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批评：必要的奢侈
张 跣
内容摘要：生态批评是当今西方文论的重要流派，也是一个问题重重的概念。从概念的角度，生态批评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解是片面；从逻辑的角度，生态批评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从现实的角度，生态批评忽略了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性。生态主义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奢侈的话语。但也必须看到，这种奢侈是一种必要的奢侈。
关键词：生态批评 人类中心主义 必要的奢侈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双城记》开头这段充满悖论的话，几乎在每一个时代都会被无数次的引用。而它的每一次被引用，都是和一种既忧心忡忡又无可奈何的情绪联系在一起的。忧心忡忡常常和某种道德判断紧密相连，无可奈何则往往源于某种必然性的驱使。事实上，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的二律背反几乎是每一个时代的文学家们都必须面临的困境，即使是在关于“人与自然”这样的基本问题上。
在世纪之交的转折点上，生态批评的重要代表乔纳森.贝特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全球变暖，冰川融化，海面上升，沙漠扩张，水源匮乏，物种遽减，污染加剧，病毒肆虐。面对这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仍然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的文学批评，贝特大声质问：“文学批评怎么能不直面这样的世界！怎样能不发出自己的质问：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Bate: 24）贝特不仅呼吁文学批评家们直面人类和整个地球的生存危机，而且揭示了生态批评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作为一种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思想，生态批评试图通过文学来重新审视人类文化，探索人类的文化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具体到文学批评中，生态批评就是要透过文学作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正如乔纳森.莱温所指出的：
“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便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在研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我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王诺：48-49）
生态批评实际上算不得什么高深的理论，甚至都不能说有多新鲜。因为，人和自然的关系，既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来未曾逃离的困惑，也是古今中外的文学家在无以数计的文学作品中“剪不断、理还乱”的永恒母题。在古老的中国文明中，大樗树下的庄周就曾经发出过关于“万物齐一”的忧思；在遥远的希腊文明中，基底恩的芝诺也曾经展开过“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悬想。而十八、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对与自然为敌的工业文明的抨击。雨果呼唤人与自然文明相待，梭罗反对以人为本地对待自然，甚至呼唤那个超越人类存在的“荒野”，在他看来，人类只有崇拜自然，才能拯救自身。十九世纪末的尼采叶曾经尖锐地指出，人类根本不是万物之冠，人类和别的物种并列在同等完美的发展阶段。二十世纪上半叶，史怀泽的“敬畏生命”和利奥波德的以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为最高道德的“大地伦理”则将这种生态主义的理想推向了新的高度。
然而，在人类思想的历史长河中，以上所述的生态主义的抑或“万物齐一”的思想，尽管是美丽的，但却从来没有成为主流，从来没有能够在除却文学和哲学之外的更为广泛的领域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相反，以“人是万物的尺度”和“人是万物的灵长”为核心理念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由于标举人的崇高价值和人在自然当中的核心地位，尽管被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赋予新的内涵，但从来没有被超越过。只有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过分强大甚至所向披靡到“无法无天”的程度的时候，生态主义的集结号才能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一定程度的纠偏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仅此而已的纠偏。谁也无法否认，认识、征服、控制、利用和改造自然，既是全部思想史的核心，也是整个人类生存史的核心。因为，作为地球上亿万个物种中的一个，人类必须在和其他物种的竞争中才能获得生存。事实上，人类中心主义尽管是问题重重，但在根基上却是不可超越的。
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于几个方面：第一，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强调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它把生产力定义为人们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过分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和需求，导致对自然环境的巨大破坏，并从而导致了生产系统和资源系统的严重失衡。第二，在对待后代人的利益上，存在着代际不公平。它只强调当代人的需要，置后代人的利益于不顾，置人类总体的生态平衡和全人类的延续于不顾。“资源赤字”、“环境赤字”、“生态赤字”，的出现使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不仅恶化了当代的发展条件，而且使后代的发展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第三，在对待当代人的利益上，存在着代内不公平。它只考虑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忽视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整体利益。少部分人的利益的满足是以损害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的。第四，是在对待人类以外的其他动物方面，存在着种际之间的不公平。随着人口的增长，耕地和经济林木面积的扩大，人类已经侵占了其他生物过多的空间领地，破坏了自然界本身的生物链。（郭艳华：162-163）
必须承认，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上述批评是一针见血的，也是有其现实的依据的。但问题在于，如果抛开这种批评的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将其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么，这种所谓的生态主义的思想不仅是有害的，而且其危害程度远远地超过了人类中心主义。因为，历史的经验和经济学的规律都告诉我们，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理论上来说，以生态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从概念的角度，生态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解读是片面的，甚至是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确实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目标，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决不能简单地简化为对物质的占有和支配。因为，作为一个意义深远的深层价值规范，人类中心主义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功利概念，更不只是物质占有的概念。它是一个完整的价值综合体，在功利价值之外，还包含着审美价值、宗教价值、伦理价值等。尽管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这种价值综合体变得片面，但其中的宗教价值、审美价值和伦理价值，并不因此而丧失。对工业化的反思和批评不必也不应该以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平面化为途径。
第二，从逻辑的角度，生态主义在根基上存在着内在的矛盾。生态主义肯定人与万物的平等齐一，提倡关注地球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反对人类主体与自然对象的分离。“既然万物平等，那么人的行为也应被认可为自然的一部分，为什么却被排除在了‘善’的自然之外而被公认为宇宙中‘恶’的化身？另一方面，如果粗暴地把万物家园早慧的罪恶全盘归罪于人类，把‘人’置换为‘恶’的代名词，有那个物种来担当重建和谐的职责？”（黄轶：131）事实上，一个生态和谐的世界图景的建立，最终只能是靠人类这样一个具有理性精神和审美能力的物种去实现。
第三，从现实的角度看，生态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有一个理论的预设前提，那就是，世界发展是均衡的，已经到了同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人类中心都已经穷途末路，必须加以拨乱反正。事实上，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传统的发展的理解并不一致。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的地理版图和精神版图上，前工业化、工业化、后工业化等经济类型以及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等文化模式都同时存在。不加区别地提倡生态主义、提倡可持续发展，只能是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对另一部分还没有富起来甚至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的人的胜利，只能是作为一种强势话语的生态主义对由于种种经济社会原因的微不足道的弱势话语的胜利。从这个角度来说，生态主义和生态批评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奢侈的话语。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厦门的市民通过“集体散步”的方式，成功地迫使政府将具有重大污染可能性的PX化工项目迁移到漳州的时候，很多人对此欢欣鼓舞，并认为是生态主义的伟大胜利。果真如此吗？其实，污染并没有被消灭，只不过被转移。其结果就是，厦门人能够和漳州人一起享受PX项目的物质财富，而污染却只有漳州人或者未来的漳州人独自承担。这不过是厦门市民对漳州市民的胜利，是拥有话语权的人群对不拥有话语权的人群的胜利。说到底，这不是生态主义的胜利，而是生态主义的悲哀。在国际舞台上，这样的实例更是累见不鲜。发达国家不是天天都在以生态主义的名义向发展中国家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吗？对此，我们必须加以防范。从这个角度来看，生态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沦为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强权。
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生态主义以及文学研究当中的生态批评毫无价值。因为，就理论研究而言，从来没有或者说从来不应该存在“不可证伪”的“真理性”。理论意味着片面，也意味着深刻，一种“深刻的片面性”。理论就像是一把手术刀，唯其片面，方能深刻，唯其深刻，方显片面。“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也许只能称之为某种浅层次的常识。从这个角度来讲，生态主义以及由此而来的生态批评，正如它所批评的人类中心主义一样，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却给我们诸多的启示，尤其是，作为对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文化的反思，它有一种重要的警示作用。由是观之，在当今中国的语境当中，生态批评尽管是一种奢侈的话语，但这种奢侈却是一种必要的奢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