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与恶的界线

　　　　　　　　　　　　　　 --------读罗伟章的《我们的路》、《故乡在远方》、《嫂子谣》

　

　　　　　　　　　　　　　　　　　　　　　　　　　　　　　　　　　　　　　　　　　　 曹万生[1]

很久没有这样的感动、悲哀与同情了。

善与恶的界限在罗伟章小说里重新定义并带有普遍的社会批判意义。

善与恶有两重标准，一是法律、道德意义上的，一是公正、正义意义上的。法律的善与公正的善在罗伟章小说里成了悖论，这是罗伟章小说当代批判的意义所在。同时，原始的乡村的传统的善不能解决乡村的贫穷的问题，乡村的贫穷问题必须在城市的恶的洗礼中升华与发展，这是历史的辩证法与残酷性。乡村的不完美的低级的善也待文明发展的洗礼与完善。这是我以为的另一种意义。

选罗伟章这三部中篇，在于给他的乡村小说创作结构一个逻辑理路-----《故乡在远方》（《长城》2004年第5期）提出了乡村善良人成为城里罪犯的问题，问题是现实的，也是尖锐的。《嫂子谣》（《人民文学》2005年第11期）对传统的善又给予了最大的礼赞与大团圆的结局，但这个结局只是作者的善评价，是道德的倾向，历史的出路还不有解决，因为传统的善是软弱的。]《我们的路》（《长城》2005年第3期）则提出了新的思考。“我”没有明确地找到这条路，但意识到这个方向。问题在于，这个方向与《嫂子谣》是矛盾的，矛盾的结局就是《故乡在远方》里陈贵春的结局。显然这不是问题答案。答案就在于历史与道德冲突问题的解决的问题。这个矛盾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一个伟大的困惑，这是良知与历史的冲突。这个问题成为当代中国许多矛盾的焦点和困惑的中心。历史地看，这个路是可以找到的，也可以科学分析出来的，但却又是残酷的-----虽然许多作家还没有找到；另一方面，在残酷中写出当代农村历史变异=的美与人性的复杂变异，这又是难的。

　　　　　　　　　　　　　　　　　　　　　　　　　　　　　 一

在罗伟章小说里，城市是法律与道德的判断。这个判断的标准就是对现有财产及其所有者行为的保护与维持（注意，包括它的合法与非法的操作程序），城市的整体机器、整体舆论都是维护这个秩序的。陈贵春，大巴山汉源县一个技艺精湛的石匠，由于家穷欠债只得到广东去打工，做了半个月的工，找工头算帐却被工头判为反欠40元钱；身上被搜走了50元钱，只得带着几十元钱沦落流浪，最后饿到昏迷，被城里的小老板“小白脸”骗到没有法律没有自由的两广交界的荒山采石场，做了数月没有报酬的、在武大胖雨点似的皮鞭下生存的奴隶（采石场似是城里文明人“某局长”“某路警”开的），被解救出来后，找到一个好饭碗，挣了1000元钱正准备给家里汇，听到女儿在家惨死的消息决定带钱回家，途中钱被偷了身无分文，无钱买车票，卖掉所有还不行，只得抡钱，枪而不成砸了人，最后被判死刑客死武汉。小说的副线是同乡最善良的来打工的张恩品成了被警方通缉的罪犯。在小说里，乡下的善良人在城里成了罪犯，真正的罪犯在城里成了工头、成了采石场老板、成了武大胖、成了“小白脸”，这些罪犯都在剥削、残害陈贵春，把陈贵春逼到绝境。但这都是生活的暗箱处，在白天的光明面上是看不到的上述荒唐的。光明面看到的是什么呢？是警察的话：“你们这些来打工的……该怎么说呢，城市收容了你们，你们就该对得起城市，可是都干了些什么？偷盗，抢劫，强奸，杀人！你们这些民工到底在想什么！”警察的话，局部地看，表面上看，无可非议，但问题在于，这些在乡村非常善良的民工为什么一进城就变成这样？是被逼的还是与生俱来的？他们来到城市里不是这样的呀？他们不过是想凭诚实的劳动挣点钱把家里的债给还了，但这个朴实的愿望却实现不了，是“城市”不让他们活不下去呀------陈贵春“反复回味着干警说过的话，越想越不是滋味，因为陈贵春一时明白不了到底是城里人首先对不起乡下人，还是乡下人首先对不起城里人。……张恩品给家乡人丢脸了。可是，他的心肠那么好哇，他希望像王维舟一样当善人啦……”这就是骆驼祥子式的悲剧，用老舍的话说，是城里那个社会把他“削成了坏嘎嘎的”。

这个批判是深刻的，因为，21世纪的进城农民陈贵春比20世纪20年代进城的农民祥子还要苦，还要惨，最后还死于罪犯的非命。善在这里自然地变成了恶，变成了法律制裁的对象，这个变化的标准与界线在哪里呢？就在不公正的经济秩序与操作，就在资本的剥削与保护。这个社会公正在那里呢？老巴尔扎克的困惑不是同样存在吗？乡村在不平等的起点上参与城市的竞争，城市人的标准就是乡下人的标准，乡下人只能成为城市化原始积累的石子，要成为成功人士，概率与付出是不成比例的。不少的人会沦为城市的罪犯。干最重的活，成为罪犯中的多数，这就是现实，这就是经济原则。起始意义上的善与恶的标准，公正与正义，最后被现实的经济学标准所改写。

　　　　　　　　　　　　　

　　　　　　　　　　　　　　　　　　　　　　　　　　 二

《嫂子谣》在最乡村与最城市相织的顶点上考验了传统善的韧性与力量。这是一首悲歌与颂歌，传统的价值观与美好的人格颂。嫂子是无可厚非的善的化身，一切克已利人的事，她都担起来，年轻时长嫂为母，再苦也要让小叔子上大学；50多岁了还要为小儿子上大学，到广东去打工挣钱。嫂子这里没有生理上累与苦的感觉，这是一种超越闰土式的生理麻木，与闰土不同的是，她心理并不麻木，她“心头有亮光的”。这是作家写的惟一一个有超越性理想的半文盲农民。正是这道“亮光”让她在小说中成为整个家人的希望与理想所在、所有男人们的神、所有男人们尊敬与崇奉的对象。但她自己却什么也没有。家人的幸福与理想就是她的幸福与理想。好人有好报，小说给了她一个挣回了钱、大儿子清明浪子回头、小儿子清华学业优秀考上重点大学的圆梦结局，但这些都在于她的善对人的感动与超越。在于胡贵这个同乡包工头对她的宽容与照顾。但胡贵呢？被城里人骗了，判了五年刑。小说结局，再坏的农民也变好了，如清明、胡贵；最不好的人，是城里的经理与官员，是开发商。

在这里，嫂子的善发出耀眼的光彩，这个光彩对于家人是福，对于读者是美，但对于城里的开发商呢，只是一个无用的老衰的黑脸婆。《嫂子谣》是作者的理想主义的体现，也是作家的心头的亮光。这是对善的补充的理想。但这种善的力量，只能在人文意义上展开，在公正的意义上展开。在没有道德的经济学上，只能是一身当代叹息。因为它是传统的，是软弱的，是没有城市竞争力的。

　

三

乡下人的路在哪里呢？

作家给出了走出乡下的三个同乡楷模：王维舟、罗思举、姚大河，他们都是走出乡下成名的。

走出乡下，在小说中，有两条路，一是读大学，如“我”（《嫂子谣》），如清华。但我在城里把善与恶的界线守得坚定，辞去了报社的庸职，专事写作，混得如此糟糕，已经成为乡人嘲笑的对象。在没有钱的乡下人看来，没有钱的善有何益？有了钱的恶才是路呀，在“我”善良的父亲看来，辞去有钱的报社工作不干，在屋子里去写不赚钱的小说，简直是傻瓜蛋，他关心是的，还可以回报社去工作吗？那些出去当了大官的人，哪一个不是在恶的杆杆上跳上去的呢？------这是作家没有说出来的话，但已经隐含在作品里了。罗伟章显然还没有这个自觉，有了这个自觉也许会让他的作品少了诗意与田园情怀。我看过贺享雍的作品，那种溢恶的写法也许又太过份。

但在罗伟章的小说里，这路在-----进城、回乡后的----再一次进城的《我们的路》。

《我们的路》不是一种简单的宿命。而一种力图到达的超越。这种超越不仅是一种经济学上的竞争与积累，而是在认识到城市里合法秩序下的肮脏与罪恶后的一种自觉的竞争。这就是“我”的觉悟所在。
　　 “你不要看城市大得比天空还宽，城市里的工地到处都是，但城市不是你的，工地也不是你的，人家不要你，你就寸步难行。你的四周都是铜墙铁壁，你看不见光，也看不见路，你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一条来城市里讨生活的可怜虫！”小说写了邹明玉这个女工为了孩子读大学宁愿在非人的工作中残病的高兴，写了农民的命，被欺凌的命。被老板喊跪下不情愿但最终只得跪下的没有膝盖，没有尊严，没有食的生存现实，他们都有一个梦：还债与孩子的教育。

小说是在这样的困境中来描写“我”的还乡与再进城的。

“我”已经五年没有回家了，但有痛苦的两难选择：只有一张腊月三十的票，只有让春妹走了，如果买初二的票回家，但初五回不来，两个月被老板扣下作抵的工钱就没有了；二是不回家，但实在想妻女。最后下了告别城市的决心，决定永远不来了。

但回到家，在短暂的兴奋以后，经济的现实与伦理的现实，让“我”陷入了沉思：16岁的春妹带回了一个小猫式的私生儿，给春节的山村带来了无尽的议论与家人的不容，远嫁姐姐来了不吃饭就走了，父亲打骂不断，母亲哭泣，最后春妹只有一走了之。这个善良的春妹还在爱着那个用谎言欺骗她抛弃她的那个男人。春妹这样一个最善弱的女人，为什么就得不到村人的同情呢？这不是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里的贞贞吗？贞贞是被日本人侮辱的，当年村人蔑视她，还有某种民族主义情绪的理据，当然在丁玲那里，村人已经是愚昧的体现了，但春妹呢？冰霜式的冷漠让春妹无地可容。春妹连贞贞的待遇都混不上，这是历史的前进还是历史的倒退呢？“国人皆曰可杀”，旧日的善不是还停留在祥林嫂以前的时代吗？

在我看来，当代农村小说都要有这样一个人性探索的层次才完整，也必然要有这个残酷的过程才真实，我最近的一篇论文《乡村叙事：变异与走向》（《湘潭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在谈到当下农村小说的后乡村化时，提出了这个后农民性的人性发展问题：简单的原始的善，一定要经过原始积累中人性恶的否定过程的洗礼，在这个过程后，又一定要经过财富再丰富后的人性恶的否定之否定，才能达到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善，这是善的历史发展逻辑，也是善的不同发展层次，也是人性的发展过程，任何人都不例外，包括托尔斯泰。上面谈到的《故乡在远方》里陈早春体会的城市恶，不过是这种善的过程而已，现在的法律，就在保护这个秩序与过程。这也是历史的无奈与残酷，因为没有这种保护，就变成了革命，而现在，不是革命的时代，是和谐社会的时代，是保护这种财产的不均的时代，没有这个不均，就没有历史的进步。中国经历过“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大革命时代与学大寨时代，结果既没有解决贫困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农民的人性的问题，这就是历史的反面教训。但作家总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经济学家，更不是资本家，所以作家要有历史后面的善的批判，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也是作品美的质素所在。

在小说中，作家敏锐地感觉到了村人的某些个人性泥塘的问题：

尽管很不情愿，但我必须承认：只不过短短的一天多时间，故乡就在我心目中就失色了。因为见识了外面的世界，故乡的芜杂和贫困就像大江大河中峭立于水面的石头，又突兀又扎眼，还潜藏着某种危机。故乡的人，在我的印象中是那样纯朴，可现在看来，他们无不处于防御和进攻的双重态势，而且防御和进攻没有前和后的区分，它们交叠在一起，无法分辨。无论处于哪种态势，伤害的都是别人，同时也是自己。对那些不幸的人，他们在骨髓里是同情的，因为他们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命运。遗憾的是，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他们总是习惯于对不幸的人施放冷箭，使不幸者遭受更大的不幸。他们误以为这样做就能够突显自己的优越，从而远离不幸……

这可怕的人性泥沼，当然不仅仅属于乡里人，但由于乡村的贫困和卑微造成的褊狭与自私，加上祖祖辈辈抱成一团开疆拓土、因而彼此知根知底的特殊背景，他们要对一个不幸的人施加压力，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不可动摇的集体力量。

像张大娘这样的人，她要最终获得拯救，只能依靠时间。

但我要说，这不仅是时间的问题，也是空间的问题，是整个资本积累过程才能最后解决的问题，是人性需求的发展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守在落后的生产力的农村是没有出路的，一万年也没有出路。最终的路，还是在走，在突破空间，在突破黄土文明。这个走，不是简单的进城的问题，是生产力的变革的问题，没有这个变革，一切人性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这就像阿Q，他在某种程度上是最善良的，最淳朴的，最勤劳的，但他也是最油滑的，最没有责任感的，最没有公益心的。他要经过陈奂生阶段，最后就会成为新的人。有了丰富的财富同时又受了现代文明教育的下一代的新的人。

这时候我才发现，其实我内心早就在计划再次出门的事了。

从没出过门的时候，总以为外面的钱容易挣，真的走出去，又想家，觉得家乡才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最让人踏实的地方，觉得金窝银窝都比不上自己的狗窝，可是一回到家里，马上又感到不是这么回事了。你在城市找不到尊严和自由，家乡就能够给予你吗？连耕牛也买不上，连付孩子读小学的费用也感到吃力，还有什么尊严和自由可言？

　　　 走了很长一段路，我才听到了女儿的哭声。

哭吧孩子。哭是你的权利。等你长大了，你就会理解，在历史上的某一个时期，城市和乡村是如此对峙又如此交融，我，你母亲，还有你，包括像你春妹小姑这样的所有乡里人，都无可挽回地被抛进了这对峙和交融的浪潮之中。

为此，我们都只能承受。

必须承受。

“承受”只是消极的过去进行时，更重要的是，必须有理想的超越，必须要有从地狱到炼狱的过程，中国的农民才能进到天堂，实现从陈胜、吴广到毛泽东都以来都没有超越的理想，这就是溶入当代中国资本化、产业化、信息化的洪流与走向，变成新的吴荪甫（吴荪甫也是20世纪初期中国江南双桥镇农民的儿子），这个变化从中国近代已经开始，比中国的现代城市化时已经开始，这个过程被中国政治变革的现实打断了半个世纪，现在已经重新开始，这个开始有开始的阵痛，但我敢说，这个阵痛已经超越了老通宝与冯云卿当年的痛苦，没什么了不起的，新的吴荪甫在温州早就成群。

中国农民要有这个超越------这就是“我们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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