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旭烽长篇纪实文学《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啊》

 

      鲁迅先生曾经说，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作为一位思想家的文学大师，他说这话当然不是就路而论路。我理解，这里面有两层意思：其一，大凡人类所拥有的一切，都不是原本就有的，而是像路一样靠人踩踏出来的；其二，一切的“路”靠一个人的踩踏是不够的，尽管那第一个“踩踏者”无疑是最伟大的，它依然需要后继者不断地“踩踏”才能完成。

      纪实文学的路是已经被踩踏出来了，而且，已经被人走了很久很久。遗憾的是，这条路始终没有被踩成一条宽阔的大道，它始终是一条小径。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这条小径上曾经有过辉煌的风景，比如《哥德巴赫猜想》。它缔造了我们民族的一个别样的英雄，它燃起了我们民族的科学的激情，它也让我们领略了纪实文学的魅力。然而，这样的风景实在太少，以至于这条路变得越来越窄，变得有点荒芜，变得曾经有过的辉煌风景也被淹没。我想，其原因便在于这条路上缺乏勇敢的后继的踩踏者。

      那么，又是什么使这条路上缺乏勇敢的后继的踩踏者呢？我以为，纪实文学这个概念是一把枷锁，面对这一把枷锁，自然便吓退了多数的踩踏者，因为，没人喜欢戴着枷锁赶路。的确如此，纪实文学是一门戴着枷锁的艺术。首先，它必须“纪实”，也就是纪录真实，任何的不真实都有背于一个基本的前提，而一旦这个基本的前提没有了，便意味着它的价值等于零。然后，它又必须是文学，而文学是需要灌输主观思想，需要天马行空，需要艺术加工的，这显然又与纪录真实相去甚远。要想在纪实与文学这两者之间自由地游走，不但需要勇气，还需要功力。

      于是，退而求其次。既然在“纪实”与“文学”之间难求两全，那就先求“纪实”吧，因为，有了“纪实”至少还有它存在的意义，至于“文学”，那可以是顺带着的奢侈，有一点更好，没有它，至多也不过是个境界的问题。当前，在这个难求两全的尴尬境地，又斜刺里冒出了经济效益这个“程咬金”，让纪实文学的路变得更有点暧昧起来。于是，多数的纪实文学便沦落为这样的状态：老实一点的变成了流水账式的“纪录器”，它至少有档案的价值；“聪明”一点的便开始“真实”地吹捧被纪录的对象，它也有存在的意义，那就是能博得委托者欢心，然后还有不错的经济效益。然而，其结果便是纪实文学的路变得越来越荒芜，变成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窄小的小径，只剩下一点点功利的路途了。

      王旭烽的长篇纪实文学《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啊》让人眼前一亮。我不敢说她是那个在没路的荆棘中踩踏的第一人，但无疑她是那已经有些荒芜的纪实文学之路上勇敢的后继的踩踏者。她的勇敢不仅仅是戴着枷锁赶路，更重要的是，她在努力踏宽纪实文学之路，而且，因为《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啊》而留下了鲜明的脚印。

      这是一部以先进性教育为最初出发点的纪实文学作品。与众多的先进人物相似，被纪述者王延勤是一位具备了先进性教育所需的基本特性的共产党员，一位被社会认可的好人。除了他所从事的残联工作有些另类以外，他与其他先进人物没有本质的区别。通常情况下，面对这样一个人物，面对命题作文式的任务，作者无疑戴上了一个比普通纪实文学更重、更大的枷锁。这个枷锁不但会极大地增加创作难度，也会极大地压抑作者的创作激情。然而，呈现在面前的《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啊》却完全出乎通常的意料。这是一部耳目一新的纪实文学作品，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还是在思想性上，这部作品都达到了相当的境界。

      《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啊》之于纪实文学的意义，首先在于它的表达方式上。它在“纪实”与“文学”之间做了一次全新而成功的尝试，犹如跳了一段轻盈曼妙的舞蹈，舞者并没有卸去枷锁，却让观者忘却了枷锁的存在。它在看似不经意间达成了“纪实”与“文学”之间的和谐统一。

      完成这一艰难任务的方式，是作者坚定地引进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让死者与生者实现了面对面的交流。在一部纪实作品中引用这样的手法无疑是要冒极大风险的，因为它是最容易被人抓住“不真实”的把柄的，一旦这样，作品便会陷入完全失败的境地。奇妙的是，作品没有让人感觉到丝毫的不真实，反而在读者内心滋生出一份别样的情怀，从而更升华了对内容叙述的感动。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效果，我想，其根本点在于作者让叙述的内容建立在了本质真实的基础上，这种本质真实的叙述方式使人产生了勿庸置疑的信任感，从而能够自觉地辨别出什么是作品中的纪实成分，什么是浪漫主义的文学方式。

      这一表达方式很好地处理了“真实”与“文学”之间的矛盾，与新闻报道拉开了距离，与纯文学作品拉开了距离，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高品位的“纪实文学”，其结果，才是成功地达到了宣传人、感动人、教育人的初衷。

      当然，这部作品的意义不仅在于表达方式上的成功突破，还在于它的境界上的提升，作者从两个方面着手实现了这一目的。

      其一是作者的强烈参与性。作为叙述者，作者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事不关己的第三者的位置上，而是让自己与主人公对话，与所有的人对话，甚至把自己曾经经历的故事也放了进去，时时处处使人感受到她已经与作品融为一个整体，她是其中的一分子。不仅如此，在融合的过程中，她还表现出强烈的主观判断和价值取向，自始至终表达着自己的鲜明态度，毫无暧昧躲闪之处。这样，便产生了更强烈的感染力和色彩倾向。

      其二是作者对于作品思想性的挖掘。无论是作为文学作品还是作为先进性教育的宣传材料，作品的思想性都是判断作品价值的重要指标，作者深谙其中的道理。因此，作者围绕主人公，对所有的人物，对一切的事件，对社会的强烈反应等等都做了深刻的分析和思想性挖掘，最终把落脚点放到了超越国家，超越阶级，超越社会的人道主义情怀上。这一至高的落脚点极大地提升了作品的价值和存在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作品又是一篇鞭挞丑恶现象，歌颂人道主义精神的檄文。

      综上所述，《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啊》无论在表达方式还是在思想内涵上都达到了相当的成就，无疑是一部成功的纪实文学作品。然而，我以为，它的意义更多的不在于这部作品个体的成功，而在于它对于“纪实文学”这种文学作品样式的开拓性探索和成功经验，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踏宽了纪实文学之路。当然，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勇敢的后继的踩踏者把纪实文学引向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