配合积极，向审查人员交待了几天来，他从北京到上蔡、从上蔡到驻马店、再到吴仪车上的详细经过和行为目的。当天下午7点多，他按照公安人员的要求写了一份检讨书，并在检讨书和口供材料上签字画押之后，被“无罪释放”。
笔者听说，吴仪对这名男子反映的事非常重视，今年春节前到上蔡县文楼村暗访14天之久的卫生部调查组，与此事有关。春节过后，2月19日，吴仪参加了并没有邀请她参加的在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吴仪强调“中西医并重，共同发展”，并针对以往用审定西药的标准来审定中药新药的作法，提出“在中药、民族药的新药审批中，要制定区别于审批西药的标准”。吴仪的讲话，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医药界为之振奋。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根据吴仪副总理的指示精神，做了一个突破性的部署，就是“年内将在河南等5省开展中医、中西医结合防治艾滋病的工作，对农民和经济困难的艾滋病患者免费发放中药” 。
据中国中医研究院一位负责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专家讲，此后，吴仪还亲自过问卫生部有关方面负责人，中医药在防治艾滋病方面的情况。
给吴仪进谏的这名男子以前是甘肃省某地方电视台的记者，在地方台他曾获得过许多省级的奖励。
97年他辞职后直接受聘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记者，98年获得中央电视台抗洪先进个人。
99年任中国武术散打王争霸赛副导演和节目包装部经理。
2002年自己创业，从事家庭教育推广工作。
2003年11月份，自从了解到ALK一事后，就依然决然放弃一切，自费跟踪调查ALK的情况，并四处努奔走，让更多的人了解ALK，支持ALK。他除了隔三岔五去上蔡县跟踪拍摄服用ALK的患者的变化之外，还参与、纪录ALK运作的整个过程。
2003年11月份，创建了艾滋病克星网。
2004年1月份，他直接找到艾滋病宣传员濮存昕，向他反映自己在艾滋病村调查的情况，得到濮存昕的鼓励和支持。
2004年1月份，被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聘为中医药战略课题组成员，负责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现状调研。
2004年3月份以来，他到诸多媒体呼吁此事，但都没有引起重视，有的出于此事太敏感不愿介入，有的苦于没有国家有关部门的认可。
2004年4月3日，他又直接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写信，并寄去他制作的反映艾滋病患者给ALK只好了的电视片。4月5日接到国家信访局来电，询问他的身份。
2004年6月11日，他给河南省省长李成玉送去有关材料，引起了李成玉的高度重视，李省长详细看完材料后，将材料交给卫生厅厅长，并要求尽快调查此事。
2004年7月13日，“ALK”发明人S医生、投资商刘忠信受河南中医管理局局长夏祖昌的邀请赴郑州，探讨“ALK”新药的进一步开发及与河南中医管理局合作事宜。随同的人员有王廷民新华社记者魏光朗、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谢云挺等人。河南中医管理局局长夏祖昌说，经过调查，他们认为“ALK”疗效显著，如果孙医生将有关资料及时上报省中医管理局的话，他们将组织专家进一步论证之后，将把“ALK”列入七种在河南省进行临床试验的中药之一。
2004年7月30日，新华社国内新闻部主任编辑朱志德在王廷民的陪同下，赴上蔡县进一步调查核实“ALK”的疗效。
2004年8月13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邀请“ALK”开发人参加中医药治疗艾滋病专题会议，与会的主要人物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佘靖、科技部办公厅调研室主任罗辉、科技部中医药战略课题组组长贾谦等。会议重点议定8月17日在河南周口召开中医药治疗艾滋病专题现场会，提出将给一些民间中医给予报考行医证的资格。
一组形成强烈反差的情景
——红指印和坟堆群、救命声和轰鸣声
2004年3月11日、12日，笔者深入文楼村、高李村、石佛村、后杨村等行政村，接触了较多艾滋病患者。每到一位患者家里，就有左邻右舍若干名患者闻风而来，有的患者错把笔者当成S医生来要药，有的是反映这种药的明显疗效，希望通过笔者呼吁有关部门重视这一问题的解决，保证他们能够正常服用这种药。其中有一位叫张黑孩的患者，反映他前几天领的药，其中一瓶缺了服两天的药粒，老万说这位患者为此事已经上他家来过几次，迫切希望能给他补够。老万说，这说明了患者们的心情，希望一粒药都不要少。石拂村、高李村一些患者，听说笔者来村里专门调查此事，就集体签字画押，表示强烈要求服用这种救命药，并感谢对S医生的救命之恩。笔者看到了两块长2米、宽80公分、上面写满了名字、布满了红色指印的白布条。
笔者在村子走访患者的时候，除了随处可以听到强烈要求服用S医生药的呼声外，还可以随处看到在其他地方的村庄看不到的一种景象，那就是村落周围、田间地头非常显眼的坟堆。陪同人员介绍说，那些光秃秃没长一根草的坟堆埋了没多久，只有那些呈黑褐色的、有枯草的是老坟；几个坟堆靠在一起的，多数是一家子，两个坟堆挨在一起的大多是两口子。
笔者几天来始终被一种凄凉、悲怆的情绪所缠绕，那一座座坟堆犹如一块快石头压在心头，沉重的心情越发增强了笔者调查此事、期望引起国家重视的强烈使命感和紧迫感。因为，在笔者听来，艾滋病患者从坟堆包围的村庄里发出的那种强烈的呼唤声，无异于救命声。
笔者在村子里还听到和看到了另外一种声音、另外一种景象，那就是推土机、挖掘机的轰鸣声和四处可见正在铺修、拓宽乡村道路，这是河南省政府正在上蔡艾滋病疫区实施“五一”工程，努力整改疫区形象！
“患者们最盼望的是能够服用到能救命的药，眼下他们连性命都保不住，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给他们一座金山又有什么用呢。”
这句话虽然出自老万之口，但它代表了大多数患者的心声。
200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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