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是不当老大很多年，我是不做学问很多年了。
不做学问很多年，自然也就不去关心或者有时会刻意逃避一些和学问有关的人和事，比如说，怕见到曾经给予自己期望的老师。
我和张学仁教授不联系其实很多年了，自然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但根本的心结就在这里。张老师倒是从来没有说一定要我继承学术的衣钵，甚至在听说我抛开在读的博士学位不管不顾，而一心钻到打工仔的行列的时候，仍然说“很好，人应该向各个方面发展”。虽然她常常如数家珍般地谈起自己曾经带过的研究生。事实上，张老师带过的研究生现在很多已经成为大学里的文艺学学科带头人，成为全国知名的教授、研究员了。
已经是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了，张老师如数家珍谈起自己的学生的时候，最后一个被数到的便是我。而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是面有惭色但又胸中勃勃。胸中勃勃的原因在于，我知道这是张老师对我的鼓励和期望；面有惭色是因为，我其实没有任何资格和张老师提到的那些学者们相提并论的。我当时还只是西北大学中文系一个普普通通的本科生。而且，严格的说，我并算不上是张老师的学生，因为，在我进校的时候，因为身体原因，张老师已经多年不给本科生上课了。我是因为对文艺理论特别是西方文论的兴趣，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非常冒昧地自己找上门去拜师求教的。求教当然是真的，拜师其实是谈不上的——我自己从来没有给张老师送过任何一样东西，相反，我倒时不时在张老师家里混吃混喝。
张老师骨子里面是那种大大咧咧的人。甚至在我看来，张学仁老师很有一些男性的气概。她的讲话语调的铿锵，性格之豪爽，和她瘦弱的身体，往往让人感到的是一种多少有一些奇怪的协调。有一回不知道怎么聊起来知识分子之间的人际关系问题。张老师说，她自己也得罪过人，但往往自己也不知道得罪了人，永远都还是我行我素一如既往地接人待物，不管是遇上什么事情。所以很多年过去了，自己和大家的关系一直处得很好，事实上，她自己也从来不知道有过什么事情让大家难以相处。
但是，张老师理论功底之深厚，学术思维之绵密，艺术感觉之细腻，在中文系是公认的。据说，在小说《第二次握手》还在以手抄本的形式私下流传的时候，张老师就曾经说，那本小说是“流着哈喇子写出来的”。这在当时算得上是振聋发聩的评价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她是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首届文艺理论研究班的学员。那个班上的同班同学我所知道的有谭霈生、缪俊杰等人。那时候是全国公开招考，总共一二十个名额，西北大学一下就占了三个，何西来、刘建军、张学仁。何西来后来留在了北京发展，刘建军和张学仁则被西北大学生生给拽回到了西安。后来，刘建军、张学仁成了中国高校中第一批文艺学硕士生导师。在他们的指导下，该专业走出了像罗钢、吴予敏这样的优秀学者。据知情者介绍，八十年代初，全国能招收文艺学硕士生的高校凤毛麟角，西北大学就是其中之一。十几年后的今天，在全国的文艺学博士点已经多如牛毛的时候，西北大学的文艺学专业仍然偏居一隅，继续无怨无悔地刷新着硕士点历史悠久的纪录。让人唏嘘不已。
我是张老师的“编外弟子”。但张老师确实把我像自己的弟子一样看待，而在我心目中张老师的位置也是别人不能替代的。我对理论问题的真正兴趣，应该说就是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是在张老师的指导下写成的。我至今认为，我对学术问题的把握就形成于那篇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王国维“出入说”毕业论文。我至今习惯于在写论文的时候“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而不喜欢高头讲章，纵横捭阖，就源于那篇论文几经曲折的撰写和修改过程。张老师说过一句话，然我至今难忘：“我现在很少写东西了，因为我没写下一句话的时候，就会有千百句话反驳自己。”事实上，这是一种学术境界，也是一种写作态度。
等我大学毕业，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准备赴京求学的时候，张老师已经和我是“忘年交”了。“忘年交”这个词出自张老师的口，虽然我心有忐忑，但也是颇感自豪。
前几天，张学仁教授专程打电话来，告诉我说，她已经读完了我的博士论文，谈了些看法，说了一些鼓励的话。我的眼睛真的是有些湿润了。这是一种温馨的感动。因为我知道，张老师已经步入古稀之年，而且最近十几年来身体状况一直欠佳。就她那样的年龄，那样的身体状况，读一点轻松的散文小说也还能算是消遣，要读完我那二十多万字的佶屈聱牙、晦涩难懂的博士论文，绝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事实上，两年多以前我托同学将我的论文送给张老师的时候，仅仅是出于礼貌。我没想过，她会一页一页地读完它，并且这个过程前后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
我现在都有些后悔两年多以前的“出于礼貌”了。
可敬可佩可亲可爱美丽和蔼可亲的张老师! 
可敬可佩可亲可爱美丽的张老师! 
